谁在文革时期听披头士?

文：枪总008

说起中国摇滚史的开端，除了崔健的《一无所有》与他早先的七合板乐队，摇滚青年们还会想起1979年冬，万星、李世超、马晓艺和王昕波四名年轻人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立的“万李马王”乐队。乐队以翻唱披头士、BeeGees和保罗·西蒙的歌曲为主，这被认为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中国摇滚乐队。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共产主义小组不是横空出现的，在“万李马王”出现之前，摇滚乐在中国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1979年春，小平同志画圈；1979年冬，中国摇滚的正史揭开序幕

可能一些读者朋友看过朱大可的《中国摇滚乐之父——林立果》，在这篇标题极具颠覆性的文章里，朱先生对林大公子的摇滚往事描述得有模有样：“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林立果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的身穿军装的动人造型，在崔健的记忆中固化为文化先驱的偶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摇滚歌手，林彪元帅之子、空军军官林立果是崔健的摇滚精神的隐秘的启蒙者。”——嚯，好家伙，这个大新闻直接把“中国摇滚他爸”这神一般的光环从崔健头上摘了下来，戴给了林大公子。

可惜朱大可描述的劲爆画面，被崔健本人亲口粉碎。2014年，崔健做客《锵锵三人行》时辟谣：“这个不着边际，你算算年龄差得太多了。他1971年9月出事时岁数已将近三十，我那时候才十几岁。在空军学院我确实接触过一个比我大一两岁的孩子，他弹吉他，仅此而已，但跟林立果没有任何关系。”——得，“爸爸”这名号还是老崔的，没跑。不过林立果听摇滚这事倒也能查到一些书面记录，他的未婚妻周宁在回忆录里，提到林立果曾为摇滚而撂下的一句硬话：“那个‘旗手’是‘下里巴人’，懂什么艺术？总有一天，我会让中国人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音乐。”

但是关于林立果与摇滚之间的可信之词，也就仅此一句，网上其它相关内容，多为不靠谱的杜撰演绎。我们没有崔顺实小姐的特殊能力，无法向林大公子本人询问当年的往事，但我们相信，既然林立果听过摇滚乐，那么他肯定不是一个人。那么摇滚乐究竟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有哪些作品传入？还有哪些人在文革前后的年代里听过摇滚乐？他们有着怎样的感受？——在网上我们找不到靠谱且翔实的答案，但甭着急，下面我们就沿着亲历者的叙述，挖掘出一段鲜活可信的60-70年代的中国摇滚“史前史”。

《血色浪漫》里，钟跃民在用语言描述《六月船歌》

不知道看过《血色浪漫》的读者朋友们是否还记得这个剧情：钟跃民领着兄弟们妹子们，在家中播放《六月船歌》，一边听一边用语言去描述音乐。尽管导演编剧并未明说，但这组画面其实会让很多老文艺青年会心一笑：这不就是他们在60、70年代玩的“地下沙龙”吗。那会公开的文艺活动受到我们难以想象的限制，所以地下文艺沙龙就在北京文青中流行起来。据《中国新闻周刊》介绍，1960年代的沙龙里有两个最有名气，一个是由郭沫若之子郭世英等人组建的“X诗社”（也被称为X集团、X小组），另一个是由张郎郎组建的“太阳纵队”。张郎郎曾对媒体说，《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看到这里喜欢《血色浪漫》的读者朋友可别急眼，且不用说张郎郎先生别的传奇经历，光是他与太阳纵队当年听披头士的种种故事，就确实要比船歌更令我们震撼。

张郎郎（图中），60年代地下文艺沙龙“太阳纵队”组建者，中国最早听到“披头士”的人之一。左为其父张仃，共和国国徽设计者之一；右为其母陈布文，曾担任周恩来秘书

1965年年底到1966年年初，北大的法国留学生郭汉博（Boris Goiremeberg）给张郎郎转录了披头士的录音带（当时还是大带子，不是我们熟悉的小磁带），而这是他最早接触到披头士。尽管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听到歌曲有个名号叫“摇滚乐”，而且学法文的他也不能全部听懂，但第一次听到这种音乐的他就立刻被陶醉了，硬着头皮地模仿、跟唱。

后来，郭汉博陆陆续续地为张郎郎转录了五六十首歌，没要过一分钱。这些歌除了包括披头士的四五张专辑外，还有其它的西方流行乐，比如鲍勃·迪伦的反战歌曲《随风而去（Blowin' In The Wind ）》。而在当年听过的所有披头士歌曲里，张郎郎最喜欢的是《P.S.I love You》。为了感谢不断无私播撒精神火种的国际友人郭汉博，张郎郎还送给了他一本影印版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80年代，张郎郎先生在美国购买了许多张披头士唱片，其中图为他亲自展示的两张，现放在北京家中

迷上披头士的张郎郎，在1966年拥有了披头士的唱片。唱片的原主人是林中士，这人很有来头，父亲是马来亚共产党领袖，母亲是位英国人，父亲的身份能让他来到中国，母亲又来自披头士的国度，绝了。而林中士对披头士唱片的要价不菲，张郎郎觉得太贵，就给他画画，用“以物易物”的方式换来唱片。通过郭汉博与林中士的介绍，以及唱片上的信息，张郎郎对披头士乐队的四名成员也是如数家珍。

那时虽然可以“偷听敌台”，但张郎郎他们主要是听新闻，至于音乐节目在短波中的音质很不好，听熟悉的古典音乐还凑合，听模糊不清的摇滚乐则完全无法接受。张郎郎说“只有在录音中和唱片中才听到清晰的节奏和旋律，才能被感动、震撼和打动。”

那么在当时特权阶层可以接触到的“内参音乐”中是否会有披头士的歌？张郎郎给出的答案是：“那时内部批判的西方音乐中，没有披头士。‘当局’根本不认为披头士可以算音乐作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披头士的音乐可以进入中国，主要仰仗于外国友人的“搬运”。

在太阳纵队内，沙龙青年们也纷纷争听披头士，并留下了不少故事。最夸张的是太阳纵队外围的青年韩增兴，一天晚上他抢先拿走迷你录音机，回去后把录音机放在自己的胸前，用耳机听披头士听了整整一夜。而他把录音机放在胸前的理由竟然是“我要让这音乐与我的灵魂共振！”可见，在那个被样板戏与革命歌曲统治的年代里，披头士这种完完全全不一样的歌曲真正地唤醒了他们的本能，真正源自于个体内心的热爱。

颐和园真是个有故事的地方。娄烨的电影，六爷的冲锋，还在60年代飘荡过披头士的歌声

太阳纵队曾在颐和园聚会，在西堤后面的湖中划船时，他们把录音机放在船上播放披头士，于是“水中鱼儿望着他们，悄悄地听披头士愉快歌唱”。这样的画面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相当惬意美妙的，但当时却是一场禁忌之下的冒险。

组织地下沙龙，搞文艺创作，听西方音乐这些行为样样都是“踩着高压线跳舞”，甚至会掉脑袋。1968年，张郎郎遭受公开通缉，后被抓捕判刑，罪名有三：“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而他听披头士等唱片、录音带的行为，被定性为“公开播放反动音乐”——正是在颐和园，北京公安局的俞强声划船跟踪了太阳纵队，并给张郎郎记录下这个“罪行”。1970年，张郎郎被打入死刑号，直到文革结束后出狱重获自由。在这期间，张郎郎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总理说要留下活口，才死里逃生。

60年代听披头士在中国可能要掉脑袋，而老大哥那边甚至与披头士们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前苏联文化评论者甚至认为：“西方大坏蛋们花了数千万美元，建立了各种庞大的组织，想要颠覆苏联体制——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自由电台……而我相信这些愚蠢的冷战机构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如‘披头士’的影响力。”有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看看这本书

1968，法国五月风暴。那边法国留学生可以大摇大摆地听披头士抗议政府，这边张郎郎先生偷偷摸摸地听披头士还得蹲大牢，前者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张郎郎遭受通缉之后，太阳纵队解散，但沙龙中的成员，比如张郎郎的弟弟张寥寥继续听着披头士，并成为披头士的铁杆乐迷。虽然张寥寥并没有像哥哥那样，因为写诗、搞沙龙、听音乐而遭受牢狱之灾，面临掉脑袋的危险，但因为外国留学生纷纷归国，此时的披头士黑胶唱片变得更为稀缺。因为要收回借出去的唱片和其他纠纷，他不得不动用一切手段，甚至去跟其他的干部子弟、社会青年打上一架。能想象吗？当年的茬架理由，不仅仅是为了军大衣、大飒蜜，还可以是为了披头士。

干部子弟茬架，可以是为了军大衣大飒蜜，也可以是为了披头士

时间来到70年代，此时披头士已经解散，但他们的歌继续在北京的文艺沙龙里传播着。1972年夏，北京铁道部宿舍诞生了另一个文化沙龙，组建者之一是霜子女士，而“根据地”就是她家里的客厅。原太阳纵队成员张寥寥带着《在路上》这样的现代小说，带着披头士的黑胶唱片走进沙龙。据霜子回忆，张寥寥曾用吉他在沙龙里弹唱披头士的《Yesterday》《Yellow Submarine》等歌曲，而且弹吉他的水平相当不错。

70年代，张寥寥（左）与霜子（右）两位披头士“铁杆乐迷”的合影

除了披头士，霜子女士在70年代还听到了张寥寥带来的猫王、Brother Four、ABBA、保罗·西蒙等其他西方现代流行歌手/乐队的唱片

受张寥寥的影响，霜子本人也成了披头士的歌迷。在她并未公开发表，只在朋友间分享的小说《黎明和他们  — “北京故事”》里，她细腻地描述了当年初次听到摇滚乐的感受：“他们开始唱英文歌，不是那种意大利美声的唱法，而是我从未听到过的摇滚乐：猫王、‘Beatles’、‘Brother Four’。林乐（小说中角色，原型为张寥寥-笔者注）的嗓子沙哑、平实、有如耳语，但非常真实、自然、直捣人心。这是另一种文化，不那么富丽堂皇，不那么具舞台效果，但是却更加动人，因为这是生活的文化。”

披头士专辑《Rubber Soul》，发行于1965年

当被问起当年都听过哪些披头士的唱片时，霜子的第一个答案是《Rubber Soul》，并清晰地描述了唱片封面“墨绿色，有他们四个人的照片”。整个70年代，张寥寥和霜子听过的披头士唱片多达十几张。在那个全民狂热，集体跳毛式disco的年代里，他们却与世界青年同步，听着披头士，哼唱着《Hey Jude》，不被其他中国人所知。他们虽然与其他国家的摇滚青年们同在一个年代，却置身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恐怕那时的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们完全不会想到，遥远的中国居然会有他们的歌迷。披头士的歌声，仿佛来自异次元的信号，穿越威权设置的重重铁幕，进驻心头，激荡起自由的旋律。

霜子女士在70年代的自画像

 铁道部宿舍沙龙成员彭刚为霜子哥哥所作的画像，画于70年代

图为1988年，张寥寥（图中）在日本期间玩吉他。他也是笔者所知，在中国最早用吉他弹唱披头士歌曲的人

张寥寥当年的画作

全世界都“燥起来”的60年代，一些对革命怀有空想热情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摇滚青年，认为文革中国才是最摇滚的国度

实际上如果没有“铁幕”，披头士四人或许还真对到中国开演唱会有着相当的热情。1968年，列侬在《Revolution 1》中甚至写出了这样的歌词：“But if you go carrying pictures of Chairman MaoYou ain't going to make it withanyone anyhow（如果你要带着毛主席的照片上街头，那么无论如何你是不会成功的）。”可以看出列侬对于激进革命的态度——带着毛泽东的照片、拿着红宝书就是革命吗？当然这其中还可以传达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列侬同志对中国是相当关注的。在1964、1966年，披头士还分别在香港与东京开了演唱会，如果有机会的话，顺道来趟北京真不是什么难事。可惜历史就是历史，这种假设只能存在于《沿着瞭望塔》这样的虚构小说中了。

1964年6月9日，披头士来到香港，距离北京2162公里。这应该是整个60年代里，约翰·列侬他们离郎郎、寥寥等北京歌迷们的最近距离

不过纵观整个60、70年代，披头士歌曲一直处在秘密传播的状态，并未在北京的地下沙龙里成为主流。而太阳纵队与铁道部宿舍沙龙，也都以绘画、诗歌、小说等创作为主，没有尝试过音乐方面的创作，也就谈不上创造出自己的摇滚歌曲了。所以披头士的音乐在当时的经历，只能是中国摇滚的“史前史”。

但这并不意味着老一代的文艺青年与后来的中国摇滚乐全然没有关系。太阳纵队的著名成员，诗人食指，在60年代写下的名作、开启中国新诗传统的《相信未来》，就是说明老一代文艺青年对中国摇滚也有贡献的最佳案例：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住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太阳纵队成员，诗人食指（郭路生）。他的代表作《相信未来》，滋养着汪峰这样的90年代摇滚青年

 2009年，汪峰发布专辑《信仰在空中飘扬》，其中的《光明》就是直接向食指的《相信未来》进行致敬的作品。主旨与《相信未来》相通，结构一致，许多歌词的意象也并无不同，如“灰烬查封了凝霜的屋檐”“用固执的枯藤做成行囊”“虽然失败的苦痛已让我遍体鳞伤”等等。 

张郎郎还提到一段与崔健有关的往事：90年代初，他邀请美国大使罗德及夫人包柏漪听老崔的现场，包柏漪当场就跳了起来，伴着节奏跳舞：“第一次听到了中国的摇滚！”

1979年，诗人芒克、北岛在玉渊潭举行诗歌朗诵会，吉他很抢戏

所以尽管只是听披头士，没有搞出自己的摇滚乐，但60、70年代的文艺青年可以通过另一种艺术形式——诗，影响着后来者的文艺创作。他们的许多诗作铿锵激昂，充满生命力，回响着个体的呐喊。这些作品有对时代的控诉，有对体制的挑战，有对自我的表达，对未来有着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这些情绪、情感与思想，与80、90年代的青年乃至咱们自己在追逐摇滚乐时的许多精神诉求是相通的。

80年代的披头士中文唱片，封面透露着一股神秘色彩

我本以为在《回到苏联-披头士震撼克里姆林宫》中的这句话—— ”披头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万俄罗斯少年的心灵，并让他们做好准备来面对苏联的终结 ”只适用于苏联，但听到张郎郎的披头士往事，看到霜子当年小说中的文字，我知道我错了。谨以这篇文章，呈现摇滚乐在中国的最早历史。因为有着当年亲历者的讲述，我做的只是一点微小的工作，谢谢大家。

特别鸣谢：

张郎郎先生，60年代文艺沙龙“太阳纵队”组建者

霜子女士，70年代铁道部宿舍文艺沙龙的组建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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