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精英为什么不信任民主？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
——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场》
“在美国考察期间，诸多新事物吸引了我的目光，其中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身份平等。我毫不费力地发现身份平等这一事实对整个社会的运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引导公众舆论，确定法律方针，赋予政府全新的指导思想，培养民众特殊的风俗习惯。”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本文的标题也可以改成《平等与自由，哪个更重要？》。
昨天的文章《中国终将统治世界，为何挡也挡不住？》吓跑了本号的一些关注者。实际上，中国远不是一个平等社会。所以，那篇文章只是告诉大家，如果罔顾最起码的事实，就会得出打鸡血的结论。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背诵。但，究竟什么是自由，却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
其实，中国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这跟中国传统文化喜欢标榜道德有关。道德是自由的，因为道德是个人的价值观，它有很多心理因素。
所以，中国式的自由主义，往往是一种原子化的、自私的个人主义。所谓阿Q精神，就源于这样的自由念想。
究其原因，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跟中国没有西方那样的哲学有关，即，中国人缺少概念、范畴的建构能力有关。我们缺少逻辑思维，只适应简单秩序，也就是丛林法则。
动物是自由的。但它们生活在丛林之下。而人类的法则，是一种复杂秩序，它来自人为的建构。尽管有所谓“自生自发秩序”的说法，但人具有自我意识这一点决定了，社会是一种人为秩序。自由只有放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才有意义。如此，自由问题，就必然与平等问题相关。
西方文明史，尤其是政治史的演进，与人类追求平等的历程是一致的。西方历史的重大事件，基本上可以解读为，那是一部人类争取平等，摆脱丛林法则的历史。
古希腊开始实行公民政治，但只有一小部分人，才享有公民资格。所以，才有解放奴隶的梭伦改革。罗马人的贡献是民法，民法确认公民的人格平等。基督教兴起之后，实现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则进一步唤醒了个人主义。自从英国1688年光荣革命开始，人类开始降服绝对王权。1776年的美国独立，确立了人人平等的宪政制度。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则对旧制度进行了残酷的清算。此后，整个西方世界都逐渐步入了自由民主体制。
然而，历史并未终结。平等，仍然是奢侈品。两极分化，特权现象，甚至极權主义，都在嘲弄人类对于平等的追求。
今天的“白左”为什么那么关注平等？因为平等并没有实现。通过国家制度来实现平等，似乎成了一种不可能。
平等（民主）问题，似乎越来越与人类的心灵密不可分，而不是单纯依靠政治制度的设计，就能够加以解决的。
平等，主要是一个民主问题。正如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在为《论民主在美国》所写的《导言》中所指出的，托克维尔“基本上是把‘民主’这个词看成是社会的各个方面走向平等的趋势的同义语，认为这个趋势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和最不可逆转的结果……他还用这个词指普选，指社会日益走向可以清扫一切特权，而主要是可以清扫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特权的平等的演变”。
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首先表现为平等化趋势，民主可能与自由结合，但经常与专制为伍，导致“民主式专制”。这是因为平等虽然替这个世界带来了重大的利益，但也使人们养成了一些极其危险的性格，它使人与人彼此孤立，使每一个人只顾及自己，使人的心灵过分向往物质的满足，致使社会到处弥漫着利己主义的思维。为此，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主张“民主式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民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然而，什么是自由，能否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人们的自由，却又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尤其是今天的“白左”，都投入到了此一研究之中。
实际上，自由主义的奠基人霍布斯和洛克，分别提出了个人主义的自由，和共和主义的自由。托克维尔则认为宗教可以成为自由的保障。他认为宗教能够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的种种世俗欲望，从而将他们的部分注意力引向来世。宗教即使不能确保来世得报，但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极其有用的。”对个人来说，宗教还能够促使人摆脱民主社会普遍的平庸，向往并追求伟大；而对国家来说，宗教能够促使人心向上，“使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
为此，托克维尔主张，民主时代的立法家和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为了使灵魂不朽这样的信条为人们普遍信奉，政府所能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在行动上每天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灭论。……政府只有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和尊重宗教道德。”
知识精英对民主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都是民主的批评者，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是三种坏政体之一。现代思想家对民主也进行了全面批判。但他们最后的落脚点则比较玄虚，一般都只能求助于人类心灵的完善，而非政治制度的重新建构。例如，杜威主张对话。施特劳斯主张回归古典理性，教化社会精英。沃格林主张人类的心灵救赎。剑桥学派的昆廷·斯金纳主张复兴共和主义。阿马蒂亚·森主张民主和自由是两面一体。而阿甘本则似乎试图打破各种民主自由的神话，主张人类共同体是随时来临中的。
现在回到中国，看看托克维尔对传统中国的批判。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
中国尚未完成西方那样的“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法治文明也是契约文明。而契约最基础的条件之一，是意思自治与人格平等，后者在政治上则是身份平等。只有政治平等实现了，才能够去建设法治。而法治是自由的保障。
同样，我们对“白左”的认识，如果放进这么一个历史大背景之下，就不难变得清晰起来。洛克、托克维尔、奥威尔、杜威、斯金纳，等等，可以说都是“白左”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