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在抵制耐克？

生活在中国的好处，就是每天都有新鲜事可以看。一会儿三星堆，一会儿欧美联合制裁，一会儿打砸抢烧。

这样的剧目，每天都在上演，性质也都是一样的，都是忽悠，所以嘛，实际上，一点也不新鲜。

什么民族主义啊，什么爱国啊，其实都不是。根本上，是自己扇自己的耳光玩儿。不过，有时候会玩出火，让参与者或者被动参与者，鲜血淋漓，甚至家破人亡。

三星堆的问题，不是中国古文明有多牛逼，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跟欧亚文明最早的几个发源地有着广泛而深刻的交往。之所以器物被焚毁，文明被中断，都是权力在起作用。

三星堆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是跪坐着的小铜人。他们地位最低。那些金面具，纵目铜人，或者高高耸立者，是国王、祭司、贵族。他们之所以显得高大上，是因为有那些跪坐者。

而在今天，这类人并没有真正站起来。不但没有站起来，还比以前更加驯服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泛滥，让现代权力的运作更加得心应手。这已经成为一种全球现象。

在一个自由民主理念遍地开花的时代，权力为什么仍然能够如此有效呢？因为权力的原初结构，就是进行“敌我区分”：一部分人成为特权者，大部分人成为权力的祭品。一旦这种区隔成功了，那么，权力就能够将大部分人“关进制度的笼子内”。而这些笼子内的人，也会相互区隔，彼此残害。于是，在这种封闭系统内，权力结构会越来越稳固。

施米特说，所谓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而在阿甘本看来，主权者和成为祭品的“赤裸生命”，都是相互神圣化的。而所谓神圣化，其实就是非人化。例如在美国，川普将一部分人称为“真正的美国人”，而那些“真正的美国人”则将川普视为“天选之子”。

那些抵制耐克的人，只是在参与一场表演。但一旦假戏做真了，就会露出权力的原始性和狰狞面目。抵制如果仅仅出于个人的真实意愿，而且不去伤害无辜者，就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抵制者会借口这是一种授权，而超出个人性，去攀附权力。其结果，不过是将自己投入虎口。

抵制，本质上也是祭祀的一种更加社会化的形式。只是绝大多数时候，被献祭的，往往是抵制者自己。不过，也许，他们愿意成为献祭的“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