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掉我爸”：年轻一代无处安放的愤怒

看到这幅图，你可能以为，这只是少数青少年的激愤之辞，代表不了大多数。

但，你很可能错了！少数，看起来是例外，但例外却往往代表了一种潜力、权能，一种“造法”行为。就像新冠，看起来是例外，慢慢地，就成了常态。它正在改写世界和人们的交往规则。

很多看起来不正常的事情，里面却潜藏着决定命运的选择。它们很可能成为“新常态”。

很多看起来高深的道理，其实，就在我们眼前的生活点滴中，折射出光芒。只是，哲学家们将它们说得玄而又玄。例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样也是一种自然法。只是，有的哲学家将自然法中的那个最高的决定性力量叫做“理性”或者“神”。

成文法，规定的是普遍性。但法律永远跟不上情势变更，即成文法不可能完全对应并规范现实生活。而往往正是诸多成文法中没有规定的“例外状态”，能够“造法”。权力之所以是权力，就是因为它总是不愿意受制于成文法。所以，权力总是擅长制造“例外状态”。正如施米特所说的那样，“主权者就是决断例外状态的人”。

“干掉我爸”在古代中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位列“十恶不赦”的前面几种。但在今天，仇恨、愤怒的对象，几乎遍及任何事物。从仇富到仇官，再到仇父。好像并非一个没有历史逻辑的进程。而是有某种演化秩序在其中。

持久的“商品拜物教”、“权力拜物教”，让中国人生活在消费主义和威全主义之下，但由于网络的展示功能，人们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只有少数自觉的人在抵抗这些现代宗教，其他的绝大多数人似乎已经默认了资本和权力的泛滥。但在这种默认中，无比焦虑的人们，仍然在寻找报复的对象。

于是，“父亲”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首先，中国传统中，父权制在今天仍然得以延续。“父亲”代表着一种威权符号。它喻指、象征那个预先决定了自己命运的力量。其次，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性，让绝大多数人认“国”为“家”。那么，“国家”的危机，实际上就成了“我爸”的问题。但这个“我爸”，不过是一个崇尚西方文明的“小资产阶级”——他背叛了“家庭”。让“我”的生活变得撕裂、焦灼。

无数个“我爸”，将“我”抛入、射进这个“国家”。但他们却心猿意马，一方面嘴中爱着其他“国家”，另一方面他们却依附于“我的”这个“国家”。正是“我爸”的撕裂，导致了“我”的撕裂。因此，假如发生战争，那么，首先是“我爸”的不负责任。所以，“我”必须“干掉我爸”！这似乎就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多年前，于建嵘就写过一篇文章，《父亲是个流氓》。现在的“我爸”们，应该并不比那个时候的“父亲”更好。

所以，年轻一代说“干掉我爸”，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他们躺平，更加不意外。从仇富到仇官，再到仇父，难道不是合乎历史逻辑的吗？我们怪不了年轻一代。如果“我爸”们再不自觉地为年轻一代腾出足够的生存空间，被“干掉”也是迟早的事儿。

要么自我牺牲，成就自己人之为人的品格；要么，因为被“干掉”而白白牺牲。《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的作者，特里·伊格尔顿，在刚刚有中译本的《论牺牲》一书中认为，古代的牺牲，与国族和部落的起源时刻相互重叠，大部分文明往往自野蛮中浮现。随着时代变迁，牺牲又从仪式性的屠杀转换为一种道德行为。

“干掉我爸”当然是一种不法的念想。但站在文明史的高度来看，它很可能是即将迸发的火山的一股炽热岩浆。它拷问着无数“我爸”们，能不能有些“向死而生”的德性，活得真实一点、道德一点、勇敢一点。年轻一代无论看起来多么不堪，未来终归是他们的。没有牺牲，就不可能有新的秩序，以及新生的主体性。但，真的不应该继续牺牲年轻一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