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父亲是如何“杀子”的？
“他那么痛苦，一旦为所欲为，该多么危险！”
——艾提·海勒申，转引自《非暴力沟通》
昨天的文章《弑父：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提到：西方是杀父文化，东方是杀子文化。杀父，让西方文化不断突破自身而开新。杀子，让东方文化不断吞噬自身而固旧。这种东西差异，不是理论虚拟，而是实实在在的，仍然发生在我们周围。
今天的中国，根据官方统计，有2.5亿精神病人。其中，青少年的精神状态是最令人担忧的。而其源头往往在社会，尤其是家庭。
据说，孩子的智力一般来自母亲，而性格往往来自父亲。在中国，母亲是“忍受”的符号。而父亲，则是普遍缺位的。但这样的父亲，就像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的那个父亲一样，一方面自我封闭，痛苦不堪，没有沟通能力，一方面自以为是，专横跋扈，颐指气使，缺少反省能力。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的孩子，从出生开始，就被家长们各种错位、扭曲的价值观所包围。所以，他们在心灵、精神上，也是错位、扭曲的。
精神病，就是灵性病。即，一个人的灵性严重缺失或者扭曲了。灵魂秩序和社会秩序，是相辅相成的。具体的灵魂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基础。而社会秩序也会决定性地影响具体的灵魂秩序。例如，古希腊时期的人类，是有孩子气质的；而纳粹德国的人们，将人当作神，以致整个社会都陷入了疯狂。
灵性病，是信仰和价值观的扭曲。哲学地说，就是不仅对社会、现实问题认识不清楚，而且，对什么是“超越”也无法理解。按照沃格林的说法，所谓“超越”，就是“超越性的经验”，其经验对象是作为存在根基的“神”——人的灵魂，意识或精神，就是“人”与“神”打交道的场所。
沃格林的“神”，不是各大宗教的神性实体，如耶稣、安拉等。而是指存在共同体的根基。灵性病产生于人、神之间关系的扭曲。人无法对神敞开自己，就会得病。人就会拘泥于自己的欲望和痛苦。在意识上，就化解不开。于是，精神病一般都表现为抑郁症。
具体来说，中国的孩子在以下意识上，都是严重缺失或者扭曲的。
——宇宙意识（精神）。大家熟悉比较的是“天人合一”。中国传统也有“天道”信仰。但正如沃格林所说，中国的宇宙论秩序，没有像其他文明那样，向心性论秩序发展。这样的发展是需要一种突破精神的。健全的宇宙意识中，人是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催生出哲学与宗教。于是，西方人的心性，既有紧张的一方面，又有活泼的一方面。不像中国文化，重在“内在超越”，结果，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小宇宙”，并对无穷宇宙空间关上大门。宇宙本身，是存在的“天地人神”四维结构的表现。宇宙意识的扭曲，让人失去了生存的源头活水。
——世界意识（精神）。中国人眼中的世界，往往是以己度人。中国“入世”之后，一个最奇特的现象是，很多中国的孩子认为，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而跟外界无关。中国人可以独立自主，不需要依靠西方。殊不知，世界的一体化，很久很久以前就发生了。在古希腊时期，斯多葛学派即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而传统中国历朝历代的自我封闭，导致了中国人的臣民心态。世界意识，也开启了基督教、罗马法的普世主义。今天，具有世界意识的人，不会轻易相信各种“假想敌”。
——团体意识（精神）。余英时说，“自由散漫几乎可以概括全部的中国人的社会性格。”中国人的互害，是一大世界奇观。即使移居海外，华裔根本逃不开彼此算计。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世界意识的扭曲，总认为中国人是特殊的，而且，自己应该拥有特权。所以，也是一种帝国心态。更多的原因，在昨天的文章《弑父：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中有详细说明，不再赘述。
——反讽意识（精神）。中国人缺少自我否定的品格。否定，需要理性精神，以及某些信仰因素。自由，如果没有反讽，就会发展为“唯我论”的专制。而所谓反讽，就是一个人能够意识到，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并不是什么特殊材料，只是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罢了。具有反讽精神的人，不会迷恋世俗物质利益的占有。而是将“占有”转变为“存在”。善于自嘲、反讽的人，知道一切都是偶然，所以就不会患得患失，不会仇恨世界、社会。
——单子意识（精神）。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告诉我们，世界是先定和谐的，世界是一个无限连续体，有无数个单子实体。他最有名的说法有：世界上没有两片树叶是完全一样的，池塘里的水草也拥有整个宇宙的信息。单子意识，既能够让我们心怀天下，也能够让我们抱有平等精神，还能够让我们享受自己的独一性。这也是一种开放性的人生态度。“我”也是为自然为社会为世界立法的一份子。我的声音和姿态，能够与他人和谐共生。“我”拥有一切！具有这种意识的人，会尽可能地追求与收获人生的幸福。
——悲悯意识（精神）。这是佛教的精神。印度智慧，无与伦比。我们都是宇宙的一面镜子。我们应该为世界贡献最好的一面，而不被“我执”所困。我应该远离人类中心主义，私己主义。上帝是绝对的他者。其他人，他者，不是我的地狱，而是我的另一种面相。以身饲虎的寓言告诉我们，人类和世界，在精神上存在着“互养”的关系。能够悲悯者，就不会嫌弃自身，也不会贪求占有。
——游戏意识（精神）。人生就是一场游戏。这是积极进取的说法。西方文明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游戏“范式”。游戏，可以解构权力的自我圣化。游戏，是古希腊人“孩子”精神的象征。游戏，在规则之下进行。处在游戏中的人，不得在规则之外行使暴力。真正的游戏，解构功利性，而只是追求游戏过程的快乐和参与。而中国人则将游戏变成了生死肉搏，抛弃了游戏的精神性，不求过程，只重后果——毫无意义的物质利益。
——律法意识（精神）。为了能够快乐地游戏人生，就需要健全的律法意识。这也是对自己生存权利的捍卫。律法精神，不是成文法传统，而是一种创造“活法”的经验哲学。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写道：“世上一切法权是经由斗争而获得的，每一项既存的法律规则必定只是从对抗它的人手中夺取的。每一项权利，无论是民族的还是个人的，都以坚持不懈地准备去自我主张为前提。”他还说：因为“法是吞噬他自己孩子的撒旦”，法只有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在平淡无奇的地方，在为权利而斗争的地方，权利变成了诗歌——因为为权利而斗争，实际上是人格的诗歌。”“私权，而不是国家法律，才是一个民族政治发展的真正的学校！”很遗憾，中国人的自我封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缺少律法意识。
——身份意识（精神）。每个人都有多重身份。每个人都有神性在自己的人性之内。每个人都生活在看起来污浊的社会中。所以，单一的身份，是危险的。只将自己看成是“中国人”，不正是各种仇恨的根源吗？正确的身份意识，也是律法意识的延伸。法，高于政治；法，存在于宇宙、世界的“自然”之中。’
——责任意识（精神）。这是十个意识的最后一个。十个意识中，没有道德、爱。因为道德与爱，最终是欲望的实现，是相互关系。道德与爱，也是自由的范畴。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好将自由理解为个人责任。尼采也是这么看待自由的。萨特则说：“人是注定要受自由之苦的，因为他并没有创造自己，但却是自由的。因为一旦被扔进这个世界里来，他就必须为他做的每一件事负责。”萨特的自由观和“他人即地狱”一样，具有某些悲观色彩。这是需要克服的。
在具备以上十种意识之后，人最终的追求，才能“复归于婴儿”，永远做个孩子，在游戏中追求卓越，而又不去占有这种卓越。这是一种健康的心灵，也是一种健康的宗教。中国人，应该在政治、社会、家庭等等事务中，追求灵性的觉醒。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告诉我们，民主时代的立法家和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致力于提高人们的灵魂，把人们的灵魂引向天堂……使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洋溢于民主社会。”为了使灵魂不朽这样的信条为人们普遍信奉，国家也应该以身作则。
“救救孩子！”中国人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致力于扼杀孩子的灵性，即以上十种意识。而惟有正当的意识秩序，才能开出良好的社会秩序，才能让每一个孩子真正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