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的大学教授连文章也不会写了？
昨晚的文章《中国人的语言低能：在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捆绑下》被投诉、删除了，只好大修、重写。纯粹讲道理，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文章，不发出来与大家分享，觉得很难受。 |
我们文化的最坚实基础，即主体性和意识，事实上取决于最不稳固和脆弱的语言行为。
——阿甘本《幼年与历史：经验的毁灭》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朱刚，其文白夹杂的悼文，引起网络普遍唏嘘。其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现象：现代中国人还要不要文言文？
我认为，整体上是不需要的。因为文言文的语境，即其对应的社会历史条件，早就消失了。当然，任何人都有权利继续玩文言文。自娱自乐，用文言文写作，填写古典诗词，在小圈子内风雅。但语言在公共使用时，必然是追随当下的，应该与社会现实、历史处境相一致。
（不过，还是插一句。台湾“总统府”的公文，经常古意盎然，那是人家承接传统文化承接得很好的缘故。台湾孤悬一隅后，反而默默地延续了中国传统的所谓“文脉”。大陆人则对传统破坏地比较厉害，所以，想要捡起来，尚需时日。）
大家都知道，现代汉语是现代化的产物。日本走在中国人的前面，所以，他们通过翻译，比中国人更早地将古代汉语，转换成了现代汉语。而且，是成功的。
这种成功来自汉字的特殊性。尽管大部分甲骨文还没有破译出来，但人们使用的汉字，基本上和古代的字形、意义差不多。不像拼音文字，古今之异，可谓面目全非。例如古代的希腊文，和现代的希腊文，简直不是一回事。英语也差不多。而拉丁文则成了一种不可能复活的死语言。
汉语最大的秘密，不是它的象形，而是它的读音。汉语在读音上，与欧亚大陆的诸多语言，可能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主要是借鉴。例如，很多汉字的发音中，明显带有印欧语言、印度语言、北欧语言的影响。仅以汉语与英语为例，在发音上近似的常用词就不少：毫hair发feather背back耳ear父father母mother伯brother君queen，等等。
这意味着，在远古时代，世界人民的交往，就已经非常密切了。不像今天，动不动就搞意识形态大战，将本来可以互译互通的语言，人为地隔阂起来。或者强调自己的传统、文化、民族的特殊性和优越性。殊不知，如果中国的古人看到了，也会笑话我们。
中国历史的问题，就是人为地阻断历史的自然演进。在传统王朝的统治下，中国人固守着那一点点可怜的文化，认为历史不需要改变，中国已经是天下的中心。封闭在权力桃花源中的人们，根本“不知有汉”，外面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永不停歇地进行着。
语言的变化，其实就是历史的演进。就像人类的幼年一样，它通过学习一种语言，而获得操守“母语”的民族身份。但这个过程，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否定。不过，幼年成人后，其固执也就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他在语言上的学习，也越来越少了。可见，语言从来都具有否定性和革命性。语言，塑造着个人的主体性和意识。国家其实也和人一样。但国家的语言，往往表现为法律、意识形态。
按照阿甘本的说法，人类并不是天赋就有语言的动物，而是只能学习语言的动物。因此，语言，只有不断“复归于婴儿”，才能获得新鲜活力。也因此，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或本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是一种自我捆绑。所以，不必迷信任何语言，包括法律，也只有通过否定来不断建构新法。从而，法律成为“活法”。正如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中所写的，因为“法是吞噬他自己孩子的撒旦”，法只有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决裂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
中国人在强烈的现代民族主义（一种舶来品，并非土生土长）情感下，总是鼓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如何没有中断，如何如何优越。但没有中断，往往也是固步自封的同义词。优越往往是视野狭窄的同义词。
我的文章之所以被投诉，就是因为那些二百五们，看到“革命”两个字就慌了神。革命revolution，并不是政治的，而是日常性的，其本意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即，回到本然、不据的状态。就像婴儿一样，一无所有，但却充满无限潜能。所谓“西方”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或地理、文化单元，它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更新能力，是不断自我革命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