懦：一个字读懂中国五千年文化

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国人，说话是躲躲闪闪、兜兜转转的，差不多可以将不熟悉这种文化的“老外”绕晕。有话不直说，就是中国人、中国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最显著的表现特征。

今天的文章改写自我10年前的文章。主题是：如何用一个字概括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并且，用这个字可以反映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根本差异。

懦：一个字读懂中国五千年文化

当今世界，最可怕的力量，非虚无主义莫属。而虚无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犬儒主义——它是这样的一种东西：知道了，又如何？知与行严重分裂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变成了“可以穷，但决不独善其身”，“可以达，但决不兼济天下”。我知道这样不好，但我还是要那样做。

Petterson说：“犬儒主义是西方迄今为止个人自由的最极端版本”。不过，中国是犬儒文化最发达的国度。这跟传统推崇“学而优则仕”相关。福柯的“知识即权力”，在中国文明一开始的时候，就实现了。

被誉为中国“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因为他的独立知识分子立场，所以其人的很多观点都击中了中国文化的致命伤，例如他说“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国即使再过五千年，也不可能独自发展出资本主义”、“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

《中国文化的命运》是梁漱溟的遗稿，他在其中写道：“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前的文化；一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很显然，这句话更经典！它概括地阐明了这么一个道理：中国社会之所以停滞不前，与中国人没有信仰是相关的。但这个结论仍然不够简洁、精炼、优美。那么，有没有更好的概括？

当然有！这就是“懦”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道释”应该称作中国的另类三大宗教“懦教”、“逃教”、“物教”：“懦教，一直是中国历朝历代的官方宗教。”

【懦教】 

孔子是中国犬儒文化的带头人。孔子与弟子相失后，独立于郭东门，被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对此他不仅没有感到羞耻，反而喟以“然哉！然哉”，欣然承认了自己的丧家狗身份。

人们常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实际上，对于中国人来说，一个“懦”字才是他的全部人生。“懦”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样貌！中国之所以钟情儒家学说，其背后其实就是以“懦”混迹于世。丧家犬，其实就是游荡的犬儒。

两千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制度一以贯之，就是“罢黜百家，独尊懦术”。就像马克思所揭露的那样：类似中国的置度，其“惟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这大概就是“懦”必须付出的代价！

上面的这些说法绝非意气用事，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渊源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密码。从文字学上看，“懦”、“儒”的字根相同，都是“需”。人生的意义，社会的动力，经济的原理，政治的起源，文化的内涵，等等，其实都与“需（求）”有关。但在中国，永远只有一部分人才能谈论、满足“需（求）”，而其他绝大多数人只能被排斥在“需（求）”之外。

在甲骨文中，“需”是一个带有原始宗教色彩的字，它从人，从水滴，字形就是一个人在雨水之中，会人沐浴之意。甲骨文的“需”字，就是巫师的形象。而中国早期帝王就是巫师的首领。历史记载，商汤就有祭天求雨的本事。

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的文明。”萨满式的宗教体系是以后中国传统道教以及其他民间宗教信仰的基本源头。其主要主要特点，就是把世界划分为天地神人等不同的层次，只有巫觋能从中沟通。中国没有创世神话，而且“巫史同源”，巫师、史官于是一起兴风作浪。黄帝之孙颛顼“绝地天通”，阻绝了黎民百姓对于“天”的信仰。而黄帝的史官仓颉，通过造字，让巫觋阶层进一步掌握了愚民的工具。在甲骨文中，“巫”是两个“工”（如同器量工具的矩）字的交叉，说明巫觋阶层都是“专家”。

为什么历史记载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因为从此“诈伪萌生”。而其根源是：文字出现之后，天人之际也就是神人之际，从此告别了“人人沟通时代”，而走向了“独断沟通时代”。天人之际的沟通逐渐被巫觋阶层所垄断了。而这些巫觋阶层，最后往往都成了古代中国成千上万的小国的首领。此后，“巫”之“需”，即愚民教化的功能，逐渐地由帝王垄断转为由一般的“儒”（司礼者）来进行掌控。所以，“儒”一开始就是巫师（帝王）的助手。

而且“懦”、“儒”本是同根生，这两个字都以“需”作声兼义符。“需”最开始可以读“软”与“懦”。物沾湿则柔弱下垂，故“需”又引申读ruǎn（软）。人的意志不坚强，故“需”亦可引申读nuò（懦）。所以，《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读是“柔也，术士之偁（“称”）。从人，需声。”可见，“儒”、“懦”在各方面都是相互对称的。这一点也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自古以来的奴性。因为这些“知识分子”从来都是巫师、帝王本身，他们是同源、一体化的，所以，他们公开主张要“内圣外王”。

然而，“王”即巫师首领只能有一个，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发展出了一整套忠Jun文化，并形成了一种紧密合作的人身依附的关系。因此，鲁迅这样准确地解释中国“知识分子”的奴性与劣根性：“这些人是，‘不会营生’、即没有独立的经营、生存能力的，只能靠‘进学’、即科举取仕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或者在官僚机构中领取薪水、充当职员为生，一旦断绝这个经济来源，就立即会失去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经济基础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只能为奴的基本原因。”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实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这些人其实并不生产知识，不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而是“流氓”。所以，鲁迅极其愤慨地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

【逃教】

庄子是中国犬儒主义的创始人，也是集大成者。道教，就是逃避个人责任的“逃教”。诸子百家的道家，其实是儒家的分支。其人生理想就是像神龟一样，“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中国道家的阴阳术，“易”字，集中了不变、变等相互冲突的含义，是什么都行的意思；其中，也有很强的“幻灭”这种后现代意味。

儒家的理想是学而优则仕，道家似乎知道“政治之恶”，所以主张“无为而治”。但又不是真正的“无为”，因为人不可能脱离社会。故道家的真实目的，往往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在世俗享乐上，一点也不落后于其师父、儒家。道家的“无”，落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是冷酷无情、万念俱灰，一种躲在一边、只顾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者。而“原子化的个人”正是现代犬儒的身份标记之一。现代犬儒们知道自己正在遭受着种种社会批判，但他们同时也收获着不露声色的自由，这种自由收纳着犬儒的欲望。

所以，鲁迅对道家可谓深恶痛绝，他在《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中写道：“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

【物教】

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经历了彻底的世俗化，即物化。中国人求神拜佛，也是一种交易，并没有超验维度。现代犬儒主义一方面愤世嫉俗，斥责人与人的关系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却蝇营狗苟，捞取一切生存的好处。寺庙里香火不断，但却没有神在，犬儒的内心中真正喜欢的，不过是现实中的各种偶像和符号、物品。

表现犬儒主义主题的经典文本《拉摩的侄儿》中，侄儿拉摩毫不羞耻地表达了对“物”的崇拜：

人们将要说就是他写出了那些漂亮的加沃特舞曲……:你将有一座好家宅(他用手量着面积)，一张好床(他懒洋洋地躺上去)，好酒(他用舌头在上腭发出响声来品尝)，一套好车马(他抬起脚要登上去)，一些漂亮的女人(他已经搂紧了她们的脖子并且淫荡地审视她们)，一百个无赖每天来奉承我……

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认为：“幸福的秘诀是得到自由，而自由的秘诀是勇气。”现在，我们对照一下西方文明对于犬儒的批判。

西方最早的犬儒，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他们愤世嫉俗，但追求真理。最著名的犬儒是学狗爬、学狗拉尿、躺平在木桶里晒太阳、并叫亚历山大大帝走开的第欧根尼。福柯如此肯定古典犬儒主义者：“一无所有的生命成为在肉体上建构真理的展示剧院”。

但在后现代，西方犬儒主义者从积极抗争走向了自愿为奴的道路。好在他们能够清醒意识到现代化、虚无主义带来的文明危机，并在不断自我批判和克服。昨天的文章被“违规”删除了，那里列举了几个反思西方现代文明危机的代表人物：尼采、福柯、沃格林、阿甘本，等等。

“因勇敢，得自由”，仍然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和信条。一个是理性传统，一个信仰传统。公元前431年，雅典政治家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发表了《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话》：“我们的国体之所以被称作民主，是因为权力不是被少数人、而是被所有人民所掌握。……在这里每一个个人不但对他自己的私事感兴趣，也对整个社稷的大事感兴趣。”“你们要下定决心：要自由，才能有幸福；要勇敢，才能有自由。”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就“勇敢的性质”写道：“勇敢的人也对那些超出人的承受能力的事去感到恐惧。但他能以正确的方式，按照逻各斯的要求并为着高尚之故恰当地对待这些事物。”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写道：“懒惰和怯懦，这就是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一部分人……终生停留于未成年状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别人如此容易地以他们的监护人自居的原因。”所以，康德认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知性！这就是启蒙的箴言。”

尼采尽管嘲笑康德的“蛹化状态”，但他的“超人”哲学，却暗暗地借鉴了康德。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害怕成为自己，一是因为畏惧邻人，二是因为懒惰。尼采的反基督教，反的正是懦，正是那种由懦弱而生的奴隶性、奴才性。

不过，做坏事，也是需要勇敢的，或者说，得假装勇敢。一方面胆小如鼠，一方面胆大包天。这种畸形人格，总是悖论性地出现在敢于做坏事的人身上。但这种分裂性人格，是不能获得主体性的。没有主体性，就没有自由可言。而要想获得主体性，当务之急就是真实。真实地面对一切，尤其是自己。这是尼采，也是福柯的观点。真正的哲学，真正的信仰，都可以催生健康的个人主义，让人具备勇气，追求真理和至善。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为什么中国人在说话时喜欢兜圈子，而不敢直言？福柯为我们做出了解释。他在1984年于法兰西学院开设的课程《说真话的勇气》中解释“直言”是在尊重真相的前提下“说出一切”，不隐藏，不掩饰，并且说出的真相符合心中所想。而“勇气”是“直言”的关键：

“直言”说到底关涉两个词：第一是勇气——说话者说真话的勇气，冒一切风险说出自己想说的真话；第二还是勇气——对话者接受所听到的伤人的真话，并认为是对的。

“直言”并不等同于“说真话”。福柯认为，直言者以自己的名义(而不是以神、知识等的名义)说真话，需要面对说真话带来的风险。这是一种坚定的个人主义立场。但正如尼采所说，一个人在成为自己时，也就做到了有益于其他人。

“知耻近乎勇。”我们应该知道，懦教是一种虚假的理性，是自己吓自己，自己害自己，损人不利己的生活方式。隐匿在人群中，也就永远无法获得独立人格，以及自己的主体性。犬儒、原子化的个人，只会让所有人都成为巨婴。千万别以为自己不会成为犬儒、巨婴！实际上，不是的人，真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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