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前世今生：钱学森曾说“21世纪，国家会设草业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挂牌在即。

       在中国林业和草原管理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称谓。

       这个监管着40多亿亩林地、8亿亩湿地、6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沙化土地以及60亿亩草原的部门，承载着维护近半国土面积“生态安全、淡水安全、国土安全、物种安全”的重任。

       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 ，将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自然资源部管理。将农业部的草原监督管理职责纳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职责范围。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的“林草局”，强化了国家对草原资源的管理，是现有草原管理机构的“升格”。

       但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一群科学家们就在酝酿、呼吁成立国家级的专门管理草原、草业的部门，其中一位科学家竟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森。

钱学森：国家要有草业部

       “钱学森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建立的卓越功勋享誉海内外。他创建的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理论，在我国工业、农业和科技技术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钱学森院士作为科学战略家，为我国草业科学发展所做的历史性贡献，在草业以外还鲜为人知。”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教授南志标说。

       南志标介绍，在中国，“以粮为纲”的观念和实践延续数千年，“辟土殖谷曰农”的六字农业定义，将肉、奶、蛋、水产品、果品等重要食物组分一概排除在外，将丰富的食物简单归纳为粮食。

但钱学森不这么看。

       “钱学森早在1984年就提出了草产业的概念。”南志标说，不同于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和《论系统工程》等恢宏巨著，钱学森关于草业的论述和思想除少数著文和报告外，多反映在其与有关人士的通信、谈话中，散存于个人手中。

       2010年，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李毓堂编著出版过《钱学森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他曾经担任过原农业部畜牧局草原处处长、中国草原学会（现“中国草学会”）秘书长等职务。

《钱学森知识密集型草产业及第六次产业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一书

（翻拍：章轲）

钱学森有关发展草业的书信

（翻拍：章轲）

       日前记者几经辗转，拿到了有李毓堂亲笔签名的这本著作。其中有多篇信件是钱学森写给李毓堂本人的。

       在这些信件中，钱学森多次提及并建议“成立草业系统工程委员会”“成立国家级草地管理机构”“设国家草业局”“国务院设草业总局”“设立草业试验示范点”等。

       “现在，国家有农牧渔业部、林业部，没有草业部，而我国草原面积是农田面积的三倍多，约有43亿亩，怎么能忽视草业呢？”1984年6月28日，钱学森在其《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中说。

       当年，有研究结果显示，在内蒙古，每亩草原的年产值才0.2元多，只及每亩农田年产值的零头。“这是草业命里注定的吗？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改变吗？不是有新技术革命吗？”钱学森说，如果下决心抓草业，即便不能使一亩草原的产品经过综合加工生产，其产值赶上一亩农田，但也绝不只是个零头，达到几分之一总是可以的吧？

       钱学森认为，草原利用好了，草业兴旺发达起来，对国家的贡献不会小于农业。而怎样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草业，钱学森认为，“首先当然是种好草。不能搞粗放经营式的放牧，要精心种草，让草原生长出大量优质、高营养的牧草。”其次是饲料加工、畜产品加工等等。

       1986年，钱学森在写给中国现代草原科学奠基人之一、国家草业科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首任所长任继周的信中说“农牧渔业部起码应该有个草业局，您何不向中央建议？”在同年5月31日写给任继周的另一封信中，钱学森建议，“独立于农、林部门之外，在国务院设草业局”。

       1989年1月24日，钱学森在写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一封信中说，“对于60亿亩草原要区别对待。有大约15亿亩是在农区或林区的草地草山，这些仍属于大农业或大林业，可归国家农业部或国家林业部管；农业部现在就有畜牧局。问题最严重的是43亿亩草原和大约2亿亩沿海盐碱草滩，这45亿亩潜在资源不受重视。因为这45亿亩产值才几十亿。但我们要看到，搞好了，真正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年产值可以达到几千亿人民币。”

       钱学森认为，“45亿亩的事业要用几十年的艰苦努力，不能放在眼前工作十分繁重的国家农业部去管。建议国务院考虑设国家草业局，专管草原和草滩。将来到21世纪，国家会有草业部。”同年3月24日，钱学森对李毓堂说，“我给国务院领导同志写信建议成立国家草业局，这条建议永不改变。”

       1992年，钱学森在写给李毓堂的信中又表示，“以前建议的国务院设草业局是不够的。国家要有国务院草业部。”

草原牧区正处于关键时期

       钱学森之所以一再呼吁和建议加强草原、草业管理，是缘于日益严峻的草原困境。

       2018年春，过去数十年间频繁造访的沙尘天气再度袭扰华北大地。沙尘暴的起因是多方面的，但大面积地表荒漠化和沙化是重要因素。2015年原国家林业局发布的《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称，“土地荒漠化和沙化是当前我国最为严重的生态问题”。

       “许多人说，这些年草原严重退化是牲畜超载造成的。可依我40多年的经验，草场不是因为牲畜多了吃坏的。”阿拉善盟的一位牧民那木吉勒策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说，“上世纪50年代在草原上开矿的面积只有几千亩，目前的统计数字是80万亩，没有被统计的也有几十万亩。而开矿占的都是最好的草场。”

       除了开矿，还有不适合在草原上推进的农耕生产方式、违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畜牧生产方式，以及大规模的开发建设等等。

       从2004年起，记者曾多次跟随草原问题专家深入内蒙古、青海、甘肃等草原牧区，实地调研采访。

       以内蒙古为例，其草原面积占自治区土地总面积的74%，占全国草原面积的近1/4。草原生态系统是内蒙古面积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也构成了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屏障的主体。

       但调查发现，目前，内蒙古退化草原面积已占其草原总面积的59%，并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公顷的速度退化和沙化，草原平均产草量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至少减少了30%。我国北方四大沙尘暴源区中有三个位于内蒙古境内。

一辆农用车在荒漠化的草原上奔驰

（摄影：章轲）

矿产资源开发和道路建设，

使草原表土和植被遭到破坏或退化

（摄影：章轲）

       在阿拉善左旗苏海图嘎查（注：嘎查，系蒙古语，行政村之意），牧民胡开竟说，由于超载放牧和气候变化等因素，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苏海图的生态环境就变得越来越差。草场退化，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接一场的沙尘暴。胡开竟说：“在草场好的地方，几亩地就可以养一只羊，而在沙化草原区，需要100亩地才可养活一只羊。”

       在阿拉善乌达木塔拉嘎查，牧民赵文志说，“记得当年，在草地上开一块地架起蒙古包，割下来的草就能装上一车。那时候，骆驼趴在地上，动一动脖子，周围的草就够吃上一天了。”

       由于草场沙化严重，近年来，在牧区甚至冒出了一项新的职业——“抖羊沙”。有人专门帮牧民清理棚圈和院落里的沙子，帮羊抖去身上重达几斤甚至十几斤的沙子，防止沙子吸热后烫伤羊皮。

       李毓堂介绍，长期以来，我国的草地生产力和草地牧业生产力处于“一低（生产力水平低）、二慢（建设速度慢）、三退化（草原退化和发展不稳定）”的状况。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生产力本身因素外，在生产关系（体制、经营、管理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

       他分析说，建国以来，我国在大农业资源开发上，偏于过度利用占国土12%的农田，却大大忽视开发利用占国土41%的草地资源；在国土环境治理（防止土地退化、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上，偏于抓造林绿化和工程治理，却大大忽视种草绿化治理国土的优异功能。没有解决国家对草地管理的“四专”，即专管机构、专司职能、专列计划、专项资金。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孙发政介绍，我国草地生产力水平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200至1/100，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半个世纪以上。

       “如果中央、国务院能采纳钱学森等人士多次提出的建议，成立国家级草地管理局，把草地资源开发战略置于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则草地资源优化开发必能指日可待，我国农业发展、国土治理和少数民族经济振兴必将出现崭新的局面。”李毓堂说。

       在内蒙古楚日雅牧区生态研究中心研究员达林太看来，草原牧区当前正处于变局的关键时期，也即发展路径的分岔口。“在这里，今天的决策将影响甚至决定草原牧区的未来。”达林太说。

“林草兴邦”是战略问题

       今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这项改革，旨在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统筹森林、草原、湿地监督管理，加快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障国家生态安全。

       林草局副局长刘东生表示，在中国的植被建设中，“乔、灌、草”其实一直是融合在一起的。

       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和农业问题专家石山表示，“林草可以兴邦”。“不要看不起林草业，我国一定要实现林草兴邦。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战略，不仅要把山林、草原建成一片绿色世界，同时要建成强大的现代畜牧业基地和木本粮棉油基地。”石山说。

       说到林草局的“林”，这又是一个与共和国一同诞生的部门：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成立，10月19日国家任命梁希为林垦部部长。这一年的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规定林业政策为“保护森林，并有计划地发展林业”。

       1950年2月28日至3月8日，林垦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林业业务会议，确定林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林垦部改为林业部，垦务交农业部主管。

这之后，历年的会议、政策，“普遍护林”“封山育林”“大规模造林”一直是主线。到了1958年，林业部提出的林业和森林工业的基本任务仍然是：大力开展群众性的造林运动，适当发展国营造林，迅速绿化一切可能绿化的荒山荒地；加强森林经营管理，提高森林生长率，更好地发挥森林在国民经济的防护作用和经济作用。

       但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国家也开始大力开发利用现有森林资源，大量增产木材，积极发展木材机械加工。许多地方的木材资源遭到大面积砍伐，森林资源破坏严重。

莫尔道嘎林业局展示的林业工人作业雕塑

（摄影：章轲）

位于内蒙古莫尔道嘎林区的“中国第一贮木场”

（摄影：章轲）

       直到1979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保护森林，制止乱砍滥伐的布告》，要求各地维护森林所有权、严禁乱砍滥伐、严禁毁林开荒、加强木材市场管理、大力提倡植树造林、开展爱林护林教育。

       1998年3月10日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林业部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林业局。

       林草局局长张建龙介绍，目前，全国森林面积达31.2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1.66%，森林蓄积量达151.37亿立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地率达36.4%。我国已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快最多的国家，生态状况逐步好转，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明显提升。2017年全国林业产业总产值突破7万亿元，森林旅游游客量达13.9亿人次，创造社会综合产值1.2万亿元。

       但我国仍然是一个少林缺绿的国家，森林覆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近10个百分点，而且分布不平衡。要实现森林覆盖率到2020年达到23%的发展目标，任务还相当艰巨。

       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理事长赵树丛介绍，我国现有森林中幼林比例高达65%，过密过疏和近、成、过熟林占36%。每公顷蓄积量89.79立方米，不到发达国家的1/4。每公顷森林年生态服务价值仅相当于德国、日本的40%。

       “林草兴邦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问题。”石山说。

来源：一财网

作者 ：章轲

编辑：阿艺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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