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 阴谋、误判、解读：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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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陈默，四川大学历史学基地班本科毕业，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著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在《抗日战争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近二十篇。
摘要
1940年3月14日成都出现饥民抢米事件，之后旋即发生了一次反共摩擦。在国共双方的叙述中，抢米风潮均系对方蓄意发动的敌对行动。事件真相是四川省会警察局长唐毅等人阴谋伪造证据，炮制了中共川康特委组织饥民抢米暴动的谎言。国民党四川当局负责人贺国光面临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身处波谲云诡的川康政局，在特殊的心态之下产生误判，针对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抓捕。持续半月的反共摩擦一度愈演愈烈，后因戴笠觉察真相并报告蒋介石后戛然而止。突如其来的打击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使四川地下党越发相信抢米风潮是国民党特务化装抢米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基于此种认识中共也逐渐形成了关于抢米风潮的解读。这次反共摩擦虽没有对当时国共关系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但却为理解战时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细节。
关键词
抢米事件；反共摩擦；唐毅；贺国光；成都行辕；川康特委
1940年3月14日晚8时，成都南门外聚集的饥民中，八九名男子叫嚷着要去打砸囤积居奇、哄抬粮价的商铺，很快他们身边便聚集了数百人。愤怒的饥民们一拥而入成都南门，逐个砸开下南大街沿途各商铺大门，抢走店中存米和数额不等的大洋。洗劫完南门附近商铺后，饥民又冲出城外继续寻找目标，当行至黉门街重庆银行时，已有三四千人汇集啸聚。盛怒之下的民众将银行的窗壁捣毁，银行门警迫不得已三次鸣枪示警，击伤了一位饥民。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辕（以下简称“成都行辕”）指挥的宪兵、警察和特务人员均已到场，短时间内驱散了人群，并逮捕了参与抢劫的饥民。一场不大不小的抢米风潮即告平息。
然而3月14日夜的风潮并未就此了结。一天后成都行辕对内宣称此次风潮是中共四川地下党利用“春荒”组织、策划的旨在颠覆政府的“暴动”，并开始对地下党员进行抓捕，秘密逮捕了罗世文、车耀先等领导人，枪毙了此前在抢米现场逮捕的地下党员朱亚凡。稍晚些时候，遭遇巨大损失的四川地下党向重庆报告，此次事件早有端倪，是“便服流氓”有组织的行动。中共南方局则斥之为“奸人匪徒”企图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中共中央最后认定“抢米事件”系康泽率领特务蓄意制造混乱并借机破坏中共组织、逮捕进步人士的阴谋。长期以来，此次抢米风潮到底是一次突发的普通民变还是一场真相不明的政治事件，国共双方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学界也未能给出一个相对准确的结论。
随着国共双方政治话语逐渐被解构，近年来研究者多倾向于判断此次民众抢米纯属普通民变。吕芳上在《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中就明言：1940年3月14日晚，“成都发生民众闯入重庆银行，抢劫米库，并大肆捣毁事件”。少数具体研究也支持此种观点，强调“抢米”系由民变所转化的政治事件。然而这样一起并不算严重的民众聚集抢砸商铺的风波，何以触动国民党四川当局的神经，并演化成一次规模不小、烈度不低的反共摩擦，却值得思索。换言之，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也许比风潮本身更为重要。
在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所诱发的反共摩擦中，国民党方面所宣称的中共发动“春荒暴动”的依据是什么，他们又缘何相信这些证据，由此引发了怎样的摩擦，摩擦又如何收尾，中共方面怎样看待“抢米事件”，又有哪些因素促使中共相信这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本文通过爬梳此次摩擦的相关史料，对其前后左右的关键细节进行“深描”，庶几可求得上述问题的答案。
毋庸讳言，这次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较诸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爆发的若干次大规模对抗如“晋西事变”“皖南事变”“闪击延安计划”，其影响要小得多。但这一个案仍然存在研究价值：上述与此次事件相关的诸多问题若得以解答，将可能启发人们进一步理解抗战时期的国共关系，尤其是国共之间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一、小人物炮制的阴谋
1940年3月14日抢米风潮的大致经过概如前述，其实质不过是一次普通民变。饥民抢米的原因，系之前半年粮食持续涨价后商户囤积所导致的食米短缺。当抢米民众被驱散、带头分子被逮捕后，成都行辕和四川省政府通过打击囤积一度缓和了米荒。可就在同一时刻，国民党方面对于抢米风潮的性质和所谓“内幕”，产生了与事实真相大相径庭的认知——他们坚信抢米是中共四川地下党所策划的意在颠覆当局的暴动，并根据此种判断发动了针对四川地下党的行动，由此引起国共之间的摩擦。如此判断与抢米风潮的实质相距甚远，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最先指控抢米风潮系中共暴动的是四川省会警察局。该局呈交的一份口供和一份书信证明此次抢米由中共川康特委策划组织。然而，透过后世的历史叙述，比对相关史料，完全可以确定：此两份关键的“证据”均是一群别有用心的小人物炮制的伪证。而正是他们的阴谋，诱使了成都行辕做出如上判断。
追根溯源，这个阴谋起源于3月14日抢米风潮中的一个细节。当晚11时左右，成都行辕派出军、警、宪、特人员前往重庆银行驱散抢米民众并抓捕首要分子时，意外逮捕了《时事新刊》的记者、中共党员朱亚凡。根据川康特委徐文杰3月28日给中共南方局的报告，抢米发生两小时后，警察派出卡车开到重庆银行附近，将“形迹可疑的过路人”都捉上车，“当《时事新刊》有编辑二人在门口看热闹亦被捕去”，其中一人便是朱亚凡。参与此事的“军统”川康区特别组组长刘崇朴和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委员会主任秘书李文孚（系“中统”），两人在建国后的证词与中共的报告大致吻合，均承认朱亚凡混在抢米人群中，或是为了采访，或是单纯看热闹，但由于其“穿着不像普通老百姓”，是“学生模样的青年”，便被当作抢米风潮的指挥者遭到逮捕。
朱亚凡被捕这个细节需要重视。《时事新刊》是当时中共在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暗中支持下创办的刊物，具有一定影响力，长期以来为“顽固分子”所忌惮，早欲除之而后快。警方在现场捕获朱亚凡虽属巧合，但是《时事新刊》记者在抢米现场被捕，使得该刊难免被牵涉其中；而朱亚凡中共党员的身份一旦暴露，确实可能促使调查此次风潮的警方人员由民众抢米联想到“中共策划”。
不幸的是，这样一个多属巧合的细节恰好被一个心怀叵测的人知晓。当军、警、宪、特人员将参与抢米的嫌疑人员带回四川省会警察局后，司法科长谭齐对被捕的《时事新刊》记者朱亚凡进行了审讯，得到了朱亚凡系该刊记者、到抢米现场看热闹的口供。他将审讯的情况向时任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唐毅做了汇报，后者令谭齐暂停审讯听候指示。
后来官至民国警察总署副署长的唐毅，当时还是个小人物。自川东师范学校毕业之后，他先后投靠数个川军二、三线将领，长期从事情报、谍报工作。王缵绪出任四川省主席后，唐毅以秘书身份成为王氏的幕僚，逐渐受到重用，并于1939年7月被委任为省会警察局长。“七师长倒王”时，唐毅也被通电攻击，成为川康将领的对立面。彼时唐毅尚未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不过据魏斐德的研究，“唐毅虽然不是军统的人，但与戴笠非常接近”。
作为一名专业人士，唐毅当然有理由怀疑中共对抢米风潮有所参与。但他对于抢米风潮的性质亦不难做出正确判断，甚至他知道具有中共背景的记者朱亚凡出现在抢米现场可能仅是巧合。不过唐毅明白：如果将“四川”“抢米”“中共”几个关键词按照某种逻辑串联起来，炮制一个中共地下党发动饥民暴动的大案，也未尝不能成立；而通过此案，将《时事新刊》背后的川康将领与“暴动”绑定，或可报“倒王”时的一箭之仇。
唐毅心中清楚，这个阴谋光凭他一人之力不足以得逞，因而他连夜拜会了“中统”在四川的负责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查统计室主任何培荣和“军统”川康区区长、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毅夫，向他们通报了当晚的情况和自己的推断。何培荣、张毅夫对于唐毅的意图似乎很快便心领神会，旋即成为他的同谋。三个小人物商定，将朱亚凡“看热闹”的口供篡改为：中共川康特委发动了抢米风潮，中共党员朱亚凡担任现场指挥。由此，这个阴谋初步成形。
唐毅、何培荣、张毅夫此时应不十分清楚朱亚凡的底细——朱亚凡在上海地下党从事翻译工作时曾被捕入狱，出狱后被派回原籍，1939年冬才调入中共川康特委宣传部，安排在《时事新刊》工作。不过从其形象上看，朱亚凡体质纤弱，缄默少言，熟悉他的人认为“若说他指挥抢米，就是三岁小孩也不相信”。唐毅的同僚邹隐樵就对朱亚凡“指挥抢米”表示质疑，而唐毅也以“我怀疑，办不办是行营的事，我无权过问”作为回应，底气实在不足。而且在初审过程中，朱亚凡还向谭齐等人大谈“统一战线”，进行宣传工作，要是再度受审，肯定不会承认“指挥抢米”的“罪行”。
因此为了坐实朱亚凡的“罪行”，张毅夫提议配合伪造的“口供”，再“创作”一封信件，以四川地下党刘道生的口吻命令朱亚凡等人鼓动民众参加“春荒暴动”，两件证据相互印证，朱亚凡即便翻供，也口说无凭难以自辩。“发信人”中共地下党员刘道生确有其人，唐毅等人的同僚、川康绥署党部秘书杨荫池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中共，对刘道生较为熟悉。唐毅等人估计刘此刻在成都活动，以他的名义发信，更加真实可信。为了巩固这份伪证，张毅夫等人还编造了一位名为“陆容勤”的地下党员，并安排“陆容勤”充任“暴动信”的携带者。据成都行辕保安课长李又生报告，在抓捕的73名抢米人员中，有朱彦（亚）凡等11名所谓“共党份子”，并在其中一位名为“陆容勤”的“共党份子”身上搜出一份“中共省委刘道生”的信。其内容如下：
云威：日前商办之件，现与刘良五哥等已将实施办法（造成不安局面）、步骤（先对付银行米铺后惩治饭馆）、日期（十四开始）、区域（先由外南发动）计划妥善，社会及工人，由芷兄负责，绥保另有联络，盼速转知亚凡兄约集容福科菲各负责同志于明（十三日）按时赴预约地点，再作最后商定，以免临时有失，不能完成上级指示任务，局方暗探甚多，四处密布，务机密为要，至嘱。道生十二日。
该“证据”清楚表明：中共地下党策划并组织实施了针对银行、米铺等的暴动。从证据学的角度来看，这封信比朱亚凡的所谓“口供”显然要重要。就这样，从“共党份子”身上搜出的“中共省委刘道生”的信，连同朱亚凡的“口供”等资料，约于3月15日晨一道被呈送到成都行辕。唐毅等人的阴谋正式抛出。
唐毅等小人物所设计的阴谋，其“灵感”来源于中共党员朱亚凡在抢米现场被捕这个多属巧合的细节；而阴谋得以最终形成，唐毅等人煞费苦心杜撰的“证据”亦是关键。然而，这个阴谋并非天衣无缝，明眼人若审视朱亚凡被捕的细节，并推敲所谓的“证据”，自不难看出破绽。唐毅等人之所以敢于炮制这个阴谋，很大程度缘于他们估计，置身特定时空之下的国民党四川当局，有很大概率会相信他们的谎言并发生误判。而事件的发展正符合了他们的预期。
二、特定时空之下大人物的误判
如前所述，这些小人物的阴谋很快便得逞，负责川康全面工作的贺国光相信了他们呈交的证据，并发动了一次针对中共川康特委的抓捕，掀起了破坏四川地下党的反共摩擦。在蒋介石的幕僚中，贺国光素以心思缜密、能谋善断闻名。但此次这位大人物却如此轻举妄动，被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利用，令人匪夷所思。要理解贺国光的此种行为，须回到他所在的历史现场，设身处地地分析贺国光所面临的“大气候”和“小环境”，方可知道他对于抢米风潮做出误判的原因。
稍稍考察抢米风潮发生的时空即可发现，成都行辕对抢米风潮的误判，自有其产生的语境。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前后的国共关系，恰正处于一个阴晴不定的节点。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相对稳定的局面被悄然打破。各地国民党军掀起的反共摩擦给中共方面造成了数量不小的人员伤亡；而在陇东、冀中等地，中共武装奋起反击，也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犯。趋向“失稳”的两党关系，在国民党高层的心中自会泛起波澜。“晋西事变”期间，何应钦和徐永昌等人对于中共关于边区地位、部队编制的诉求以及在多个地方与国民党武装摩擦颇为忧虑，建议蒋介石采取严厉措施对中共进行“裁制”。
1940年3月5日八路军痛击武力进犯的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导致该部“溃不成军，军长朱怀冰仅以身免”。此次磁武涉林战役对国民党方面的刺激远强于知名度更高的“晋西事变”，以致于3月8日叶剑英向国民党方面报告冲突实情时，蒋介石感到“几不能忍”，认为“中共态度之卑劣”。而徐永昌断定叶剑英是“曲辩”，表示不信任其辩解。总之抢米风潮前后，国共关系已经相当敏感，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既惧怕又愤恨并缺乏信任感，极为担心中共会进一步发难。
抢米风潮的发生地成都，其政治局势也是波谲云诡。1939年8月发生的“七师长倒王”事件对于川康政情影响深远。中共川康特委于1939年9月观察，该事件的“公开目标是打倒王缵绪，实际是对抗中央在四川的势力”。事件中，川康军、政强人对于中央采取了强硬的措施。据戴笠的密探报告，七师长在8月10日发出“驱王”通电的同时，出动数个师武力威胁成都。川康将领对于中央的强势可见一斑。
该事件以王缵绪离川、蒋介石亲自兼理四川省主席告一段落。而蒋自兼理川政以来，便成为川康军、政强人的众矢之的。1940年1月9日，重庆卫戍司令刘峙就向蒋介石呈报了川康将领欲效法云南龙云要挟中央，并计划驱逐蒋介石在成都的代理人贺国光。值得关注的是，川康军、政两界与中共四川地下党的联系还甚为紧密。就在抢米风潮发生前后，四川省政府发现中共将派二十余人“潜入川康，企图打入各部队为机关活动”，“在各部队则充当士兵，在各机关则充当司书、书记等低级成员”。这时蒋介石兼任主席的四川省政府几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川康将领随时可能掀起反对中央的新一波浪潮。
这样的情势之下，身处重庆的蒋介石也好，国民党四川当局的实际负责人贺国光也罢，甚至大多数中央驻成都军政人员都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触动他们敏感的大脑，而他们活跃的神经，又容易将许多并不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相互联系，倾向于相信一个敌对势力联合起来颠覆当局的故事。阴晴不定的国共关系和波谲云诡的川康政情，是贺国光所处的“大气候”和“小环境”。充分了解这一特定时空的氛围，以及此氛围之下国民党方面个人和群体的特殊心态，对于理解贺国光的行为十分重要。
3月15日凌晨，身心俱疲的贺国光收到不同方面关于昨日抢米风潮的汇报。他心中明白，囤积导致的米价疯长是此次抢米发生的重要原因，且此前已有“划口袋”等先兆；不过眼前唐毅等人呈交的报告有根有据，似乎也不像凭空捏造。身处1940年春成都这样的特定时空之中，贺国光不免产生这样的心理：磁武涉林冲突的硝烟还未散尽，中共会继续发难么，新的冲突又将在哪里爆发呢——他十分害怕成都行辕和四川省府成为中共打击的下一个目标；川康局势本来不稳，万一“米潮”继而诱发“政潮”，与中共颇多联系的地方将领们又借势“驱贺”的话，他恐怕只好步王缵绪的后尘黯然离蓉了……此种后果真不堪设想。内心忧惧的贺国光很快便相信3月14日的“抢米事件”确实是一起“奸匪有组织有计划的行为”，而这起事件“虽幸当时镇压敉平，而后患仍极堪虞，必须迅予整肃，以遏乱萌”。
3月15日上午10点，贺国光召开党政军联席会报，讨论处理“春荒”事宜。在会报之前，他先找到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黄季陆、成都行辕政工处主任邓文仪和警察局长唐毅“密议”，告知他们“抢米事件”系中共组织策划。与会者同意贺国光的判断，“佥以事关重大，必须紧急处置”，但“请示又恐时间延误且诸多不便”。贺国光决心“不顾有何政治影响，独断专行，先令宪警将证据确凿者，依法逮捕，使乱端消弭于无形”。参加党政军联席会报的川康绥署人员事后透露，贺国光在会报中出示了“中共省委刘道生”的信，宣称中共中央训令四川党实施扩大党员、组织军队、实行春荒暴动、推翻现政府的计划，强调所谓“抢米事件”是暴动的开始，拟采取强硬措施并主导会议形成了决议。
当天深夜，贺国光与黄季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陈继承等数度密商，“决计对共党首要份子加以侦讯”，提出了一张拟抓捕人员名单，分别由行辕保安课、驻蓉宪兵第二团、警察局分别实施逮捕。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的头两人汪道馀（道予、导予）、郭秉毅，系川康将领潘文华“武德学友会”成员，他们在抢米风潮之前就已经被国民党高层所关注。蒋介石在1940年2月27日曾专门电报贺国光，要求省政府严密掌握汪、郭二人行踪。由此川康将领亦被卷入，事态似乎更加复杂了。
从唐毅酝酿阴谋到贺国光做出误判并开始布署抓捕行动，时间仅仅过去了24小时。特定时空之下，贺国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心态，是其做出误判的根本原因。另外，如社会学家赵鼎新所言：“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和革命三者之间并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它们都属于梯利（Charles Tilly）所说的‘对抗政治’，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所以为避免“革命”，尽管“中共煽动在成都抢米制造动乱”的故事存在不少疑点，贺国光、黄季陆、邓文仪、陈继承等大人物选择相信，也自有其情理。
三、反共摩擦从来势汹汹到戛然而止
3月15日，经一夜的密谋和布署之后，抓捕中共四川地下党员的大网顿时张开，反共摩擦已箭在弦上。此次为时半个月的反共摩擦，国民党四川当局采取了哪些措施，参与实施的各方持有何种态度，摩擦是如何逐步升级并达到高潮，又缘何戛然而止？值得细细考察。在一定程度上，这次摩擦是一个颇佳的样本，反映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内部的政治生态、运作逻辑和权力关系。
3月16日全天，执行密捕任务的国民党军、警、宪、特人员分头行动，火速逮捕了汪道馀、郭秉毅、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负责人车耀先以及曹心哲、杜特夫、梁明轩、洪希宗、唐介舟、薛特恩等二十余人。17日晚约8时，蒋介石初步得知了所谓“抢米事件”及抓捕结果，通过陈布雷发电指示贺国光、邓锡侯、潘文华、黄季陆四人：当场抓捕的“首要份子”，可用“煽动人民、扰乱治安名义处决”；而“其用以掩护之报馆、通讯社（即《时事新刊》社）”可查封。置身同一氛围中的蒋介石，在类似心态的驱使下，相信了贺国光等人的误判，对其发动的反共摩擦也予以认可。
蒋介石的认可和支持推动了事态迅速升级。很快，国民党要员们便跟风同意贺国光的误判并为其背书，黄季陆就是其中一员。3月18日黄季陆向蒋介石呈电：3月16日下午成都外北聚兴诚银行遭到“二百余人围抢”，“当场复捕获首要数人，仍系共党乘机谋乱”。他报告称：“兹悉共党近组春荒暴动行动委员会，企图普遍发动各县暴动”，而从被捕“共党份子”身上搜获的文件证明3月14日的抢米风潮“确系有组织有计划之暴动”；共产党第一步计划是“煽动群众先打银行米店后打全城饭馆以造成恐怖不安局面”，第二步则要“实行推翻政府建立政权”。黄季陆强调正是鉴于此种局面，方才“会同贺主任紧急处置”进行抓捕。
所谓3月16日外北聚兴诚银行被抢一事，很可能又是唐毅等人后续“杰作”，但黄季陆对此依然不加考信，还将其作为掀起反共摩擦的依据转呈蒋介石。不仅如此，3月19日黄季陆还亲赴重庆汇报“抢米事件”经过。下午5时他先找到陈布雷，耗费一个多小时讲述事件经过，“所言极冗长”；晚8时30分，陈布雷偕黄季陆谒见蒋介石，“报告奸人发动风潮经过”。此时黄季陆作为国民党四川党部的负责人，事实上已成为配合贺国光反共的重要人物。他的报告使蒋介石更加相信贺国光的误判，确认抢米风潮是“暴动案”。
川康将领在这次反共摩擦中位置有些尴尬。朱亚凡在现场被捕，《时事新刊》一开头便被牵入此案，贺国光完全有理由怀疑川康军政人员也参与了“暴动”。倘16日被捕的武德会成员汪道馀、郭秉毅被证实同为“抢米”主谋，邓锡侯、潘文华也会难辞其咎并将遭受打击。因而在3月17日后，武德会成员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据成都行辕李又生3月20日的报告，武德会的中下层成员对汪、郭被捕表现出愤怒，同时希望通过各种渠道营救；川康将领首脑邓锡侯和潘文华则出面向成都行辕担保郭、汪二人；不过邓锡侯也表态同意贺国光的看法，认为“抢米”是“共党乘机挑拨捣乱，并闻共党有继续暴动企图”。中共方面的报告与之基本吻合：邓、潘二人遭到贺国光威胁，被迫认同贺国光的判断，只求担保郭、汪二人；武德会中下层对潘文华的处置不满，拟辞职相胁迫。
在黄季陆当面向蒋介石汇报情况之前，3月19日白天贺国光已致电蒋介石，呈报了其处置“抢米事件”的方案。他打算处决朱亚凡和所谓“陆容勤”等四人，“并已将朱、陆所在之《时事新刊》下令查封”，同时开释盲从抢米群众；应潘文华所请，保释密捕之武德会成员汪道馀；“与暴动案有嫌疑”者，“均行公开拘禁”；计划同潘文华等“密组肃反惩奸机构，统一行动”。其中，贺国光以“扰乱后防案件有关”为名查禁《时事新刊》，并决定处决朱亚凡等人，据称是奉蒋介石17日电令而为；不过继续拘禁其他嫌疑人，并组建专门机构实施反共，体现了贺国光扩大反共摩擦的意图。另外，“军统”局长戴笠也相信了贺国光关于“抢米事件”系“中共暴动”的说法，于19日密告该局川康区区长张毅夫，他将于21日飞赴成都，要求“绝对秘密”地“准备住处及坐车”。戴笠计划来蓉侦办此案，也提示着此次反共摩擦渐趋白热化。
接下来的事态充满了戏剧性。3月20日下午5时，中共地下党员朱亚凡被执行枪决。川康特委郑伯克在回忆录中同意“军统”刘崇朴的看法：朱亚凡一死，唐毅等人篡改的口供和炮制的信件死无对证，对于中共的指控便无可辩驳。朱亚凡之死，对于做出误判的贺国光来说，客观上是一个利好消息。
3月21日，唐毅向贺国光呈交了一封新发现的中共策动抢米的信，据称是3月19日查封《时事新刊》时搜获的。信的收信人正是已遭处决的朱亚凡，其内容与之前的“中共省委刘道生信”极为相似，还特地说明了所谓“暴动动机”。信的大意为：四川地下党要求朱亚凡“多率同志混入群众，密为指挥，达成任务”，继而攻击饭铺，造成混乱，“政权之根据地，完全动摇”。贺国光随后将此信转交了甫抵成都的戴笠。不用说，这封新密信多半又是唐毅等人的“杰作”，目的仍是证明“抢米事件”的暴动性质。苦心运作之下，抢米风潮作为一次“暴动”案，似乎就要弄假成真了。
重庆方面，蒋介石自3月19日接到贺国光的电报、听取黄季陆的汇报后，也愈发相信成都行辕等的错误判断。他在3月20日慨叹：“共党阴谋成都暴动之奸谋甚险，幸此次能一网打尽。”3月22日又决定“决不以苏俄与倭寇之关系”，受中共的“胁制”，“必执行余之职权，以制服此不法无知之徒”。相信此种误判的人，当有不少，唐纵在3月22日的日记中认为：“闻中共组织春荒暴行委员会，企图动摇后方，以呼应晋豫十八集团军与苏皖新四军之暴行”，中共“在后方捣乱，以相牵制，情殊可恶”，而蒋介石已经批准了四川省当局的对策，“绝对以实力遏止其暴行，不容其滋长也”。
唐纵所说的具体对策，便是成都行辕于3月21日奉蒋介石手谕成立了特种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负责主持全川防奸肃反工作”，由贺国光、黄季陆、邓锡侯共同指挥，下设情报、行动、审讯三组，人员从行辕、绥署、警察局、宪兵团等单位中抽调兼职。这样一个专门针对中共四川地下党的机构的设立，标志着此次反共摩擦在短短数日后到达高潮。
可此次反共摩擦到达高潮后便迅速转向终了，这与戴笠成都之行有关。戴笠于3月21日到达成都后仅逗留两日便离开，在蓉期间他极可能亲自审讯了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等人。按照沈醉的说法，戴笠的审讯“毫无结果”——他“既找不到任何物证，也得不到一句口供”；受审讯者也意识到戴笠尝试获取中共“煽动抢米”证据的意图，皆“宁死不屈”。面对当事人的矢口否认，掌握的所谓“证据”又存在漏洞，以戴笠的机敏和老到，自然不难窥得事件的大致真相。
戴笠于3月23日一早离蓉回渝，中午便晋见蒋介石，面陈了“处理寒日案件之经过与各方同志之努力”，巧妙而有保留地向蒋介石讲述了实情。稍后他向贺国光电传了蒋介石的指示，要求成都方面彻查此案并将重要嫌疑人“秘密移解来渝”，强调对汪道馀、郭秉毅二人要予以优待“冀其悔悟”。
听了戴笠的汇报，蒋介石紧张的情绪顿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纾解。他在3月23日记道：“处置成都共党暴动案果决得当，化险为夷”，“中共态度虽转缓和，然其阴谋与暴动必日深一日，应积极准备，消患未然”。此时在蒋介石的认知里，抢米风潮或许仍属“阴谋暴动”，不过他已确信中共绝无在大后方公开对抗的意图，且事态已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国民党四川当局发动的反共摩擦似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果然，此后反共摩擦即告偃旗息鼓。据川康特委徐文杰的报告，3月24、25日“被逮捕人渐少”，四川省特委会已经“不采取大规模的逮捕方式”。黄季陆改变口径，声称抢米风潮中“亦不是共产党抢米，亦不是国民党抢米，而是奸人匪徒干的”。
反共摩擦的戛然而止，也与这几日川康军政强人态度的转变有关。3月20日枪毙朱亚凡的布告上，川康绥署并未加盖官方印信。据地下党员、知名中医王文鼎反映，这正是邓锡侯借此明确表态，希望中共明白，他对朱亚凡牺牲无能为力，望得到谅解。王文鼎还透露：潘文华最初表现畏怯，但汪道馀二人被捕迫其改变态度。另外一位地下党员、经济学家黄松龄汇报，刘文辉此时也接受其意见，声言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还赠送黄松龄一千元助其撤离。更重要的是，邓、潘二人在部将推动下，要求贺国光不得再绕过川康绥署和成都警备司令部“秘行捕人”，后者只得同意；此前两次抓捕的一些党员，也被邓锡侯“要到绥署拘押，经一段时间各取保释放”。缺乏川康将领的支持，贺国光亦难以将反共摩擦进一步扩大。
1940年3月14日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概如上述。来势汹汹的反共摩擦发展迅速，可见特定时空下的紧张氛围几乎影响了所有人。国民党党、政、军的群体心态同贺国光个人的心态如此相似，均相信当时的情势之下中共会在四川发难。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的政治生态下，一旦蒋介石表明态度，抢米风潮遂被坐实为“春荒暴动”，反共摩擦因之愈演愈烈。幸而蒋介石的政治运作常常倚重特务，使得戴笠客观上担当了反共摩擦的“急刹车”，促使事件的基调得以重定；另外，川康强人刘、邓、潘等态度的及时转变也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帮助扳回了快要失衡的力量天平。
四、中共对抢米风潮的解读
抢米风潮所诱发的反共摩擦来得突然，对中共川康特委的打击堪称沉重，产生的刺激自然不轻。那么四川地下党如何看待此次抢米风潮，对于成都行辕等实施的行动是否有所预料，又是如何理解？上述问题亦值得厘清。事实上，此次反共摩擦正是中共做出国民党特务率众抢米后“贼喊捉贼”历史叙述的主要诱因。不过，这样的解读究竟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存在着怎样的事实依据和逻辑基础？尚待历时性的分析。
3月15日一早，在得知昨夜发生饥民抢米事件后，中共川康特委罗世文、邹风平、程子健、郑伯克等常委齐聚焦家巷特委机关召开会议，集中分析抢米风潮。最初个别人认为贫民抢米尚在情理之中，甚至个别人建议将此风潮与大后方民主运动相联系，进行宣传。稍后与会者冷静下来，决议反对打砸米仓，要求政府平抑米价。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紧急会议上特委常委们“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形势”，已将国共关系的恶化与抢米风潮相联系，由程子健做出“国民党自买自卖，搞希特勒国会纵火案，想嫁祸于共产党”的判断，并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意。这或许是中共对于抢米风潮最终解读的起点。不过，四川地下党内确有一些人未必完全同意这样的看法。程子健后来就批评说，罗世文、车耀先等“个别干部一时麻木”，“以为抢米是一般事件，以致被捕、以致牺牲”。可见，此时川康特委并未完全确信“纵火案”的判断。
之后事态的发展影响了四川地下党对于抢米风潮的认知。3月16日罗世文、车耀先等人被捕，反共摩擦开始。川康特委陆续收到一条条不幸消息，并通过秘密渠道向重庆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发布了警报。后者亦展开了营救行动。可惜国民党中央及四川当局均态度强硬，通过合法手段拯救被捕地下党员的努力很快失败。同时，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川康特委立即实施大规模转移和疏散，仅临时组建成都市委进行留守。
虽然一周之后四川地下党的组织再未遭到更大的破坏，但是反共摩擦带来的恐慌情绪，还是在一部分党员中蔓延。邹风平报告：“书籍大量的烧毁了，个别的人不敢出街了，会着时变面变色、低声细语，大有草木皆兵的现象”，“成都党大大震恐，一时张皇失措的现象有普遍性的蔓延、个别的典型的例子。有请求退出的二人（均大学生），有秘密迁居组织不知道的，有终日藏在家中不敢出门的”。著名作家萧军在抢米发生时离蓉远游，3月28日他在重庆写信给妻子王德芬，“打听成都被捕人的消息”，并感叹“成都似乎再不能居住下去了”；而王德芬在回信中告诉萧军，她对成都的“捕人”感到担心，让萧军“暂时不要回去”。
川康特委所遭受的打击和随之而来的恐慌情绪，对于中共如何解读抢米风潮，具有莫大的影响。正是此两点因素促使川康特委几乎确定“抢米”是国民党意图嫁祸中共的“国会纵火案”。反共摩擦发生后，特委派出徐文杰、杨天华赴渝寻找南方局，前者的任务是进行口头报告，后者除了报告外还负责转达特委希望发表宣言的建议。他们的报告延续了之前“纵火案”的说法，并增加了不少内容，使得中共后来的解读充满了细节。
徐文杰口头报告完毕后，将报告整理成了书面稿。这份最初的报告中新出现了康泽，并描述了抢米的“情节”。徐文杰称：先有康泽来到成都在行辕召开会议，意图造谣；接着在14日晚就有穿着黄呢裤、操下江人口音的“便服流氓”率众抢米，并呼喊“打倒下江人、打倒资本家、无产阶级万岁”的口号；最后行辕宣布“抢米是共产党干的，趁米荒时暴动”。他的报告虽暗示了这三件事的逻辑关系，但尚未明言“嫁祸”，也未使用“纵火案”的说法。
报告中“便服流氓”的种种举动，可能与武德会的看法有关。据成都行辕李又生的报告，情报显示武德会对抢米风潮的认识是：“抢米民众有便衣军人携带武器”，“抢米群众系有计划有组织之行动”。此种看法与程子健最初的判断遥相呼应，自然易被采信。至于康泽造谣的故事，则多半缘于四川地下党关于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既有印象，数年前国民党势力渗透入川时，康泽是最活跃的分子。
杨天华在到达红岩村两小时后，就得到南方局宣传部长凯丰交来的《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四川同胞书》（下文简称《告同胞书》），并于当天乘飞机将这份宣言带回成都。3月24日，这份《告同胞书》通过秘密渠道在成都市散发，其文本最终刊登在4月5日延安出版的《新中华报》上。其文本内容主要是徐文杰的书面报告，但加入了中共南方局的理解，表达了此刻中共对于抢米风潮进一步的解读。
《告同胞书》的叙述与徐文杰的报告类似，是“奸人匪徒”化装抢米的故事，但增加了“警察在旁并未加以干涉”的描述。《告同胞书》进而指出：“奸人匪徒在此次暴行后，将自己一手制造之暴行，企图转嫁祸于中国共产党”，而“此种阴谋早在希特勒于纵火国会时采取过”。《告同胞书》强调：“此次阴谋暴行出之于有计划的行动，事前事后均足证明蛛丝马迹”；之后的大抓捕和枪决“李（朱）亚凡”，都“出自奸人匪徒之有计划的阴谋行为”。显然，《告同胞书》最大的特点，是使用了“嫁祸”的概念，明确了抢米“纵火案”的性质，在徐文杰报告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中共关于“抢米事件”更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见诸4月1日《中央关于成都抢米事件经过的通报》（下文简称《通报》）。《通报》讲述的故事与前两个文本基本吻合，但更为完整、富有逻辑：康泽的特务机关在抢米风潮发生前，即“有计划地”制造了若干起冲突，均遭到失败；不甘心的特务遂策划了“三月十四日之阴谋事件”，参加者明确为“成都特务人员纠集三青团员及中央军校学生”，化装抢米并呼喊口号。与前两个文本不同的是，《通报》还称：《时事新刊》社距离现场较近，“因此特务机关将该刊职工多人借口捕去，该刊总编辑李（朱）亚凡为共产党员，捕去后即被枪决”。另外，《通报》将“抢米事件”与同时期其他国共摩擦相联系，指出“所有的这一切，都说明时局正处在严重的关头”。
作为中央的权威解读，《通报》保留了前两个文本与“阴谋”相关的所有情节，如康泽谋划、特务身着“黄呢制服”、高呼口号等；并在此之上继续增补，如特务闯入《时事新刊》社捕人，如将“李（朱）亚凡”的职务改为刊物的“总编辑”等等。如此有条理的写作似乎更能警醒全党，但相对实情则偏差更远。同时，《通报》将“抢米事件”理解为全国性反共摩擦的一部分，这是关键的定性，由此，“抢米事件”也变得重要了。
除了徐文杰的报告和《告同胞书》《通报》三个文本之外，在邹风平、张曙时、程子健等人的与“抢米事件”相关的报告中，关于事件真相的解读也与上述文本大体类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特务化装成民众抢米制造“国会纵火案”的说法，逐渐固化为中共官方定论的历史叙述。
虽然在抢米风潮发生第二日川康特委即按照他们对局势的理解，将其解释为国民党的“自买自卖”，但显而易见，贺国光随后掀起的反共摩擦仍然是此历史叙述形成的主要原因。倘若没有这波重创川康特委的攻势，四川地下党、南方局乃至中共中央多半不会去深究此事的来龙去脉，更不至于广搜证据、按照“革命与反革命”的逻辑将其整理为一个颇具条理的“反共”故事，而1940年成都的抢米风潮作为一场普通民变的本来面目，或许可以更早为世人所知晓。
五、余论
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在得知抢米风潮的部分真相后就选择停手，反共摩擦也戛然而止。之后他更是考虑“对共妥协之方针是否可能”。中共方面虽然将“抢米事件”真相解读为“国会纵火案”，但仍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采取了“不报复”的策略以为善后：3月31日中共中央向南方局发送了工作指示，做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的指示。从3月14日到4月16日，中央发布的多数指示和毛泽东本人的文电，都在要求“让步”“先让一步”。中共并没有对“抢米”中的反共摩擦进行反击的意图，更没有任何可能激怒国民党的行为。
因而，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并未对当时的国共关系造成转折性的影响，国共关系此后还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期——中共将其表述为“4月至9月期间低落下去的反苏反共浪潮”。不过，这并不表示此次反共摩擦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中无关紧要的碎片，缺乏深入研究的价值。从囤积引发饥民抢米到军、警、宪、特到抢米现场捕人，从朱亚凡被捕到贺国光出现误判，从反共摩擦开始到戴笠洞悉真相结束摩擦，从川康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到中共中央对“抢米”做出解读，半个多月的故事起伏跌宕、一波数折。将故事丰富的细节放到相对宏观的脉络中考察，便有如月印万川，有助于进一步剖析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
国共之间频繁摩擦的症结，是核心利益诉求不一致。中共政权的地位和地盘、中共武装的活动区域、中共武装的人数和编制这几大问题，都是国共矛盾的焦点，大多数国共摩擦的发生皆因于此。然而，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起因与上述几方面矛盾关系并不直接，提示着国共摩擦发生的机制并非那么简单直接。
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发生背景是所处特定时空的紧张氛围，直接诱因系唐毅等小人物的阴谋。而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要归结于摩擦双方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即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说的“心态、意识形态、话语”等政治文化的因素。国共双方政治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向来严重对立：国民党基于民族主义立场，认为“苏俄扶植”的中共迟早“叛乱”；中共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国民党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势必随时对日“投降”“妥协”。国共双方日常不断制造对抗的话语，将对方“脸谱化”，这样充满对立情绪的话语无疑强化了彼此的恶劣印象。
从各自的文本可以看出，国、共在同一个时空中既缺乏互信又相互防备，始终接受并坚信对方会时刻发动攻击。1940年下半年国共关系再度恶化后，毛泽东对于国民党的看法顿时变得悲观。他致电周恩来，指出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准备蒋介石“宣布我为反革命而发动全面反共”。国民党方面，蒋介石亦判定日俄缔约的背景下，中共将会“叛变”，而且还存在“共降倭，协以攻我”或者“俄积极助共攻我”的可能。在四川，省政府又开始猜疑中共会利用米价上涨“仿照成都本年春间之抢米暴动办法，再普通发动抢米暴动”。类似的杯弓蛇影，在后续的岁月中不断出现。
在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之下，国共关系多数时期均十分脆弱，加上某些特定时空出现的紧张氛围，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诱因都可能促使双方出现摩擦导致关系失稳。抢米风潮中反共摩擦的导火线，就是小人物所制造的阴谋。无独有偶，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的起因中，也不乏类似的偶发因素。
而细细品味各次国共摩擦收尾的过程，稍加归纳同样可以发现其存在某种共同的机制。本次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迅速结束的直接原因与戴笠的成都之行有关，表面上看这与其他几次摩擦走向终了的缘由不尽相同，然而揆诸每次国共摩擦发生后双方的态度和因应，又呈现出不小的相似性。
晋西事变发生后，无论是占据优势的中共还是遭受损失的晋阎，都在寻求以和平手段迅速了结事变并达成和解。皖南事变爆发后两三个月内，中共在军事上保持克制，仅以舆论宣传博取同情，国民党也停止“追剿”，甚至在军队和地盘上做出让步的姿态。1943年蒋介石一度决定“闪击延安”，却遭到手下多数人的反对，而中共方面积极表示愿意“政治解决”，最后双方仍回到谈判桌前。不难发现，国共双方在关系失稳后，彼此均存在尽快结束对抗的默契，而局势也往往得到控制，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包括此次抢米风潮的反共摩擦在内，抗战时期国共之间的摩擦或许存在某种“自限性”特点，基本不会扩大到难以收场的局面。
此种“自限性”的结束机制，或可借用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均势学说解释。该学说认为，权力本身以及参加权力分配的多个主体，都会有意识甚至无意识地去尝试恢复被打破的平衡，使之回到均衡状态，而一些弱小势力也依赖于此种规律得以生存。随着日本入侵，国民党主导政治舞台的局面被打破，国民党、中共、中间党派政团、有实力的地方军事集团纷纷入场竞逐；场外的美、苏、英包括日本也或明或暗地施加影响。均势中的国民党地位虽然相对有利，仍得按照此种“看不见的规则”行事；中共更是善于灵活运用均势法则保障自身安全；其余势力也会不自觉地促进此种规律发挥作用。结果不言而喻，新的均衡在合力之下很快建立，国共摩擦即告终了。
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的机制就是如此有趣——摩擦可能因为任何偶发因素而起，但多会受限于宏观局势在双方努力下急速消弭。1940年成都抢米风潮中的反共摩擦，或许是不太重要的一个案例，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抗战时期国共摩擦发生和结束机制中那些较少为人关注的面向。一场寻常的民变，因为一个阴谋引发国民党产生误判，进而演化成一次反共摩擦，并导致中共对于风潮出现某种过度解读。这个故事的意义当然不只在于情节本身，更在于其背后值得思索的重要内涵。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从略。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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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