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禹 | 19世纪晚期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与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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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王禹，土家族，重庆黔江人。求学于南开大学、北京大学，其中2011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访学一年，现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主义时代的政治文化，此外兼及智识生活史、美国农业史、发展-现代化理论研究。在《史学理论研究》《史学月刊》《四川大学学报》等核心期刊发表数篇论文，曾获美国历史学家协会（OAH）颁发的2020年度戴维·西伦奖（David Thelen Award）。
摘要
1879年亨利·乔治出版《进步与贫困》一书，提出了将所有税收简化为一种土地价值税的改革思想，史称“乔治主义”。1880年代后期，乔治主义开始在美国迅速传播。此时正逢美国农民抗争运动高涨，通过农民联盟旗下诸多媒体的介绍，以及联盟一些领导者的宣扬，乔治的改革理念在1890年前后得到了相当多农民的接受与支持。但进入1892年，由于乔治渐渐表露出对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的支持，并与已经组建人民党参与总统竞选的农民产生直接冲突，美国农民转而开始摈弃乃至批判乔治的理念，此后也几乎再未合作过。乔治主义与19世纪晚期的美国农民运动并非没有联合的可能，但正是它们从互相接触到擦肩而过的过程，揭示了美国农民政治文化的一些独特面向。
关键词
美国农民；亨利·乔治；单一税；乔治主义
在1879年发表的《进步与贫困》（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中，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出了一套以“土地”为核心的经济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单一税制”（single tax）这一社会改革方案，时人将他的学说总称为“乔治主义”（Georgism）。今天看来，作为一名社会理论家和改革先驱，乔治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早在乔治生前，在一些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他的那套关于人人皆有权使用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主张便受到大批农民和土地改革者的推崇，乔治与英国土地改革事业的关系就体现了这一点。此后，英国自由党的一些土地和税收改革家受到了乔治的影响，俄国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一些“民粹派”社会改革家欣赏他的主张，甚至中国革命家孙中山的“平均地权”纲领也受到了乔治主义的启发。
相比其在世界各国土地改革者和农民群体中的广泛影响，乔治与美国农民的关系很少被后世研究者论及，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农民对乔治的理论不仅谈不上赞同，简直就是没有引起重视。实际上，在乔治主义诞生和传播的19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美国农民抗争运动如火如荼，尤其是农民联盟（Farmers’ Alliance）快速发展的时期。农民联盟于1880年代末迅速发展至全国规模，并在1892年人民党（People’s Party）成立时达到“高潮”。乔治主义作为当时的一种重要改革思想，也曾被联盟旗下诸多媒体予以介绍和报道。另一方面，尽管乔治的《进步与贫困》一书并非着眼于农民所面临的“贫困”，但由于农业、农民与“土地”的天然亲缘性，该书还是涉及了大量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相关的内容，农民联盟的不少领导者对该书推崇备至，乔治在中西部也有着相当多的信徒。由此，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问题浮现出来：一场由“土地耕种者”发起的抗议或改革运动，与一套以“土地”为核心概念的改革思想，两者的发展时间既然几乎重合，何以未能有更紧密的结合，以至于后世研究者甚至很少将两者联系起来？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度究竟如何？哪些因素妨碍了两者的深度接触乃至结盟？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给出一个回答。
一、乔治主义的提出及其早期在农民中的传播
一般认为，美国农民即便算不上“中产阶级”，至少是持有田产的“自耕农”。但“镀金时代”（Gilded Age）美国农民面临的贫困却是令人震惊的。大体上，新英格兰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农民处境稍好，中北部地区东部、大西洋沿岸南部次之，剩余其他地区——包括俄亥俄河以南的南部，以及整个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的农民则都面临较为艰难的困境。导致南部、西部农民贫困的原因，有一些是共通的，如1870年代以后农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以及内战以后普遍的货币短缺。西部农民相比南方还有一些特别的困难，那就是艰苦的气候条件。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一线以西，除了太平洋沿岸少数河谷地带，常饱受干旱之苦，在北方还有酷寒。
土地也是导致农民贫困的一大原因。1862到1900年间被分配出去的5亿英亩公共土地中，仅8000万英亩是据《宅地法》分配的；剩下的4亿多英亩中，25%通过拍卖等方式落入了土地投机商之手，其他3亿英亩则直接赠给了各州和铁路公司，后者又将其倒卖给了投机商。因此，整个“镀金时代”，农民获得土地的主要方式其实不是通过《宅地法》，而是从土地投机商手中购买，并因此饱受盘剥。不仅如此，大多数西部农民很难获得优质土地，因为靠近河流、交通路线的优质土地非常稀少，早已被占据完毕。尤其在大平原以西到落基山脉东麓水源稀缺、气候恶劣的地区，按《宅地法》获得的160英亩土地，其价值已大打折扣。但即便是这种劣等的土地，农民也不能独享，因为大平原西部干燥的草原带也正是西部牧民的天然牧场，农民和牧民对优质土地的争夺贯穿了整个19世纪后期。此外，农民在19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内商品价格的总体下降趋势中获利最少，由于多数农民的土地都是通过抵押贷款购得，他们几乎一直是在自身产品价格下降的趋势下去支付固定不变的土地成本，在沉重债务压力下几乎注定破产，抵押的土地再也无法收回，最终沦为佃农。
农民也曾针对导致他们贫困的根源发出抗议。1860年代末到1870年代中期的“格兰其运动”，长期以来被认为主要是一场旨在降低铁路运价的农民抗议运动，但土地问题也是其背后的关键因素。该组织在1873年章程的“序言”中，就明言“土地是所有财富的来源，没有它，就没有农业，也没有制造业和商业”。一位为“格兰其运动”撰写简史的作者追溯了铁路公司垄断的根源，认为症结在于1850年代以来铁路公司一直从联邦源源不断地获得赠地（land-grant），迄至1874年，这类赠地的总量竟达到了“一个得克萨斯加上两个弗吉尼亚那么大”。从农民的角度来说，土地问题的另一个表现在于用以购买土地及农具的“钱”的稀缺性。关于“钱”的问题如何解决，1870年代初的农民提出了两个模糊的方向。一个指向税收改革，农民似乎隐约地感到自己的贫困与国家的财富分配制度有关，早在1869年4月伊利诺伊州农民召开的第一次布鲁明顿大会（Bloomington Convention）上，代表们就提出“当前的税率是不合理且带有压迫性的”。另一些农民开始思考怎样的货币发行量和货币制度才能让自己脱离贫困，这即是未来的“绿背党运动”“自由银币运动”“关税改革”乃至“所得税运动”的萌芽。
在农民尚未对“土地”和“钱”的问题提出明确解决方案之时，1879年《进步与贫困》的出版为此提供了一个解决办法，乔治在书中提出，当存在“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时，“土地价值的投机性上涨”看似一种“进步”，却必然导致“贫困”。乔治政治经济学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他对西方古典道德科学中关于“财产”的观念进行了再阐释，将“土地”同人的其他财产区分了开来：位于土地之上的“作为个人劳动产品的财产”（individual property in the produce of labor），由于是人凭其劳动所得，因而具有“正义性”；而“个人的土地财产”（individual property in land），包括土地之下的矿藏等资源，因与人的劳动无关，则是“非正义的”。由此推论，因土地增值而产生的财富便不应归个人所有，而是一种公共财富了。因此，解决社会贫困的办法就是实行一种“土地共有制”（common ownership），让土地因增值而产生的财富惠及所有人，当然其方式不在于均分田地，而是对所有地产的市场价值征税，即把“地租变成国家的税收”。由于全社会的土地增值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乔治相信，有了这样一种税，其他所有税赋便都可免征了。
乍看起来，乔治的提议可能被理解为对农民的进一步盘剥，他本人也曾担心这会令“小农场主和小宅地所有者感到害怕”。但实际上，他认为这个办法会使农民列于城市劳工之后，成为他改革主张的第二大获益群体。乔治深知农民已困于苛捐杂税多时，不仅承担了沉重的商品税，甚至连农场上的房屋、谷仓、篱笆、农作物和牲畜等也要纳税。在他的新税制下，一方面，“对土地价值征税”将使较重的税收负担被限定于地价高昂的城市，乡村地区的税负因此变轻；另一方面，那些地处边远、因土质恶劣而尚未用于耕种的土地，很可能根本不需上缴任何税赋，因为低税额对于已开垦和未开垦的乡村土地都同样适用。不仅如此，新税制还将给乡村地区的精神生活带来可喜变化：由于土地投机将变得无利可图，乡村土地价格将下降，人口从稠密地区向稀疏地区的迁移便有了动力，乡村的邻里社交网络就能逐步建立，农民便有望摆脱以往那种“毫无必要且显得枯燥乏味的”生活了。乔治总结道，“由于‘实际参与劳动的农民’既是土地所有者，也是劳动者，还是资本家，他赖以生活的是劳动和资本。因此他的损失将微不足道；他的收获却将是真实而丰足的”。
进入1880年代，乔治继续打磨他的理论。在1881年发表的小册子《土地问题》中，乔治提出美国与爱尔兰、英格兰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让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只要这一点不改变，物质进步就只能让我们的人民大众陷于更加艰难、更加无望的奴隶制之下。……就是把共和国建筑在了流沙之上”。1883年乔治又出版《社会问题》，开始讨论所有行业里“集中化的推进”。乔治的药方自然仍是征收土地税，并且依然对农民充满信心。针对当时流行的看法，即认为美国农民总是把土地看成一种“普通的财产”（common property），他们不可能承认、也无法理解“土地是一种共有的权利”（common rights to land），乔治提出应该给农民以接受的时间。他自信地宣称：“我所提议的税收改革，对于那些租种他人土地的农民，那些通过抵押贷款购买土地的农民，以及那些正在寻找农场的农民，都是有利的。……一旦农民理解了我的改革主张，他们就会支持而不是反对它。”至于那些试图蛊惑农民，称“把所有征税集中于土地价值上，就是要把所有税收加于农民身上的那些人，将会像那些蛊惑黑人，称北方军队将把他们拐卖到古巴去的蓄奴者一样，毫无成功的可能”。
但乔治的主要关注群体其实是“劳工阶级”，他试图告诉工人们：真正的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对农民，乔治的态度是复杂的。他注意到“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农业的相对重要性已下降”，而那种认为“小规模独立农民构成了美国人民的多数”的想法则已过时。就当时美国的情况而言，他认为农业虽仍是第一大产业，但其他产业的总产值已经大大超过农业，农民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重已是少数，自有农场的农民则少之又少。因此他判断，时下美国农业的主要形式——“抵押式垦作”（cultivation under mortgage）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今后将是“富庶大农场”（bonanza farm）和“租佃式垦作”（cultivation by tenant）两极分化的图景。或许，这样一种总体上不甚重视或不太看好农业和农民的细微心态，让乔治对农民问题的复杂性和他们真实的疾苦未能产生更加富有同情心的体察，以至于当他在1885年与律师小戴维·达德利·菲尔德对话时竟说：一位拥有价值一千美元的农场的农民，和另一位拥有等量土地，但已在土地上投入资金超过十万美元的土地经营者，应当上缴相同数额的税金，理由是“资本家的资金投入于农民无害，却于整个社会有益，我是不会亏待他们的”。对农民来说，这样的言论显然不中听。
农民对乔治的理论和主张也还不熟悉。《进步与贫困》的名气让乔治的理论传到了西部、南部农民的耳中，但他们最初的反应多是不以为然。路易斯安那州一份乡村报纸的编辑认为，《进步与贫困》这本书“不是受到了严厉地苛责，就是被捧上了天”。他认为乔治对“劳资问题”的观点对“广大无地贫民、小农和小地产者”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在这项粗暴的改革下，富人的代价只是皮毛，农民和小地产者却可能失去全部所有，土地租赁者大可提高租金，不幸的大多数贫困阶级最终将发现，他们的劳动仅够食宿之费”。最后，这位编辑尖刻地说道，《进步与贫困》让他想起了“魔鬼”：那个从灵魂出走的污灵“看到家里已打扫干净，装饰一新，就去另外带了七个比自己更邪恶的灵体来住在那里”。《盐湖城先锋报》的一位站在西部农民立场上的编辑，对乔治理论的看法则复杂一些。他一方面赞同乔治关于关税的“常识”，另一方面又认为乔治的理论“含混且自相矛盾”，不明白既然“农民作为过度征税的对象，应当受到鼓励，为何又要对他们的土地课以重税”？
乔治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仅有土地应被征税，这一点尤其令很多农民无法接受。盐湖城那位编辑认为“这种道理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样一来，“范德比尔特和古尔德就不必为政府的维持付出金钱了，他们已变成了穷人，因为他们财富的大多数都已用于投资铁路股票、债券及美国国债”。1885年4月，乔治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做了一场演讲，出席演讲会的印第安纳州州长阿尔伯特·G.波特（Albert G. Porter）也向乔治提出了类似质疑。他将自己的州与乔治所在的纽约州进行对比后指出，范德比尔特的财产中仅有少部分来自地产，而“印第安纳州则可能是除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以外，全国农民数量最多的州，那么如果仅对土地征税，岂不是豁免了范德比尔特，却把税负加在了印第安纳州农民的头上”？对这一质疑，乔治的回应难说精彩。他只是生硬地指出“无法对资本家的资本征税”，因为后者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将税收负担转嫁给人民和大众，而农民却无法转嫁给任何人。按照这种逻辑，美国农民自1870年代以来参与的反垄断运动似乎必定徒劳无功了。实际上，农民或农业州的人们对税收平等有他们自己的朴素理解，比如有人就认为从前对茶叶和咖啡所征的重税可能才是“最平等的”，因为“所有人都得喝茶或咖啡”。
从1870年代末以来，美国农民对于化解他们苦难的方法也有自己的理解。尽管土地的数量和品质问题是农民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但让农民走向抗争运动的却是一些更为直接的危机。如果说1870年代初是铁路运费的高企促使美国农民结成“全国格兰其”，1870年代末他们的最大忧虑则是银行对金融系统的垄断，以及国家“僵化的货币制度”。于是内战以来长期潜藏的一股反对单一金本位制的反抗传统被激活，西部和南方的农民渐渐达成共识，试图恢复纸币的合法地位，以缓解自身债务。从1876年到1884年，农民支持的全国绿背党三次推举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其1880年“纲领”的第一条宣称：“铸造和发行货币的权利，乃是人民为了共同利益而握有的一项至高无上的主权，……应用法定货币取代‘全国性银行’（National Banks）发行的纸币，应废除‘全国性银行体系’，且法律对于用金还是银来铸造货币不应加以限制。”对金本位体制的这种反抗，正是1896年将威廉·J.布赖恩的支持者们引向“自由银币”议题的那股力量的先声。但在1880年代中期，“自由银币”尚未成为农民的排他性诉求，各地“格兰其”组织仍在继续其针对铁路公司的反垄断运动，一些州的农民结成了农民联盟和其他互助性组织。农民对未来仍持开放态度，乔治主义只要能够为越来越多的农民所了解并认同，仍有望获得他们的接受和支持。
二、农民联盟的壮大与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
1880年代末，美国农民运动已进入农民联盟的时代。在这十年的前半期，部分得益于良好的气候，部分由于各种“格兰其法律”带来的红利，美国农民曾有过一段好时光。但到了这十年的末尾，中西部再度遭逢大面积干旱，内战后长期面临的货币短缺越来越显示出其破坏性，农民渐渐组织起来寻求自保。到了1888年，米尔顿·乔治（Milton George）和查尔斯·马库恩（Charles Macune）已分别在中西部和南方完成了两个地区农民联盟的创建工作，此后两个组织开始走向全国性合作。各州农民联盟掌握着一些为农民发声的出版物，比如马库恩收购的《国民经济学家》（National Economists）是“联盟”第一大报，此外还有米尔顿·乔治在芝加哥收购的《西部乡村》（Western Rural）、莱昂尼达斯·L.波尔克（Leonidas L. Polk）在北卡罗来纳州创办的《进步农民》（Progressive Farmer），以及杰·伯罗斯（Jay Burrows）在内布拉斯加州办的《联盟》（Alliance），等等。这些主要关注农业、农民和乡村事务的报纸，以及中西部和南方的一些地方性报刊，对亨利·乔治及其单一税理念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是农民了解乔治学说的主要渠道。
起初乔治的一些观点受到了质疑。波特州长提出的问题仍悬在人们心头：在股票等非土地财产免税的情况下，单一税制到底有利于富人还是穷人？《联盟》的一位编辑就认为：“一个百万富翁和一个按日计酬的工人上缴等额的税，这才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此外对乔治的理论还产生了三种新的挑战。最直接的质疑指向其激进性，乔治对土地作为一种“共有财产”的强调，以及他与英国激进主义的密切联系，很容易让人将其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划等号，将他的学说与“红旗和共产主义”相联系。另一种挑战认为乔治有煽动社会阶级仇恨之嫌。有媒体提出，乔治的理论是“打着那些没有土地之人的旗号，去剥夺那些拥有土地之人的土地”，这无异于“抢彼得的钱去救济保罗”，是在挑动阶级之间的战争，最终将导致社会的撕裂和极化。第三种质疑则涉及乔治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尽管农民也是消费者，但他们对海外商品的要求相对较低，相反地，他们极为依赖关税来稳住国内粮食的价格，因而通常会赞同保护主义政策。因此当他们听说乔治谴责关税，并要“废除”海关制度时，难免感到担忧。一位读者致信给一份“维护农业利益的报纸”称：“自由贸易是不可能的，整个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除了亨利·乔治——会主张这一政策。”
但在更多场合，农民似乎倾向于在这些话题上为乔治辩护。伊利诺伊州的一位“农民”激动地要求那些“反乔治派”在乔治的著作当中，指出哪一条表明乔治赞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他坚称乔治“比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更加清楚而明确地宣示了私有财产的正当性”。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一位农民辩称：乔治主张的是“国家成为地主，收取的地租将用于兴建公共工程”，因此并不会拉开阶级间的鸿沟。一些农民在更深刻地理解了乔治的理论后，对他本人也有了更多同情。比如，曾有人提出质疑，称如果按乔治的方案实行“单一土地税”，那么地主可以把税金加在地租上，或者将租金翻倍。另一篇署名“农民”的文章对此观点的回应是：这不仅是对乔治理论的无知，也是对基本经济学原理的无知。这位学识不浅的“农民”指出，所有英国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土地价值税是不能转嫁的——“地租增加一倍，税金也会增加一倍，那样地主就没有利润可赚了”，因此地主不会贸然提高地租。他甚至博学地指出“单一税”并不是全新的东西，法国人米拉波在一百年前就说过“它比印刷术的发明还重要”。
农民接受乔治理论的另一重要表征，是乔治的一些信徒开始担任农民联盟的领导角色，在中西部尤为明显。后来担任堪萨斯州国会众议员绰号为“没袜子”（Sockless）的杰瑞·辛普森，在1880年代初便已熟读《进步与贫困》，他被书中的“宗教高度和深度”所打动，认为自己找到“一生的政治福音”。乔治深刻地影响了辛普森的政治观点，让后者深信“政府最首要的职责是确保人民享有使用土地的自由”，“谁拥有土地，就拥有人民”。另一位代表是堪萨斯州平民党（Kansas Populist Party）的创始人之一玛丽·E.利斯夫人。在1890年这个重要的选举年份，正是利斯夫人施展高超的公共演讲才华，在堪萨斯州完成了160多次演讲，为联盟在该州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辛普森也在她的帮助下得以进入国会。这位“来自人民的圣女贞德”对乔治理论中强烈的道德关怀不吝赞叹：“在人类自由对抗人性贪婪的残酷斗争中，亨利·乔治是人类正义的一位无所畏惧的声张者和捍卫者——他有纯洁的灵魂，他是一位为了全世界受压迫者而抗争的一往无前的斗士——他的胜利不光属于城市，而是属于全世界受苦的人。”除了上述两位，农民联盟在各州乃至全国的领导者，如堪萨斯州的安妮·迪格斯夫人（Annie Diggs）、威斯康星州作家哈姆林·加兰（Hamlin Garland），以及伊利诺伊州律师克拉伦斯·达罗（Clarence Darrow）等，也都是“乔治主义者”。
大概从1890年起，中西部和南部一批为农民发声的报纸开始开设“单一税专栏”，如路易斯安那州的《路易斯安那民主党人报》（The Louisiana Democrat）、《菲利希亚那前哨报》（Feliciana Sentinel）、《科尔法克斯新闻报》（Colfax Chronicle）、密苏里州的《艾隆县记载报》（Iron County Register）、堪萨斯州的《巴克斯特泉镇周报》（Baxter Springs News）、南达科他州《威辛顿泉镇先锋报》（Wessington Springs Herald）以及爱达荷领地的《爱达荷县自由报》（Idaho County Free Press）等。与此同时，蓬勃发展中的农民联盟也拥有了更多的机关报，如明尼苏达州联盟下属的《伟大西部周报》（The Great West），以及堪萨斯州联盟的《倡导者周报》（The Advocate）等。即便未设“单一税专栏”，这些机关报也经常对该理念加以正面宣传。上述这些报纸有时转载乔治所编杂志《标准》（Standard）上的文章，有时对单一税理论作条分缕析的通俗化推广；有时面向农民展开关于“单一税”理论的知识问答，有时也刊发一些反驳乔治批评者的论战性文章。乔治本人虽乐见“单一税”理念在农民中快速传播，但农民仍不是他的主要关切对象。除了在纽约的活动，他花费大量时间前往欧洲、澳大利亚等地旅行和演讲，却很少到联盟活跃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与农民进行深度交流。但如果就此说他与这一时期农民的“不满和抗议毫无关系”，则忽略了两者之间的亲和性和乐于交往的善意。1889年1月，乔治就曾前往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发表演讲，当地的民主党报纸称他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认为他的演讲是“赏心悦目而富于教益的”，该州农民联盟的灵魂人物伊格纳休斯·唐纳利也和乔治相互激赏。
农民在民间和私人层面与乔治主义的密切接触，也渐渐渗透进了农民联盟的官方文献。在地方层面上，得克萨斯州联盟在1888年的大会决议中就已写入了一条关于“单一税”的条款。1889年12月初，来自南方、北方各州联盟的代表们共聚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城，商议将南、北方的两个农民联盟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组织，但终因双方在诸多问题上的分歧而告失败。南、北方联盟的一个根本分歧在于未来的斗争道路：北方已在严肃地考虑成立“第三党”，南方联盟则担心这条路径将导致南方白人内部的撕裂，主张依托旧党派，先在民主党内取得支配权，再将其改造成一个为农民发声的党。但圣路易斯大会并非什么都没留下，南方联盟的前期领导者查尔斯·马库恩长期构想的“国库分库计划”（Subtreasury Plan）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讨论通过的。
此外，南、北双方还在大会上提出了各自版本的“圣路易斯诉求”（St. Louis Demands）。尽管对货币问题、税收问题和垄断企业的国有化问题的讨论在公共话语中要活跃得多，土地问题也始终是1880年代美国农民的一个重要关切，南、北“诉求”中都列入了有关土地问题的条款。从相关条款的表述来看，农民对土地的主要担忧是公共土地不足，直指铁路公司和外国财团对土地的垄断性占有。乔治提出的“单一税”能令铁路公司吐出其占有的大量投机性土地，又能让偏远地区的农民几乎不必缴税，似乎是解决土地稀缺问题的良策。此外，两份“诉求”中的措辞固然是自杰斐逊时代以来美国农民重视土地的生产者主义传统的一种延续，但也与乔治的理论暗合，考虑到1880年代末乔治的理论在农民中的广泛传播，在“圣路易斯诉求”和乔治的理论间建立关联，应不算是无中生有。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民代表们，在北方版本的“诉求”中旗帜鲜明地把“公共土地”问题置于第一项，显示出中西部各州比南部更加重视土地问题，也反映了中西部土地的稀缺度高于南方的实际情况。如果再考虑到堪萨斯州是北方联盟运动最活跃的一个州，也不难想见辛普森、利斯夫人、迪格斯夫人等乔治主义者在北方“诉求”酝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圣路易斯大会不仅让南、北方农民联盟的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也让他们在1890年选举中有了更加鲜明、凝练的政治纲领，最终取得了对农民来说前所未有的政治胜利。可是这些胜利对于农民诉求的落实仍是不够的。第三党运动在南北诸州既有的二元政党体制下举步维艰，而南方农民联盟那些以民主党人身份当选的官员，更是发现自己不得不服从旧的“政党机器”的指令，而两大旧党长期以来早已习惯于依赖其他群体，要将其改造成“务农者（agriculturist）的仆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种形势使得南方联盟的领导者们也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北方联盟先前倡导的成立全国性第三党的道路，19世纪末美国的农民抗争开始从民间组织活动向政党运动转变。
1890年底由南方农民联盟筹划、全国各州联盟及其他社会改革组织共同参加的“奥卡拉会议”，被认为是孕育“全国人民党”的会议，佛罗里达州的这座小城奥卡拉，也被认为是农民联盟运动中第三党路线倡导者们的“麦加”。堪萨斯州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再度成为主角，辛普森、利斯夫人等乔治主义者对会议闭幕时发表“奥卡拉诉求”（Ocala Demands）发挥了直接影响。在这份与前一年南方版本的“圣路易斯诉求”高度相似的文件中，土地问题条款的排序和表述方式都没改变。据北达科他州联盟主席沃尔特·缪尔（Walter Muir）回忆，也有大批单一税派（single-taxers）参加了奥卡拉会议，且他本人就是一位“单一税的支持者”。他认为“乡村地区的农民一旦领会了单一税制的精髓，带来的‘觉醒’效应将比反奴隶制运动还要惊人，因为前者是没有地域局限的”，而“亨利·乔治就是那位驾驭着乡村地区不满情绪之风暴的人”。关于奥卡拉会议，他还透露了一条颇为令人意外的信息：“假如我们预计到联盟的会员们并不缺乏对单一税知识的透彻掌握，则一份有利于单一税制的决议，原本是很有可能在会议上提出的。”
从土地问题在“圣路易斯诉求”和“奥卡拉诉求”中的重要地位，到缪尔等农民联盟领导者们对单一税制的推崇，可以看到美国农民对乔治主义的接受度在1890年前后已达到一个高峰。1890年9月1日，在纽约库珀中心举行的一场旨在欢迎乔治旅英归国的大众集会上，农民联盟的全国领导者之一哈姆林·加兰朗诵了一首题为《致亨利·乔治的欢迎词》的诗。这首诗被一些农业州代表农民的报纸竞相转载，其最后两句或许可以代表1890年前后很多美国农民对乔治的想象与期盼：“灵魂的领袖啊！向着你的崇高使命前行吧。我们也会证明，自己尚非一无是处。”
三、平民党人对“乔治主义”的扬弃
进入1891年，亨利·乔治和单一税派们仍在继续向农民传播他们的理念。《标准》杂志上的文章不断被转载于中西部、南部为农民联盟发声的报纸，为单一税理念进行辩护的文章不时地发表于农业地区或平民党人的报纸上，单一税派也时常在南、北方农民联盟的年度会议上抛头露面。“没袜子”辛普森在国会走马上任后，乔治本人迅速与之建立起联系甚至友谊，以便让单一税理念能在国会中多一份支持。当然，农民仍不是乔治政治关切的重心，而单一税派尽管作为一股政治力量活跃在农民当中，却还没法将实现单一税制的具体步骤写入平民党人的政治纲领。单就美国国内的改革而言，乔治及其追随者们此时的工作重心主要有二。一是在组织上为单一税制培育地方性改革力量，乔治尤其视汤姆·L.约翰逊（Tom L. Johnson）为自己理念的继承人，他对后者政治生涯的规划是：先让约翰逊在国会中积累经验，再扶他登上俄亥俄州州长之位，最后助其竞选美国总统。其二，根据1890年9月3日举行的全国单一税联盟（National Single Tax League）首届会议上通过的“纲领”，达成单一税制的路线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废除目前征收的所有税种”，然后“提高土地价值税”。于是单一税派的主要工作就成了为民主党人克利夫兰再次竞选总统铺路搭桥，因为据说克利夫兰是支持削减关税的，关税也是当时最有希望被废除的税种。这种局势使得乔治对农民的态度多少有几分暧昧，一方面他积极支持自己中西部的追随者们（多为平民党人）在政治选举中获得提名，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平民党人的胜利不过是“昙花一现”，私下称“只要民主党还堪大用，就没必要与平民党人合作”。
农民的生活确已到了非常艰难的时刻。此时西进运动已走到极限，《宅地法》体系下最偏远、最贫瘠的那一批土地都已分配了出去，与土地分配边际化相伴随的是农业生产严重过剩，导致本已呈下滑趋势的农产品价格再难反弹。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在1889年降到了67，为内战后的最低点，农民购买力到1890年也降到一个最低点。雪上加霜的是，1880年代后期中西部大草原地区还经历了最恶劣的干旱气候。在如此多重的打击下，农民大量破产。从1889年到1893年，仅在堪萨斯州就有超过11000例抵押贷款被“终止”了抵押品赎回权，为了还债，大批小土地所有者沦为佃农和农业工人。然而，或许正是在这些恶劣境况的刺激下，美国农民运动此时发展到了或许是历史上最具爆发力的阶段。南、北方农民联盟的多数领导者已认识到，传统两大党无意回应农民的诉求，他们唯有选择第三党路线。有了奥卡拉会议的铺垫，农民联盟中推进第三党的积极分子们于1891年5月在辛辛那提召开的全国联合大会（National Union Conference）上成立了“人民党”，1892年7月则在奥马哈举行了人民党的首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被称为“第二次独立宣言”的《奥马哈纲领》，并选出詹姆斯·B.韦弗（James B. Weaver）作为党的总统候选人。作为一个“商业组织”的农民联盟，自此已无可挽回地“流向了政治”。而在人民党成立的过程中，堪萨斯州的乔治主义者辛普森、利斯夫人和迪格斯夫人等，一直是最活跃、贡献最大的推动者。
人民党的成立意味着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农民运动第一次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组织的领导，但该党的成立其实也是一个南北双方差异逐渐暴露的过程。人民党的筹备事宜是在1892年2月的圣路易斯大会上正式敲定的，此前南、北方联盟一直各自为政。直到1891年底南方联盟召开印第安那波利斯年会时，《国民经济学家》仍然强调“人民党”和“农民联盟”是两个不同的组织。另一方面，在南方农民联盟渐渐与北方达成一致并走上第三党道路的过程中，南方本身也发生了分裂。以联盟主席莱昂尼达斯·波尔克、佐治亚州国会众议员托马斯·沃森（Thomas Watson）为首的一派逐渐接受了北方唐纳利等人的观点，后者坚持农民组织应参与政治角逐，称“建构一个非政治组织，就像是造一杆什么都能做、独独不能射击的枪”；而以前主席马库恩、佐治亚州联盟主席莱昂尼达斯·F.利文斯顿（Leonidas F. Livingston）为代表的一派，则坚决反对任何分裂南方白人的计划，他们对联盟的定位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商业组织。南方联盟最终能够走到第三党路线上去，其实是北方领导者们“以议题换路线”的结果——他们支持了南方的“国库分库计划”。
人民党的领导者们深知，要和两大党展开政治竞争，就必须突破农民联盟的局限，去团结尽可能多的选民。“人民党”这一名称本身已体现了一种争取选民最大化的策略。在唐纳利为《奥马哈纲领》撰写的那篇著名“序言”中，言说主体也一直是“平凡的人民”“受苦的人民”“饱受劫掠的人民”，全文非常小心地避免了任何“农民”字眼，反倒特别关注了“城市工人——他们被剥夺了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从海外引进的赤贫劳动力压低了他们的工资，一支唯利是图的、未经我国法律承认的军队被建立起来朝他们开枪，由是他们迅速沦落到了欧洲工人的境况”。自1891年辛辛那提会议起，平民党人的历次大会就不局限于农民联盟的成员，用马库恩的话来说，辛辛那提大会实际上是全国“生产者组织（organizations of producers）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包括绿背党人、格兰其会员、“劳工骑士团”成员、反垄断改革派、单一税派，以及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追随者们，等等。《奥马哈纲领》的正文部分也强调“劳动者的联合”，肯定地提出“乡村和城市劳工的利益是相同的；他们的敌人也完全一样”。《奥马哈纲领》中提出的具体诉求也体现了平民党人在这方面的用意，一改北方版本的“圣路易斯诉求”连珠炮似的一连提出十数个主张的做法，平民党人这次将其政治议题浓缩为三项改革——财政、运输和土地问题，而把以往的其他诉求都一股脑儿地划入了一个叫做“情绪表达”（Expression of Sentiments）的补充部分中。如此一来，竞选的议题不但更加明确而犀利，至少从表面上看也不再仅仅关乎农民的利益，当然另一方面《奥马哈纲领》也显得更加中规中矩，难以容纳“单一税制”这类具体而激进的议题了。
《奥马哈纲领》“序言”的语言和叙事风格非常契合《进步与贫困》的精神。如它提到“数以百万人的辛苦劳动的果实，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规模被公然盗取，去为少部分人筑起巨大的财富”——这可算是典型的对社会病理的乔治式诊断。“土地”问题能够成为三大核心诉求之一，也表明了农民多年以来的关切与乔治关注的主题具有一致性。然而文字往往具有误导性，其实自从1892年以来，平民党人与乔治已是貌合神离。乔治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区域主要在以纽约为中心的东部，与劳工的关系也最为密切。鉴于“东部”和“劳工”正是平民党人最需强化其政治支持的地方，他们也希望凭着农民联盟时期与乔治及单一税派们的长期友好互动，来获得他的支持。可是事与愿违，由于深信“自由贸易”原则是实现单一税理念的必经之途，此时乔治几乎已明确表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在总统竞选中与平民党人其实构成了一种竞争关系。
如果说作为人民党官方文献的《奥马哈纲领》对乔治理念尚有几分欲推还就的味道，平民党人掌握的一般媒体，此时却已表现出一些对乔治理念的颇为露骨的质疑。《倡导者周报》是平民党人在堪萨斯州的头号机关报，该报在1892年3月下旬接连发表了署名乔·C.沃德（Geo. C. Ward）的两篇文章，对乔治的单一税理念进行了质疑。沃德提出的质疑角度倒并不新奇，但较为系统化。针对“单一税派认为土地价值税是无法转移的”，他针锋相对地提出，“除了极少数特例外，单一税是最容易转移的”，结果将仍是农民承担最多的税负。沃德没有像学者和政客们那样去质疑乔治的学理逻辑和意识形态，而是几乎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上，用通俗的语言讨论单一税制对农民的利害关系。文章发表后被中西部其他州的联盟报刊纷纷转载。相形之下，该报刊载的另一篇站在沃德对立面、为乔治理念做辩护的文章，论证却稍嫌局促无力，转载者也很少。当然，也不乏联盟报纸仍在为“单一税制”说好话。直到大选前一个月，《艾隆记载报》仍在传递一位署名“蔡斯·C.本顿”（Chas. C. Benton）的农民的观点：“现有体制下农民缴纳的税金，比在单一税制下多几倍，差额将从那些搞土地投机的人身上出。”鉴于《倡导者周报》在平民主义最活跃的堪萨斯州是第一喉舌，其副主编正是成立人民党的主要推动者之一的迪格斯夫人，该报在1892年对乔治理念的态度似乎更具代表性。
人民党若即若离，单一税派也在渐行渐远。《标准》的编辑和乔治的助手们仍在尽其所能，可以说是苦口婆心地继续向西部的农民和“农业工人”们宣讲单一税理念，以争取他们的支持。一些单一税派参加了1892年2月的圣路易斯会议，但与精神亢奋的平民党人不一样，他们更多的感受是“惋惜”，认为这次会议“错失了一个黄金机会，未能倡议和支持一项完美的经济制度，也就是理想中的单一税制”。乔治本人对1892年的平民党人运动评价依然不高，他在《标准》上发文称，尽管这个政党体现了农民“普遍而合理的不满”，它的政治纲领却显得像个“大杂烩”。他自己当然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民主党，甚至在大选几天前还亲自前往中西部为克利夫兰以及正在竞选连任国会众议员的汤姆·约翰逊拉票造势——谁知与农民彻底决裂的时刻就此到来。
在1892年的地方选举中，平民党人一般会与两大党中较弱的一方联合，在南方一般与共和党联合，在西部则是民主党。明尼苏达州平民党人原是与本州民主党合作的，可是就在选举前夕，当该州民主党邀请支持克利夫兰的乔治前往演讲后，平民党人对乔治的压抑情绪突然惊人地爆发了。该州多家地方报纸转载了一篇面向“明尼苏达农民”、用通俗易懂的短句写成、全文贯穿一股强烈“怒火”的文章：《变节了！》。该文作者批判民主党，说“它向我们索要选票，原来是为了摧毁我们”，细看下去才知其愤怒的原因是民主党“把亨利·乔治请到本州来鼓风造势”，“把乔治的言论当成了金科玉律”，为此该党“脱不了干系”。接下来对乔治的批判并没有太多新鲜内容，作者甚至弄错了一些基本事实——如称上届国会把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全书编入了《国会记录》，实则被编入的只是乔治的另一本书《保护主义还是自由贸易？》的节选本。这篇文章似乎是平民党人第一次讨论“这个亨利·乔治是什么人”“对于普通人的生活，他究竟赞成什么”这类有趣的问题，可惜它给出的答案毋宁说是一连串歇斯底里甚至罔顾事实的指控：“乔治先生和民主联合党（Democratic-Fusion party）告诉你们这些心甘情愿在边疆地区忍受贫穷的人们：在这件人类所曾犯下的最肮脏的罪恶里，你们竟是同伙！”
尽管乔治背上了骂名，他支持的候选人克利夫兰却在年底赢得了大选，人民党的候选人韦弗仅得到全国8.5%的选票。农民认为自己受到了乔治的背叛，他们对乔治主义的好感已走到尽头。《进步农民》作为人民党在全国最重要的喉舌之一，在1982年12月的一篇文章里语带几分酸楚和悲戚说道：“当我们自己人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却忽略了乔治先生的单一税理论已经在全国落实开来，并且还远未达到全盛期。”一旦乔治的理念全面实现，“全部税收将落到土地上来，换句话说，就是落到拥有土地的农民头上，结果只有一个：全国整个农民阶级的破产已在所难免”。这些情绪，是在败选的悲痛下想象出来的也好，是感到遭受了背叛后的恶意中伤也罢，都足以表明19世纪下半叶美国农民运动与“乔治主义”的和睦时期已经结束了。
进入1893年以后，平民党人的媒体对乔治及其理念的报道呈如下特点。首先，报道频率大幅下降。其次，1890年下半年以来常见于农民联盟媒体上的“单一税专栏”几乎无影无踪，只是在一些报纸上由一个较为模糊的“税收改革专栏”取而代之。最后，平民党人也很少再对单一税理念发表直接评论，而更愿意为其他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改革方面的专业人士）提供分析的平台——常常是批判性的分析。平民党人的媒体试图尽量持一种超然的观点，但在编辑们为数不多的评论中，常常流露出对乔治及其理论的批判态度。1894年底，伊格纳休斯·唐纳利在回复一位“所谓单一税派”的来信时，用他一贯富于表现力的文字表达了也许是平民党人对“乔治主义”的最后致意：“凭什么把政府的重担全让农业承担，而对其他财富形式分文不取？这难道不是把农民进一步变成资本的奴隶吗？当财富阶层看到贫穷的苦命人挣扎在这副重担之下，而自己分文不出，他们难道不会狞笑吗？难道这不是邀请囊空如洗的人们去参加穷奢极侈的豪宴吗？像约翰·S.皮尔斯伯里（John S. Pillsbury）这样的资本家会支持‘单一税’，这难道值得奇怪吗？”
四、结语
经历了1892年的选举失利后，人民党领导层决定继续寻求一个能团结两个旧政党内不满成员的全国性议题，即后来的“白银议题”。于是，1892年以后的平民主义运动几乎完全以“自由白银”为核心，成了一场“幻影运动”（shadow movement）。同时，为了与“白银派”成员较多的民主党联合，人民党还对自身进行了一番“意识形态裁剪”，以磨去其激进主义棱角，党主席赫尔曼·陶贝内克（Herman Taubeneck）甚至提出要“撇开”《奥马哈纲领》。可以想象，最初引发19世纪美国农民抗争运动的土地、垄断、贫困、税收等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就被暂时搁置了，经常被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的“乔治主义”，更是会被极力回避。乔治及其“单一税制”的发展也谈不上顺利。“乔治主义”的生命力直到21世纪依然在延续，就此而言，可以说乔治的思想是具有未来性和世界性的，而“平民主义”常被认为代表着相反的东西。可是乔治带给后世的更多是一种“思想启迪”，而很少催生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实际上，“单一税运动”在整个1890年代始终没成气候，进入“进步主义时代”后，尽管许多改革背后都有单一税派的影子，但单一税制本身却未能在美国真正实现。回顾霍夫斯塔特所说的那个“改革的时代”，尽管乔治本人一直以城市和劳工为核心关注对象，单一税运动获得的最真实、最强大的支持却是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和乡村，因此有后世研究者不禁感慨：“亨利·乔治在1892年与平民党人擦肩而过，很可能是一个错误。”
美国农民究竟曾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乔治主义？这一点其实难下定论。1890年前后乔治主义在农民中的确有着较高的接受度，但这种接受在何种程度上是诚心诚意，农民是否真正认同乔治的改革理念，却值得打问号。乔治主义中关于人人享有使用土地之权利的主张，对铁路公司垄断土地使用权的批判，以及农民在单一税制下可能大量获利的前景，的确对农民有吸引力，也构成了农民接受乔治主义的基础。但这一基础并不牢固。从1880年代后期到1892年，那些大体上由农民掌握的媒体的确对乔治的理念进行了大量介绍，但这些介绍与其说是为了宣传乔治主义本身，倒不如说是借以突出农民自身的诉求。沃尔特·缪尔称“奥卡拉诉求”中曾有望加入关于单一税制的条款，大概并非子虚乌有，因为类似条款后来的确在州层面变成了现实。但仅凭这一事例也难以断定乔治主义在农民观念中具有重要地位，因为农民在这场抗争运动中的诉求极其多元，看上去很难容纳乔治和单一税派那种简化而极端的改革方案。最终，随着运动走向第三党政治，运动的议题在数量上减少，在意识形态上去激进化，乔治主义可以说很快便被农民弃如敝履了。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既远且久的乔治主义，对美国农民来说竟如此无关紧要么？这是否意味着乔治主义具有一种“非美国”特性？乔治本人肯定反对这一说法。他解决土地垄断的途径不是没收和平分土地，而是以“自由贸易”为原则，本质上要通过一整套设计缜密、实施严格的税收改革来实现——这是一剂典型的美国式药方。然而，即便是这种温和的改革，一般来讲也需要两个客观条件：一是政府有超强的行政能力，二是土地的垄断所有者——改革的对象在法理上居于弱势地位。对欧洲旧世界那些兼具了封建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社会，如俄国、德意志帝国，甚至是更早启动现代化进程的英帝国而言，这两个条件是相对容易满足的；在20世纪那些处于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双重背景下的落后国家，乔治主义更是能在民众当中激发一种革命冲劲。然而美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尽管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农民也面临土地稀缺的问题，但这种稀缺并非因封建传统所致，而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长期运转中产生的一种资源配置不合理现象。在建国以来不断巩固、完善的宪政传统和法律体系下，哪怕是占有土地的垄断集团，其私有产权也受法律保护，农民很难对此提出法理上的挑战，因他们自己也有赖于同样一套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土地垄断集团在政府机构中具有优势地位，农民要抗争起来也非常困难，因为在一个民主制度下，作为选民的农民本身就在为政治地位的垄断者提供法理来源。因此在美国，农民在试图解决土地问题时，总是习惯性地（也是结构性地）选择了法律途径和经济途径，即走反垄断、税收改革、货币改革的路线。乔治或许为农民展现了一幅美好的图景，但除非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他的理念是不太可能在美国实现的。乔治主义似乎最终被证明与19世纪末美国的农民抗争运动并无太多关联，但或许正是从这种否定性的联系中，美国农民乃至美国制度的某些特性得以更加鲜明地呈现了出来。
美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后来得以解决的方式，其实已与他们最初在抗争运动中的诉求关系不大了，与运动后期的“自由白银”议题更不相干，因此霍夫斯塔特形容这场运动是一场“失败里的成功”（success through failure）。进入20世纪，城市化、农业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以农业合作组织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商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民的土地稀缺和贫困问题，使得美国农业初步走上了20世纪的资本主义大农业道路。1910年以后，美国农民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此时“作为商人的农民”与乔治主义的关系已大不如前。1912年，密苏里州的单一税派在该州发起了的一场请愿运动，结果招致了该州农民的强烈反对，不少单一税派竟收到了农民发来的暴力恐吓信——回想哈姆林·加兰向亨利·乔治朗诵欢迎诗歌的融洽时刻，真是恍如隔世。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注释从略。
本文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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