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 | 西方地图史研究：收藏兴趣、后现代转向、多样化
摘要
地图史研究在1960、70年代兴起，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1980、90年代很快就发生了转向。其中，哈利（John Brain Harley）\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是地图史研究转向中展开系统理论阐述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哈利成就卓著，他关于地图史的理论阐述被称之为地图史哲学，而以他为核心的学者群为地图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在理论发展的推动下，地图史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蓬勃发展。首先，传统的实证主义专题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吸收新的思路与方法，不断深化；其次地图史不再只是地图史本身：地图史同时也呈现历史，而地图更被用来构建历史。第三，也是极为重要的是，从权力、资本、知识关联性角度，讨论地图史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过程。第四，地图装饰和女性主义等其他地图史专题研究，同样引入注目。
对古旧地图的研究或讨论虽然很早，但是作为一种专题研究兴趣在西方的兴起则大概是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事情。时至今日，地图史研究不仅得到了深化，蔚为大观,而且充满了活力，其影响正逐渐向其他人文与社会科学扩展，特别是在学术思想市场上表现日益突出。因此较为系统地勾勒西方地图史研究的走向，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切入国际学术领域的前沿，以及在自身丰富的古旧地图资料基础上开出学术创新之花。故而不揣简陋就所见西文地图史研究作一概括性的梳理，仅供参考。
一、私人收藏与地图史研究
1.托利（Ronald vere Tooley）的《托利绘图者词典》
西方地图研究的学术史很长，但是在学术界作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研究兴趣的兴起则是1960、70年代开始的，而且与当时蓬勃兴起的古旧地图交易有着密切的关联。1979年海伦·沃利斯（Helen Wallis）为托利编撰的著名的《托利绘图者词典》（Tooley’s dictionary of mapmakers）撰写的《序言》，从绘图者研究的角度回顾了西方地图史研究的学术史。据海伦·沃利斯的概括，最早编撰绘图者（mapmaker）名录的是德国制图家亚布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在他1570年出版的《寰宇全图》（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有一个90位绘图者名字的表。在这个表中，不仅包括为他的地图集提供地图的同时代人，还包括那些古今地理学家和测绘学家的名字。到1603年版的时候，表中收入的绘图者扩大到183人。这个名单表成为利奥·巴格罗（Leo Bagrow，1881-1957）的著作《制图学目录》（Catalogus Cartographorum，1928）的基础。
第二个编撰绘图者名单的是威尼斯的宇宙学家文森佐·科罗内利（Minorite Friar Vincenzo Coronelli，1650-1718），在他的《宇宙编年》（Cronologia Universale，1707）一书中（该书是其大部头作品Biblioteca Universale，即《宇宙目录》的导论），提供了一份从荷马（Homer）到 蓬扎（Ponza）的96位地理学家、制图者的名单，其中69位有详细的传记。这种工作成为活跃于18世纪早期对历史感兴趣的古物收藏者的爱好。格里高利（Johann Gottfried Gregorii）是该领域的下一位先驱（Curieuse Gedancken von den vornehmsten und accuratesten Alt- und Neuen Land-Charten，1713)。
在概略回顾了早期研究史之后，海伦·沃利斯对当时的情况做了概述。他指出，随着当时对地理学史兴趣的发展，增加了很多书目，传记目录，以及地图目录（carto-bibliographies），并有人编纂了区域性的绘图者目录，如O. Regele’s编的澳洲军事测绘员（目录），R. Oehme为西南德国地区编的（目录），B. Olszewicz编纂的波兰测绘员（目录）。编制这些制图者名录的来源主要是收藏目录，如《不列颠博物馆印刷地图目录》（British Museum Catalogue of Printed Maps, 1967），菲利普斯（Philip Lee Phillips）主持的《国会图书馆地理图集目录》（A List of Geographical Atlas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1909-20陆续出版，该书卷目按作者编排，并附有作者列表索引）。利奥·巴格罗《测绘学史》（Die Geschichte der Kartographie，1951）中的“测绘学者一览表”列有1210人；而斯克尔顿（R. A. Skelton）主编的《测绘学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1964）一书中编制的“测绘学者列表（到1750年）”有1500人；而雷蒙德·李斯特（Raymond Lister）的《怎样确认旧地图和地球仪：印刷地图和地球仪的绘图者、雕刻匠、出版商、印刷者列表，1500-1850》（How to identify old maps and globes, with a list of cartographers, engravers, publishers and printers concerned with printed maps and globes form c. 1500 to c. 1850）(1965)则罗列了超过2000人的名单（该书提供了不列颠绘图者的详细记录）。1960年代中期，两项几乎各自独立的项目进入出版阶段。一项是威廉·邦克（Wilhelm Bonacker）1966年出版的《世界各地的绘图者》（Kartenmacher aller Lander und Zeiten），该书是包括了所有语言和地区的最重要的地图绘制者的第一本词典，其中德国部分尤其详细。另一项就是托利的《托利绘图者词典》(1979)。托利书中A to Callan，发表于《地图收藏家》（Map Collector’s Series）的第16号上（1965年）。到1974年《地图收藏家》（Map Collector’s Circle）无法为继的时候，托利《词典》（包括A到P）出版了10个部分（按：据该词典的版权页，期刊的发表日期是1965-1975）。这些内容经过修订和扩充形成了完整的《地图绘图者词典》（Dictionary of Mapmakers）。该《词典》是英语写成的此类著作中最全面的，书中记录了1900年以前生产地图的21,450人。
托利是一位具有50多年资历的伦敦“地图-人”（地图收藏交易工作），据托利1978年11月时为自己的词典写的《前言》，该词典是基于作者50年的研究，依据大量的参考书、古书和地图销售者的分类目录补充、修正而成，编撰的目的是提供最为简洁的关于地图生产的人的词典，从最早的时代直到1900年代。作者还指出，虽然尽力编纂，但是很多绘图者(cartographers)，雕刻者（engravers）以及出版商(publishers)被忽略了，尤其是那些只出版了单种地图和参与了一次工作的人。该词典的词条按字母排列，给出姓名，生卒日期，作品名称（title of honour），工作地址以及地址变迁，地图或地图集的主要信息（包括日期、编辑等等），如果地图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还会加上说明。托利除了编撰该词典外，早在1949年就出版了专著《地图与制图者》（Maps and Map-Makers），该书陆续修订再版、重印，到1987年出了第7次修订版，经久不衰。此外托利与查尔斯·布列克尔（Charles Bricker）和杰拉尔德·罗伊·克罗恩（Gerald Roe Crone）合作撰写了《制图史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Mapmaking,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Company, 1976），该书提供了丰富的图解，在收藏领域影响较大。
2.苏珊·戈尔（Susan Gole）的印度地图收藏与研究
除了这位影响巨大的托利外，在地图收藏与交易的同时从事地图史研究的人不少，如苏珊·戈尔就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地图收藏家，利用自己的收藏撰写了《早期印度地图》（Early maps of India, New Delhi: Arnold-Heinemann Publishers (India) Private Limited, 1976）。该书提供了32幅图解，在序言、导论之外，正文大体按时代先后由“传说中的印度”（Fabulous Ind）, “香料与基督徒”（In Search of Spices and Christians）, “莫卧儿帝国”（Magni Mogolis Imperium）, “通向印度”（The Way to the Indies）, “欧洲人的竞技”（European Rivalry）, “最早的测量”（The First Surveys）, “三角测量”（Triangulation）, “1800年以前的印度印刷地图”（Maps of India Printed Before 1800）等8个专题，并有详细的参考书目与索引。后来她又在此基础上出版了扩充版，书名改为《恒河上的印度》（India within the Ganges, New Delhi: Jayaprints, 1983）。
在西方，从事地图收藏并进而展开深入研究的人不在少数，上文所举托利是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所作的研究站在今天的立场上，自然有不少可以挑剔的地方，但后人应该铭记他们为地图学史、地图史研究所作的基础性工作，即在保存大量地图资料做出贡献的同时，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基础。
二、公私地图收藏目录的编纂与古旧地图影印出版
地图史研究兴起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可以较为便利地查阅古旧地图。要满足这个条件，就需要有必要的古旧地图收藏目录，以便检索；或者在原图不可得见的情况下，影印或复制古旧地图出版，以供研究者使用。
在馆藏地图目录的编撰方面，目力所见最早的可能要数大英博物馆1861年就编成的3卷目录《不列颠博物馆馆藏手稿地图、海图、平面图与地形图画》（1-3卷）（Manuscript Maps, Charts, and Plans, and Topographical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1-3, 1861,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 London, Mclcccxliv）。
1931年巴黎国际地理学大会（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上创立了“早期地图编目委员会”（Commission for the Inventory of Early Maps），该委员会由罗伯特·阿尔马基亚（Roberto Almagià）教授领导。该委员会在1934年和1938年的大会上被重新授权，然后在1949年的里斯本（Lisbon）大会上改名为“早期地图委员会”（Commission on Early Maps）,它持续到1964年的伦敦大会。从伦敦大会开始，委员会由斯克尔顿（R. A. Skelton）担任主席，并转为国际地理学联合会的“早期地图工作组”（the Working Group on Early Map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斯克尔顿意外早逝之后，由克罗恩（G.R. Crone）领导工作组的工作。该工作组的基本工作就是编制新的古地图目录。
个人见到的较早的关于如何做好馆藏地图的收藏、保护与编目的论著是1967年6月14-16日在渥太华加拿大公共档案馆(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Ottawa)召开的加拿大地图图书馆第一次会议的论文集，除导言与致辞等之外，共收入10篇论文，内容涉及地图收藏、编目与保护方面的问题。（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anadian Map Libraries, June 14-16,1967, Public Archives of Canada, Ottawa）
加拿大地图图书馆与档案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anadian Map Libraries and Archives）编撰的《加拿大地图收藏词典》(Directory of Canadian Map Collections)，从1969年出版第一版，此后不断修订完善，到1992年已经是第6版，这本不断修订出版的词典是了解加拿大各机构地图收藏情况的指南。
世界各国与各地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大多有类似的工作以及相应的出版物，而且大多是长期的、延续性的工作，至今仍然在不断推进。所见如，Island und das nÖrdliche Eismeer: Lamd-und Seekarten, seit 1493,（Hamburg: Altonaer Museum, 1980）是汉堡北德土地博物馆的阿尔托那耶博物馆地图展览和藏品记录。美国编有《美国地图资源指南》，1986年出了第1版，1990年出了第2版。美国除了全国性的指南外，还有如杰弗里·克罗斯勒（Jeffrey A. Kroessler）编撰的《纽约地区古旧地图资源指南》(1988，该书由纽约市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资助）。 较新的目录，如乔万卡·里斯蒂克（Jovanka Ristic）编撰的《美国地理学会图书馆所藏手稿地图与注记地图目录》（2010），是专业学会图书馆收藏的专门地图目录及其讨论的一个具有典范性质的工作。新加坡1987年印行了尼古拉斯·马特兰德（Nicholas Martland）主持的《新加坡地图收藏指南》（Guide to Map Collection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Reference Serbices Division, National Library, 1987）。
除了编制地图目录以外，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是古旧地球仪的收藏目录，这方面代表性的作品除了雷蒙德·李斯特《怎样确认旧地图和地球仪》（1965）这一不断被修订再版的经典以外，还有彼得·凡·德克罗格特（Peter van der Krogt）《荷兰老地球仪》（Old globes in the Netherlands, A catalogue of terrestrial and celestial globes made prior to 1850 and preserved in Dutch collections，Utrecht: HES Uitgevers, 1984）这类以国别为中心的古旧地球仪收藏目录。
与地图编目相应的是古旧地图的展览与影印出版，这类出版物的数量十分庞大，下面仅例举一二以见大概。专题地图的如1964年印行的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藏《18世纪新泽西的道路地图》（New Jersey Road Maps of the 18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4）。地方性的,如1984年编辑出版的《德克萨斯及其西南部地图，1513-1900》。 2007新出版了一册《走向德克萨斯：5个世纪的德克萨斯地图》（Going to Texas: Five Centuries of Texas Maps, The Centure for Texas Studies at TCU, 2007）虽然用的纸张不错，但是清晰程度参差不齐。
还有一些非英语的影印古旧地图集值得关注，如Cartografia historica de la nueva Galicia（Universidad de Guadalajara, Escuela de Estudios Hispano-Americanos de Sevilla, 1984），是南美秘鲁加里纳亚的古地图。奥斯卡一世·诺维奇（Oscar I Norwich）编辑的《南非地图》（Maps of Southern Africa, Johanesburg: AD Donker (PTY)LTD., 1993）是一本南非古旧地图集的小册子。而L’isola A Tre Punte: La Sicilia dei Cartografi dal XVI al XIX Secolo(Catania : G. Maimone，1999)是关于意大利西西里岛16-19世纪的古旧地图集。De Grote Le Grand Atlas Van De Ferraris（De Eerste Atlas van Belgie Le Premier Atlas de la Belgique, Uitgeverig Lannoo nv, Tielt, Belgie-Belgique, 2009）影印的是1777年比利时地图集(600多页，铜版纸，大8开的厚厚的图集，影印质量很好)。
在网络遍及的当下，大多数收藏机构尤其是重要的大型图书馆、博物馆等公藏机构在网上不仅有对所有读者开放的馆藏目录供检索，还有不少机构有大量的在线古旧地图资源供读者浏览下载。这对于从事地图史研究的人来说是极为便利的条件，也几乎是一项必须掌握的技能。虽然如此，知识产权、整理编目进度、数字化进度等方面的缘故，网络还不能替代现场的纸质阅读。
三、科学史与学科史的测绘学史撰写
相比于地图收藏爱好者来说，专业学者的著作虽然传播上或许没有那么广泛，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在各个领域多方位地为推动地图史的学术发展做出了贡献。
1949年出版的劳埃德·布朗（Lloyd A. Brown）《地图的故事》（The Story of Map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49）是早期学术性较强的地图史专著。而1964年出版的利奥·巴格罗（Leo Bagrow）《测绘学史》（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R. A. Skelton, editor）直到1980年代还是关于古地图思想最为深邃的经典。
在具体的专题研究方面，在英语学术界，关于英国地图和早期印刷地图的研究是非常热闹的领域。1952年亚瑟·海达（Arthur M. Hind）《16、17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地图，第I部分：都铎时期》（Engraving in England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Part I: The Tudor Peri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提供了该时期可以找到的所有关于印刷地图的参考。而1962年罗滨逊（A.H.W. Robinson）《大不列颠的海图》（Marine Cartogrphy in Great Britain,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2) 是关于海图研究的标准著作。1980年萨拉·泰克和约翰·赫迪《克里斯托弗·萨克斯顿和都铎时期的地图制造》（Sarah Tyacke and John Huddy , Christopher Saxton and Tudor Mapmaking,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0）简洁而广泛，并有很好的图解。还有1982年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不列颠群岛古地图》（Antique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Butler & Tanner Ltd. 1982）。而1983年萨拉·泰克编辑的《英国的地图制造：1500-1650》（Sarah Tyacke, ed.，English Map-making 1500-1650,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3），是一本出色的论文集，涵盖了很多方面的细节。
还有如，1975年海德（R. Hyde）出版的《维多利亚时代伦敦的印刷地图，1851-1900》（Printed maps of Victorian London 1851-1900, Folkestone, 1975），郝格格（J. Howgego）《大约1553-1850年间的伦敦印刷地图》（Printed maps of London circa 1553-1850, Folkestone, 1978），1983年莫伊（D. G. Moir）出版的《苏格兰地图：从早期到1850年》（The early maps of Scotland to 1850, vol.2, Edinburgh, 1983），等。
而1969年出版的罗杰·邦顿·威廉姆斯（Roger Baynton-Williams）《地图研究》（Investing in Maps, New York: C. N. Potter, Inc., 1969），主要侧重于地图如何生产出来，以及哪些人制作了地图（包括绘制、制版、印刷等生产过程的各环节），是一本关于制图与制图者的很好的入门书。后来成为地图学重要代表的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在1975年出版了《5个世纪的地图印刷》（Five centuries of map printing, Chicago, 1975）。托尼·坎贝尔（Tony Campbell）在1987年出版了《最早的印刷地图：142-1500》(The Earlist Printed Maps, 1420-1500, Berkeley：Uni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是对1952 Marcel Destombes’s Catalogue des cartes gravées au XVe siècle上罗列的古地图的详细研究，包括作者、地图本身、传本情况，并列有详细的参考书目。
在英国地图与印刷地图之外，其他专题以及区域研究同样引人关注，如亚瑟·罗宾逊（Arthur H. Robinson）《地图学史上的早期专题图》( Early Thematic Mapping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唐纳·凯普（Donna P. Koepp）《美国西部探险与绘图论文集》（Exploration and Mapping of the American West Selected Essays, Occasional Paper No.1, Map and Geography Round Table of the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Speculum Orbis Press, Chicago, 1986），是比较早的一本关于美国西部地图测绘和地图史的论文集，对于了解早期的学术史过程很有用。
与上面的专著相比，1972年诺曼·斯罗尔（Norman J. W. Thrower）出版的《地图与人类》（Maps and Man: An Examination of Cartograophy in Relation to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Prentice-Hall, 1972），从文化史角度对地图史进行了宏观论述，产生了巨大影响，数次修订再版（1996、1999、2007），后书名改为《地图与文明》（Maps and Civilization: Cartography in Culture and Society, third edi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从今天的理论视野出发，该书虽然不再那么深刻，但是仍然很有启发性，更重要的是它似乎预示了研究理论与方法极大丰富的时代的来临。
四、20世纪80、90年代以哈利为代表的地图史研究转向
1960、7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对学术界，包括科学技术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些重要著作，如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米歇尔·福柯的系列论著（《疯癫与非理智》1961年-1965年英文版改为《疯癫与文明》，《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5-1970年英文版书名为《事物的秩序》，《知识考古学》1969等），爱德华·w·萨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还有一种虽然出版甚早，但是直到1960年代才有真正影响的著作，如罗伯特·金·默顿的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5年博士学位论文，1938年出版），构成这些著作的学术与社会背景是西方社会风起云涌的后现代社会思潮，它们共同组成了此后各专业学科领域研究方法、问题等发生转向的思想资源。
地图史领域也不例外，很快就有学者做出了响应，其中以英国学者哈利（John Brain Harley), 澳洲的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法国的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的地图史理论研究影响较大，尤其是哈利及其合作者的影响最为深远。
1.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
哈利，1932年出生于布里斯托（Bristol），1956年从牛津大学获得教育学文凭（Dip Ed），1960年在伯明翰以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历史地理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从1958-1969年在利物浦大学(Liverpool University)任历史地理学讲师，在此期间他转向地图史研究。1970-1986年在埃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工作。1986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任教，在这里他与同事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发起编撰多卷本《地图学史》（History of Cartography），1991年突发心脏病去世。
哈利的学术生涯包括英格兰历史地理研究和地图史研究，依据马修·安德尼（Matthew H. Edney）编的哈利论著目录，他从1962年发表地图史方面的作品开始，专注于地图史研究。他在地图史研究方面的工作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具体的地图史研究，包括英国郡图研究、其他英国地图和地图集研究、美洲绘图史、英国地形测量史（the history of the Ordnance Survey，包括它作为测量机构的历史，以及再版地形测量的地图），其中最核心的是英国地形测量史。第二部分，是地图史的理论阐述，称之为地图学史哲学（philosophy of cartographic history）。哈利的地图学史理论除了他的地图学史哲学方面的论文外，一个最核心的体现是他与大卫·伍德沃德发起主持的多卷本《地图学史》的项目。
哈利在生前就准备将自己关于地图史理论的文章汇集成《地图的新本质》（The New Nature of Maps）出版，因突发心脏病去世未能实现。他去世后由他的好友保罗·拉克斯顿（Paul Laxton）为他完成了这个工作。保罗·拉克斯顿依据哈利生前自己确定的篇目，收录了《早期地图注解中的文本与语境》（Text and Contex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Maps，1990）、《地图、知识与权力》（Maps，Knowledge and Power，1988）、《沉默与秘密：近代早期欧洲测绘中被隐藏的中介》（Silences and Secrecy，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1988）、《18世纪英国地图集中的权力与合法性》（Power and Legitimation in the English Geographical Atlas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1997）、《解构地图》（Deconstructing the Map，1989）、《新英格兰测绘与土著美洲人》（New England Cartography and the Native Americans，1994）、《会有制图伦理吗？》（Can There Be a Cartographic Ethics？1991）7篇论文。这7篇论文的篇幅虽然不大，但是却充分代表了哈利对于地图史研究的思考。
哈利的好友，约翰·安德鲁（John Andrews）（研究爱尔兰地图史的权威，也是著名的英国地理学家）认为哈利的地图学史哲学的理论资源包括了艺术史、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哲学、以及从信息理论、语言学、符号学、结构主义、现象学、发展理论、诠释学、象征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有观念学吸收的思想资源，其理论阐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对测绘实证主义（Cartographic Positivism）提出全面的质疑；（2）吸收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Panofsky）对意义的表述，将地图的意义分为三个层次：沉默（silence），被理解（apprehend by…），内在修辞学（inherently rhetorical）；（3）提出总影像（total image）概念，包括构成地图的物质、装饰、图题、参考文献、位置；（4）论述地理学影像（geographical image），包括尺度（size）、中心性（centrality）、分色（color）、脚本（script）、其他测绘特性（other cartographic properties）、各种沉默（silence）；（5）测绘命题（cartographic Proposition）；（6）地图作为一种哲学认识论上的权力与知识（knowledge and Power），权力作为一种利益根植于知识，而地图的真实（truth）、事实（fact）、真理性（reality）问题的核心在于权力。（7）地图文本（text）是一种修辞，它的上下文（context）是社会或政治，要将它放到（placing）广阔的历史环境中去，而不是语言之中。
哈利对于地图史理论的阐释涉及到了地图史研究的方法面面，相关的评论褒贬不一，但是他的理论对地图史研究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2.大卫·特布尔（David Turnbull）：理论即地图
与哈利通过系列论文和大型地图学史研究项目阐释自己的地图学史哲学不同，另一位地图史方面的理论家大卫·特布尔，以一个短篇专著的形式，在1980年代末直接呈现给学术界，即《地图是疆域：科学是一本地图集——展览中的一个文件夹》（Maps are Territories: science is an atlas: a Portfolio of exhibit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Originally published:Geelong, Vic.: Deakin University, 1989)。该书1989年由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出版，1993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美国出版。
依据大卫·钱伯斯（David Wade Chambers）的《序言》，它源于1987年钱伯斯、大卫·特布尔和海伦·沃特森（Helen Watson）三人在迪肯大学科学社会研究课程(Deakin Universit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course materials)上开始的关于跨文化的系统回顾和评论。该书是该项目系列出版物《想象自然》（Imagining nature）的第1种。而所有该系列的书是为了证明，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的大分割是一种幻想或错误想法（illusion），也可以说是西方化影像（the Western imagination）的虚构(figment)。为了确定我们在自然世界的位置，我们不能把自然当作一个方面，而文化当作另外一个方面，而更好的方式是将自然世界看做是很多不同的文化构建。在人类经验的立场上，这就是说自然不是单体而是多阀域的（manifold）。在这深广而复杂情感下理解自然，需要紧握相应的传统文化知识。而在《地图的疆域》中，David Turnbull将地图作为知识的隐喻分析的同时，也确实将它当作知识是文化在较为广泛层面上表现的主要方式来加以分析。
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地图是疆域》像一个被设计的博物馆展览，由一桢桢文件夹（a Portfolio）组成。第一部分是“地图与理论”（Exhibit 1 Maps and theories）：讨论的是地图与理论的关系，作者给出的是一个翻转的命题，即理论是地图，对西方世界观（the Western world view）和西方本体论（the Western ontology）提出反对的同时，阐述地图是文化世界观的表现。第二部分是“地图的传统性质”（Exhibit 2 the conventional nature of maps”：在回顾投影和方位的文化历程基础上，借助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作为地图分析工具，将地图看做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知识。第三部分“地图与图片”（Exhibit 3 Maps and Pictures）：通过地图与图片的关系，审视地图的定义。第四部分“世界回到原地”（Exhibit4, Bringing the world back home）：原始（primitive）地图与现代绘图的比较，以及实用功能问题。第五部分“澳洲土著地图”（Exhibit5，Aboriginal Australian maps）：通过澳洲地图的起源，讨论土著地图与现代地图问题。第六部分“故事的深远意境”（Exhibit6，The story so far）：罗列了一系列问题，作为阅读所举图例的思考。而第七部分“地图的功能”（Exhibit7，The function of maps），如题，阐述了对地图功能的认识。第八部分“地图—知识秩序”（Exhibit 8, maps- a way of ordering knowledge），如标题所示，讨论的是地图作为一种知识排序方法的本质。而Exhibit 9, Maps- a way of ordering our environment，则阐述地图是安排我们的环境的方法。第十部分“地图与权力”（Exhibit 10, maps and power）：对地图与权力关系作了讨论，指出地图上的知识与社会和政治权力相关，是深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第十一部分“地图与理论总结”（Exhibit 11，maps and theories concluded）：追问地图对于理解理论的价值。作者的结论是，地图与理论从创造联系和使意料之外的联系成为可能之中获得它们的权力和使用价值。科学充斥着矛盾和学科分割，它成为一种地图集，并不是因为它的所有理论与逻辑、方法和兼容性有关；也没有这样的逻辑、方法和兼容性；而是因为地图和理论的本质是关联的，两者为无论何时何地创造社会策略和政治策略的联系提供了实践机会。
该书通过博物馆展览桢式样的地图史，强调地图在不同文化中的定义，即地图性质与其所属的文化性质一致，以祛除西方地图之魅，给各种文化历程中的地图以位置。该书不仅仅限于去除西方世界观与西方本体论，而是通过它表达人及其文化与自然的统一。其选择地图及其历史作为阐述的对象，是作者认为任何科学理论本质上是一种地图，科学的集合是地图集，地图（集）作为一种实践，它既是知识与环境的排列表达方式，也是创造它的社会与政治的表达式。
这虽然是一本很薄的带有澳洲土著文化特色的小册子，但是书中阐述的观点至今仍然很有启发性，它的目标似乎也不限于地图研究或地图史研究，而有着明显的超越地图研究成为一般社会理论的意图。199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引进后，在北美地图学史研究领域开始产生持续的影响。
3.克里斯蒂安·雅克布（Christian Jacob）的历史地图学理论
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安·雅克布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君权地图：在历史中探索地图学的理论路径》是关于地图史研究方法与思想的经典论著，200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为之出版了英文版。该书英文版正文包括：《导论：地图线之间》（Introduction: between the lines of the map）。第一部分 主要讨论地图定义问题（what is a map?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地图表达大地的方法(graphics, geometry, & figuration)。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地图注记，即地图标题、地名，以及地图传奇(maps & writing)。第四部分，讨论地图影像问题，包括绘制的诗性，测绘阅读的构建性，影像的草图，以及从地图到地理学的阶段性问题(the cartographic image: the eye & memory)。最后是结论部分。
克里斯蒂安·雅克布认为，“WHAT IS A MAP?”是地图史和地图学史的关键，确定这个问题决定了地图学史写作的项目和对象，边界或主题，以及它的关联问题。而事实上，地图学史学者有一个他/她研究对象的心照不宣的（tacit），隐含（implicit）的概念。此外，雅克布指出研究地图意味着不仅要处理工艺——尽管有些时候地图不是物质对象，而是嵌入的言说或心智计划——而且要处理它们所传递的信息，以及他们作为知识和行动工具的有效性。
上述三位对于地图史和地图学史研究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学者，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资本的关系。这种内在的一致性，显然与他们当时所能吸收的社会思潮养分的一致性有关，即上个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至今，如2008年出版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地图学：新视野与新方法》论文集，该论文集扉页献词是“纪念哈利和大卫·伍德沃德”，所收论文讨论的具体对象虽然较广泛，但是理论方法并没有超出哈利地图学史理论的范围，诚如扉页所言，是向哈利和大卫·伍德沃德致敬的论文集。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目前西方地图学史研究的基调。
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社会批判思潮和地图史研究的转向，也于地图学理论的社会科学倾向有关，其中如大名鼎鼎的马克·蒙末尼尔的《会说谎的地图》（1972），丹尼斯·伍德《地图的力量——使过去与未来现形》。而卡伦·派佩（Karen Piper）《测绘虚构：地图、种族与认同》（Cartographic Fictions: Maps, Race, and Identity, 2002），亚瑟·杰伊·克林霍夫（Arthur Jay Klinghoffer）《投影的权力：地图如何映射全球政治与历史》（The Power of Projections: How Maps Reflect Global Politics and History, 2006），是近年来从社会理论出发讨论地图的佳作。
五、地图史研究转向以来的主要论题
学术研究思潮或范式的变化，既激发随后的学者们在其思潮或范式的指引下，从各自的立场开拓新的研究领地，也会激发充满雄心的学者通过汲取不同的思想资源开创新的理论与范式。但是另一方面，学术思潮与范式的变向乃至转折，并不会完全覆盖此前的一切，原先的思想与专题往往老树长青。下面就目力所及，将1980、90年代地图学史理论转向之后的相关研究分类介绍。
1.地图学家及其地图学论题的深化
对地图学家的关注，是西方地图学史研究中一个长盛不衰的题目，成果不断。如罗伯特·卡若尔（Robert W. Karrow）在1993年出版了《16世纪的制图者及其地图：1570年亚布拉罕·奥特留斯与他的地图学家们》。这是关于16世纪荷兰地图学家与地理学家亚布拉罕·奥特留斯（Abraham Ortelius，1527-1598）及其同时代地图制图者的集合传记研究，是对近代地图学家研究的重要著作。
盖当若·费罗（Gaetano Ferro）1996年出版的《热那亚的绘图传统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哥伦布之前的地图史做了精致的梳理，第二年就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英文版用纸考究，装帧精美。该书是关于哥伦布之前欧洲地图史方面值得重视的著作。
与哥伦布航海有关的另一个地图史重要问题是关于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航海家皮里·雷斯（Piri Reis）及其彩绘地图的研究。土耳其学者米纳·埃西内尔·沃查（Mine Esiner Ozen）撰写的《皮里·雷斯及其海图》1998年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这是值得重视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前半部分是关于皮里·雷斯生平及海图的详细研究报告，包括目前其海图存世情况的清单；后半部分附上了伊斯坦布尔藏的44幅皮里·雷斯海图的彩图，全书一共71页。格里高利·麦金托什（Gregory C. McIntosh）2000年出版的《1513年的皮里·雷斯地图》一书，可能是目前最新也是最全面的关于皮里·雷斯地图的专题研究，但该书主要就皮里·雷斯地图作者、时代等展开专题讨论，仅提供了部分图解，因此研究皮里·雷斯及其地图的话，沃查的书仍是较好的选择。
在测绘学家传记研究方面，法国学者纪尧姆·莫桑容（Guillaume Monsaingeon）在2007年出版的专著《沃邦之旅》（Les Voyages De Vauban），是测绘学家人物传记与测绘学史水乳交融的一本重要著作。该书传主是法国著名军事工程师塞巴斯蒂安·沃邦（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1633-1707)，该书在讨论传主生平与测量成就的同时，尤其注重通过测绘技术、工具的讨论，来揭示17世纪中后期地图测绘技术的发展。
地图史和地图学史中人物研究是最为基础的传统题目，虽然是老题目，但是仍然是值得大力深入与拓展的领域，因为一方面还有很多人物传记的空白需要填补，另一方面地图史理论的发展，转换视角后，人物研究有了更多的研究话题。比如地图作者的范围从地图学家、测绘学家，拓宽到一般的测量人员、雕版工匠、出版商等等；从相对单纯的人物生平式研究，扩展到人群与技术、专业发展、行业发展，以及国际间科学技术中线的转移与近代社会的形成等问题，都是既吸引人有具有学术挑战性的题目。
2.具体地图研究、测绘技术史、区域测绘史的发展
具体地图研究。单幅地图或地图集的研究中是地图史研究最基础的部分，这部分工作的关注范围也日益扩大。比如1989年纽约图书馆编辑出版了克里斯多夫·克莱因（Christopher M. Klein）《18世纪不列颠杂志地图》，书中列出了18世纪英国期刊上发表的各类地图，按刊物类型分类排列，并对这些地图做了详细的目录学分析。而大卫·博斯（David Bosse）1993年出版的《美国内战新闻地图》，则是关于美国内战时期新闻地图的专题研究，通过新闻地图阐述了美国内战的新闻史。
一些地图史学者还讨论了历史地图集的历史与编撰问题，如1995年约翰·威尔纳斯（John Winearls）编辑的《早期历史地图集的编纂》是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集。它是1993年11月5-6日在多伦多大学召开的第29界编辑年会上的会议论文集，收录了7篇关于早期地图集编撰，尤其是历史地图集编撰的专题论文。对历史地图集产生的历史及其编纂方法的研究，是地图史研究中是至今位置还较少得到关注的领域。
而一些著名古地图一直是实证主义地图史研究的重要对象。如关于著名的复制古罗马地图的佩丁格地图（Peutinger Map），理查德·塔尔伯特（Richard J. A. Talbert）出版了《罗马的世界：佩丁格地图的重新审视》（2010），对该地图及其反映的历史展开了新的讨论。佩丁格地图（Peutinger Map，即Tabula Peutingeriana）是文艺复兴时期对古罗马地图的复制地图，是研究古代地形图极重要的资料。该图是出生在德国阿古斯堡的克诺拉德·佩丁格（Knorad Peutinger，1465-1547），1508年从他去世的朋友克诺拉德·比克尔或叫赛尔茨（Konrad Bickel or Celtes，1449-1508)那里继承而来。比克尔是奥地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emperor Maximilian of Austria）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声称1494年在图书馆中找到了该地图，佩丁格认为这幅老地图是中世纪时期复制的一幅古罗马地图，它此后被称作佩丁格地图（Peutinger Map，即Tabula Peutingeriana）。理查德·塔尔伯特《罗马的世界》是目前对该地图最为详尽的研究，列有详细的出版与收藏目录。
在具体地图研究中也出现了新的动向，如伊芙林·埃德森（Evelyn Edson）《1300-1492年间的世界地图：传统的持续与转换》（2007），对欧洲地图的复兴，葡萄牙航海与地图学，地图传播等有非常好的实证研究，同时也试图从地图学史角度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图的研究在西方地图史研究中占有相当的分量。如詹姆斯·埃利奥特（James Elliot）《地图上的城市：1900年为止的城市绘制》（The City in Maps: urban mapping to 1900,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1987），以及R.A. 斯盖尔顿 和 P.D.A. 哈维（R.A. Skelton and P.D.A. Harvey）编辑的《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地图与规划》（Local Maps and Plans from Medieval England, Oxfoed University Press, 1986），是英国中世纪地方规划图或地方平面图与地方发展的论文集。
单幅地图或具体某个时代地图与地图集的研究，它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作为地图史最基础的工作，是各阶段必不可少的部分，也是成果数量较多的领域。
测绘技术史。测绘技术史作为传统地图史项目，仍然是地图史研究中重要的内容。如2009年出版的J.H. 安德鲁（J.H. Andrew）的《过去的地图：1850年之前的测绘方法》，是厚达549页的大部头著作，系统讨论了1850年之前的测量与绘图的数学方法演进历史，是该方面的最新力作，可以称得上是集大成的专著。
在测绘技术史的研究中，将文本研究与实验研究的结合成为近年来得到发展的一种方法。在理查德·塔尔伯特主编的《古代透视：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与罗马的地图与他们的地方》（2012）论文集中，收录了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希腊和罗马的测量与测量工具》（Greek and Roman Surveying and Surveying Instruments, pp.129-162）一文，该文不仅复原了测量仪器，并进行了实验检验，将科学史中的技术复原与实验验证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
另外一种文本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则是通过复原古代测绘技术，并以此来复原古代地图，如El Tratado de Tordesillas en la cartografía histórica，是一本西班牙语的地图学史，它的研究方法就是对古代地图的绘制复原研究。
区域测绘史是传统实证主义地图学史研究得到重要发展的一个领域。如阿列克谢·普斯特涅科夫（Alexei V. Postnikov）《俄属美洲的图绘：地理学上的俄-美联系历史》（1995），是对俄国与美洲联系史的地图讨论。而2014年出版，罗伯特·克兰西（Robert Clancy）等撰写的《绘制南极洲：一份500年的发现记录》)，极为细致地梳理了南极洲测绘的历史进程。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凯·阿特伍德（Kay Atwood）《链接俄勒冈：1851-1855年太平洋西北区公地测量》（2008），主要利用档案资料对美国俄勒冈1851-1855年测量事业进行了细致的复原与深入的讨论，将区域测绘史从国别尺度推进到国家内部区域尺度的讨论。
3.地图与图像：从地图史到普通史
地图与区域历史地理。将地图作为一种可资考订的史料用来讨论历史，在史学领域并非新创造，而是一种传统。这在城市史、历史地理研究中，更是常见的方法与手段。如琼·道森（Joan Dawson）作为加拿大的一位普通的地方史与地图史学者，她的研究工作可以算作传统研究的典型。她在《绘图者之眼：早期地图中的新斯科舍》（1988），以及《绘图者的遗产：地图中的19世纪新斯科舍》（2007）中，展现了将地图作为主要资料研究地方史的价值。她在《绘图者之眼》中通过地图讨论了早期新斯科舍地区的发展，然后沿着该书的道路写作了《绘图者的遗产》。在后书中，她通过仔细检验和分析19世纪的地图，首次严谨地尝试去获得关于整个省、以及它的资源、居民的知识。她发现，在19世纪早期地图上是矗立的聚落，修建连接聚落的道路，正在构筑的快速增长的复杂的防御工事，以及发展所依赖的资源；而在该世纪的下半期，该地区的地图发生了变化：突然间它们描绘工业的发展，铁路和航运的建立，以及发育的手工业工场和商业市镇建立的商业。
琼·道森的工作是执着的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并没有受到新社会批判理论的影响。这样的做法在历史地理学界中至今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但是最近的一些作品，如2010年出版的《威廉·法登与诺福克18世纪的景观》，则在实证的研究上加入了主观的因素，试图以地图测绘、出版过程中对地方的描绘，来揭示地方景观的构造过程。
而另一类研究则通过古旧地图的编年，来揭示特定区域的历史。这方面德里克·海斯（Derek Hayes）《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具有代表性。该书副标题直译是“用原版地图图解加拿大的历史”（Canada’s History Illustrated With Original Maps），很直接地揭示了作者的研究意图。诚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这是首次出版的仅用古旧地图而不是重画的地图组成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尝试用原版地图解释国家地理知识的进程，以及加拿大历史中的重点事件。
地图史呈现历史。哈利（Harley）认为地图史研究要放到地图所处的上下文，即其社会背景中去认识的观点并非他独有，大约同一时期《乡村形象：新旧世界的地产图》一书的编者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该书是纽伯里（Newberry）图书馆小肯尼斯·内贝纳赫尔（Kenneth Nebenzahl, Jr.）测绘史讲座系列第九场展览的汇集，所有展品来自纽伯里图书馆。该书《序言》（pp.1-5）认为：“测绘史最深的秘密在于，很多时候深藏于，源自每幅地图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地图采取什么形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社会、经济背景的需求、趣味和技术成就。事实是，当我们思考近代早期印刷地图的时候往往忽视它。常常作家们写作的时候似乎进入了一个社会、经济的真空，似乎经历的是某种Blake-ish纯粹精神。”将地图放到它的历史环境中去的思想，使得地图史研究不再满足于地图史本身，而是试图在阐述地图史的同时呈现地图所属的历史。
例如P.D.A. 哈维《都铎时期的地图》（1993），该书每一部分以一幅地图图片开始，通过地图分别呈现了该时期的地理基础、防御工事、城镇、地产、建筑，以及法律等各侧面，它既呈现了该时期地图史的各侧面，同时也通过地图展现了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历史。
而托马斯·苏亚雷斯（Tomas Suárez）《东南亚早期绘图史》（1999），在梳理建立东南亚测绘史的过程中，也阐述了东南亚历史和地理发现史。这方面，马诺斯·拉希里（Manosi Lahiri）《测绘印度》（2012）表现更为突出。全书大致以时间顺序为轴，概括出不同时代的地图及地图学内容的特征，并选择适当的地图，通过对这些地图在讨论地图学史的同时，构建了印度历史的进程。基本体现了描述地图绘制史和地图学史的发展的同时，阐述区域历史进程。
而约翰·伦尼·索特（John Rennie Short）《地图上的世界：测绘学史》（2003），则通过对世界地图学发展脉络的把握，展现世界历史。
地图构建历史：区域、国家与世界史。与在地图史研究的同时呈现其所处的历史不同，在另一类研究中地图并不是地图史的史料，而是构建历史镜像的图像。这种思路并不完全来自现代或后现代理论，它也是图书编纂和历史研究传统的继承。因为利用地图来展现国家或地区的形象，在古旧地图再版的过程中是较为常见的思路，如1984年出版的《墨西哥形象：墨西哥图史》，是一个极薄的古旧地图册，收录1幅景观画+6幅地图，以呈现墨西哥的形象。而英文法文对照的《帝国戏剧：航海地图上的三百年》（1987），一图一注解的格式，实际上是一部将地图作为图像史料来图解历史的作品。
杰里米·布莱克（Jeremy Black）在《地图与历史：构建过去的影像》（1997）一书中，对地图阐释历史的方法做了较为系统的表达，并通过地图集从民族国家、欧洲中心主义、环境主义、国家主义、战争、意识形态、政治与战后历史，技术与未来等多个侧面构建了1900年以来，尤其是1945年以后的历史。全书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批判理论的痕迹。他2003年出版的《世界的视像：地图史》（2003），虽然自称地图史，实际上是前书的衍生品，属于以地图构建世界形象而相对通俗的读物。
彼得·巴伯（Peter Barber）《伦敦：地图上的历史》（London: A History in Maps, London: The London Topographical Society, 2012），通过相对宽泛的地图定义，以博物馆展览样式的地图组合呈现城市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发展的进程。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但十分突出地反映了目前英国学术界对于伦敦城市历史发展的一般看法，是一本很好的古旧地图集合的伦敦史。
通过地图来阐述地区历史及其特性的思想，有着广泛的共鸣。西摩·施瓦茨（Seymour I. Schwartz）《这是你的土地：美国的地理进程》（2000），就是以地图为主线，展示各州被纳入美国的历史地理进程。而文森特·维加（Vincent Virga）主持的美国《地图：绘制国家》（Cartographic: Mapping Civilization）（代表性的如Vincent Virga, and Ray Jones, California: Mapping the Golden State through History），则是一个包括全美50个州，以地图阐述各州历史的宏伟计划。它虽然是通俗性论著，但是其编著思路既反映了美国地图史研究的一个方面，也极为扼要地揭示了美国学术界对于各州历史空间形象及其形成进程的最新理解，它刊布的古旧地图也是不错的资料。
上述各书，既有学术性较强的作品，也有诸多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的雅俗共赏之作，更有图文并茂浅显简明的通俗作品。这种情况恰好也说明，在地图学史研究中通过原版地图来表达由图像构成的地方历史、区域历史、国家历史的方法和思想，正得到广泛的响应与接受。
4.权力、资本、知识：地图史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
哈利等人所倡导的地图史研究，尤其是引入权力、资本、知识等后现代概念，引发了持续的兴趣，并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其中通过对地图史中的权力、资本与知识关系的阐述，来表达地图与地理空间的相互创造过程，是极为值得关注的研究思路；而其他方面，比如修辞、装饰与女性主义出发的研究，在开拓新研究领域的时候，也不断吸收、拓展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地图史与欧洲国家历史的相互创造。伊丽莎白·A·萨顿（Elizabeth A. Sutton）在《荷兰黄金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地图学》中，充分利用荷兰关于大西洋领土的印刷地图，讨论这些地图是如何利用修辞的长处和理性，使被他们称为黄金时代的荷兰的全球扩张合法。解释了大约在1600年到和1650年之间，绘制图像是如何强调荷兰在国内和大西洋竞技场的合法体系、政策体系与经济体系中的权力的。作者将这些早期的荷兰印刷地图看做是历史性的个案，用来研究权威化的媒介如何持续地促进国家统一，以及整合资本主义。地图或书中的图像，通过呈现边界、商品和地形细节，组织并控制了空间和人。基于出版商、国家资助的法人团体和商业精英基础上的，选择与操纵的特征，极具意义。那些带有政治和经济的资本，强化了历史和法律文本中它们在文化图像上和智识上的权力和价值。
伊丽莎白·A·萨顿在书中阐述了，地图强化了道奇尤其是荷兰的概念，这些概念包含在古史，以及合法利润和全球扩张之中。不仅是官方委托的产物，也是市场需求的驱动。她的理论资源，除了来自于吉登斯、韦伯、马克思，以及米歇尔·福柯和布迪厄等当代重要的社会理论外，作者接受了J.B.哈利等人的地图史理论，把地图看做是一种视觉修辞的文献，认为地图可以告诉人们关于制造它的那个社会的很多东西；同时它背后的文化密码所潜藏的知识、价值与等级制度是使之合法化的知识；地图在客观性、经验论和实证主义急剧上升为知识构建的特权模式的时候，它被标准化了。同时，地图成为一种常见的商品，是重要的政治与经济工具。
克里斯蒂娜·玛丽·佩托（Christine Marie Petto）《早期英格兰与法兰西的地图与海图绘制：权力、赞助与生产》（2010），是另一本从权力、资本角度阐述地图学史和社会变迁方面的力作。该书对近代早期英格兰和法兰西地图、海图、地图集的生产和角色作了比较研究，尤其注重十七世纪后期到十八世纪后期地图生产的中心巴黎，如何让位于十八世纪后期出现的伦敦。作者在导论中指出，她的该项研究有三个基本线索，首先是权力机构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出现的地图是如何影响读图者理解世界的，以及直接或间接介入这些关系的地图企业的赞助人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其次，通过商业地图的生产和生产者之间的关联深入探讨地图所处的社会语境和权力联系，从而探索贸易是如何影响地图集、地图和海图的生产，以及它是抑制还是强化了机构/权力精英与地图生产者之间的关系。第三，在250年之间生产的地图集、地图和海图作为文化产品，它们在法国和英格兰的近代早期世界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斯蒂芬·J·霍恩斯比（Stephen J. Hornsby）《测绘帝国：塞缪尔·霍兰, J.F.W. 德斯·巴雷斯和大西洋海神的创造》(2011)，该书以塞缪尔·霍兰与J.F.W. 德斯·巴雷斯这两位测绘学者对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的测绘为基础，讨论18世纪英国军队和海军对加拿大东部水域的测绘史。作者吸收了J.B.哈利的地图学史理论，尤其是哈利关于研究“构建测绘学的社会力量，以此确定权力现场及其效应在地图知识中的位置”，即地图的社会语境与权力、知识关系的思想，因此书中集中探讨了英国政府，尤其是军事力量的系统测量，对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早期北美东北部的塑造和地图表现；同时该书也揭示了权力并非全能，而是有缺陷的，指出从部署测量工作到地图被使用之前，他们的权力依然是潜在的。另外，该书还吸收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关注科学知识在空间、地方和区域上的结构，将地图学作为历史和地理相联结的科学来讨论。
地图史与殖民地历史的相互创造。大卫·贝塞尔特（David Buisseret）《帝国的工具：西进运动中的运输与地图》（1986），虽然是研究美国西进运动地图史的杰作，但是其方法已经明显地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
雷蒙德·B·克雷布（Raymond B. Craib）《测绘墨西哥：国家依恋与景观碎片的历史》（2004），是充分吸收了后现代理论的一本32开300多页的艰深专著。该书《导论》开篇前引用了埃丽赛·勒克洛斯（Elisee Reclus）《人类与自然》（L’Homme et la terre）的一段话，充分表达了作者的写作意图：“地理不是永恒的东西，它是创造出来的，每天都在被重造；每一刻，它都在被人类活动塑造。”（Geography is not an immutable thing. It is made, it is remade everyday; at each instant, it is modified by men’s actions.）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代表现代性的外来殖民力量的地方测绘过程的深入梳理，对测量过程中殖民势力、土著势力、底层民众等各群体之间的互动，及其所体现的国家、地方在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表现，做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以揭示殖民地国家各层次历史的形成。
诺曼·埃瑟林顿（Norman Etherington）编辑的《绘制殖民征服：澳大利亚与南非》（2007），是一本以澳大利亚和南非为对象的地图史论文集。在编者的《导论》之外，收录的论文有《走向帝国的海图绘制：英国水文局》（Charting the way to empire: the Hydrographic Office,Vivian Louis Forbes and Marion Hercock)；《幻象地图》（Fantasy Maps, Lindy Stiebel and Norman Etherington）；《全景政治：罗伯特·戴尔与金·乔治·桑德》（The Politics of a Panorama: Robert Dale and King George Sound, Janda Gooding）；《把部落放回到地图中》（Putting Tribes on Maps, Norman Etherington）；《绘图竞争：弗里德里希·杰普与德兰士瓦》（Cartographical Rivalries: Friedrich Jeppe and the Transvaal, Jane Carruthers）；《将历史写入地图：乔治·斯托尔的美妙移居》（Writing History on Maps: George Stow’s Fantasies of Migration, Norman Etherington）；《在征服景观上规划权力：堪培拉和比勒陀利亚》（Projecting Power on Conquered Landscapes: Canberra and Pretoria, Christopher Vernon）；《未绘制的征服？：一个千禧年计划》（Unmapping Conquest?: A Millennium Project, Lindy Stiebel）。这是一本关于殖民与地图测绘史的专著，是后殖民主义思潮对殖民地地图史的理解与反思。
地图史与世界历史的相互创造。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绘制世界不仅是重新认识世界，也是在创造世界，因此这方面的论题来源久远，而在地图史转向思潮下获得了新的认识。大卫·贝塞尔特《绘图者的探索：文艺复兴时期对新世界的描绘》(2003)，约翰·伦尼·索特《制造空间：修订的世界，1475-1600》（2004），是这方面很好的作品。
综上，地图测绘与出版的过程中资本、权力与知识的作用下，地图描绘地理的过程，就是地图描绘世界的过程，地图与其描绘的地区的历史，是一个相互创造的互动过程。通过地图，重新理解与认识地区史、世界史，成为地图史和地图学史重要的开拓方向。
5.不可轻忽的其他：装饰、女性主义
当代地图史研究转向之后多呈现出的研究论题和理论主旨的多样性是极为丰富的，各方面多有实践者，如地图修辞方面，有2001年出版的伯恩哈特·克莱因（Bernhard Klein）《早期英格兰与爱尔兰的地图与空间写作》。而其中关于地图装饰与女性主义，是值得关注的两个方面。
装饰艺术。在西方地图语境中，地图装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这在哈利的地图史哲学中有专门的论述。这方面最新的成果是2012年出版的丹尼斯·雷哈茨（Dennis Reinhartz）《地图艺术：地图要素与修饰图解史》，以及2013年出版的切特·凡·杜泽（Chet Van Duzer）《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地图上的海怪》。其中，后者是第一本专门讨论地图上的海怪的地图学史专著，对海怪在地图上的出现，及其消失的时间和背景做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将这个极为庞杂的论题做了引人入胜而又简洁扼要的表达。
女性主义研究。女性主义从社会运动到社会理论，都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也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着长期而持续的影响。在地图史方面，从女性主义出发展开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数量。其中，威尔·范·登霍纳德（Will C. Van Den Hoonaard）《地图世界：测绘学史中的女性》，是地图学史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基础性力作。该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地图学史中女性主义视角的价值、意义，对女性在地图学史中的角色进行了讨论。书的第一部分是1880年代以前地图学史中的女性，第二部分是1880年代直至当代的28位女性先驱，第三部分是当代测绘学中女性面对的基础阅历、问题和阻碍。该书在方法上系统吸收了社会学的方法，收集了女性测绘学家的情况，包括她们如何进入该领域，她们如何达到测绘学家的身份认同，她们如何发展与同事之间的职业关系，以及她们思考的挑战是什么，可能的贡献是什么，等等，将研究从古代延续到当代，从文献梳理到当事人调查，是值得借鉴的思路。
而茱蒂丝·泰纳（Judith A. Tyner）《缝纫世界：刺绣地图与女性地理教育》（2015），则利用各地馆藏的日常地图制品，尤其是丝织品上的地图图像，讨论女性的地理教育即女性获得与传播地理知识的情况。这使该书不仅在女性主义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也为地图史研究扩展史料与研究方向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上述两种女性主义角度的地图史研究，都有极为细致的学术回顾与参考文献，对于了解西方地图史研究中女性主义视角的学术史很便利。
小结
地图史研究在1960、70年代兴起，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下， 1980、90年代很快就发生了转向。其中，哈利及其合作者、大卫·特布尔、克里斯蒂安·雅克布等人是地图史研究转向中展开系统理论阐述的代表性学者。尤其是哈利成就卓著，他关于地图史的理论阐述被称之为地图史哲学，而以他为核心的学者群为地图史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影响深远。他们对地图史研究理论的阐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都强调了对地图的重新定义，地图与其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地图与知识、权力的关系。
地图史研究的转向，并没有覆盖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而是促使研究论题和理论主旨的多样化。地图史不再只是地图史本身：地图史同时也呈现历史，而地图更被用来构建历史，地图史与地理空间是相互创造的过程，装饰、女性主义等专题也拓展了地图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所有这些汇合起来的一个总的效果，就是地图史超越了专题史研究的范畴，它不仅仅吸收各种社会理论，更成为促进当代社会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作者简介
潘晟，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师范发展学院历史系教授。
信息来源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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