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

作者简介

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所长。六朝博物馆馆长，南京六朝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史学会历史地理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名学会城市地名专业委员会专家组首席专家，中国行政区划与区域发展促进会政区沿革与地名文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地名大会》点评嘉宾，书香江苏形象大使。主要学术领域为中国中古文史、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地名学。出版专著及各类大小册子70多种，发表论文与随笔500余篇。

一、中国地名学史与其中的徐霞客及其《游记》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众多的民族、各异的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这些反映在地名上，便是层次丰富、数量巨大的各类地名。这各类地名作为实体的指称，又具有明显的“载体”特征，它表现着历史，记录着民族的进步或衰退，呈现着各别区域的自然面貌与人文景观；就实用价值言，地名则以无可替代的社会性，伴随着人类自群居生活形成以后的漫长岁月。

以地名为基础，有关地名的研究，在我国也起源特早，绵延不绝。以典籍论，那记载与研究我国历史上如恒河沙数一般的各类地名的，是难以计量的地名典籍；以学者论，在两千多年不间断的地名研究史中，有所建树的学者，同样不胜枚举。

然则地名典籍与地名学者，正是中国地名学史首先必须关注的研究对象。不过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首先，因为古今地名学的观点、方法、目的不尽相同，直到晚清，我国的地名研究还一直划归历史学的沿革地理（舆地学）范畴。又由于汉字的一些特点，地名音、形、义的推定也一直是语言文字学（古称小学）的一个部门。这样，就造成了我国古代地名研究的非系统性与孤立性。其次，缘于古今学科分类、观念的多有差异，地名之学在古代也尚未独立自成科学。最后，与上两点相连带，中国历史上许多在地名研究上卓有贡献的学者，尽管他们的著作在过去与现在的地名研究中经常被引用，但仅被视作史学家、地学家或小学家，而从未被堂堂正正地作为地名学家来看待。这种情况带给地名学史的研究以很大的困惑与诸多的缺陷，也导致了认识与评价方面的片面性。当然，这是时代的局限与偏见，今天应当给予清醒的认识与认真的纠偏；也唯有如此，才能使在地名学上有成就与贡献的学者及其著作，得到应有的表彰与完备的评价。

以上述的观点立论，徐霞客及其《游记》正是中国地名学史上有待表彰与评价的一人与一书！

先就“一书”说，《徐霞客游记》是中国历史上浩若烟海的地名典籍中的一种，且是重要而独具特色的一种。结合地理学发展史看，我国的地名典籍，由先秦至清，可粗分为先秦古地理著作、正史地理志、总志、方志、舆图、行记与游记、地理专著等若干类，其间虽相互影响，彼此借鉴，关系极为复杂，却也各具比较清晰的发展脉络与相当明显的撰述特色。《徐霞客游记》自属“行记与游记”一类，在其前有《穆天子传》（可能成书于战国）、东晋法显的《历游天竺记传》、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南宋范成大的《揽辔录》《骖鸾录》《吴船录》、南宋陆游的《入蜀记》、蒙古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等；而自《徐霞客游记》出，在地理学价值与地名学意义方面后来居上、规模和气势堪与相比的游记抑或行记便没有了另例！《徐霞客游记》在地名典籍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

再从“一人”言，在中国历史上，在解说和阐释地名的来历、含义、沿革、读音、用字、分类及命名原则等方面作出显著成绩，并把传统地名学水平推向新的高度与更广阔领域的重要学者，若汉之班固、应劭、许慎、刘熙，魏晋南北朝之杜预、京相璠、郭璞、盛弘之、郦道元，唐之李泰、李吉甫、樊绰、贾耽，宋之沈括、程大昌、周应合、王应麟、洪迈，元明两代之耶律楚材、胡三省、汪大渊、屈大均、徐霞客，清之钱大昕、焦循、洪亮吉、李兆洛，如此等等，真可谓前后相继，灿若群星；就中的徐霞客，则以其开创新风气、拓展新领域的地名记述与研究，不仅列居一星，而且闪耀着持久而明亮的学术星光。

二、《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

在具体讨论《徐霞客游记》有关地名的记述与研究之前，有三点需稍作提示与说明。

其一，地名语词的结构。地名一般由专名与通名两部分组成——通名指出地理实体的类型，相当于人的姓名中的姓；专名用来区别地理实体中的不同个体，相当于姓名中的名。在我国传统的地名研究中，于通名重视审义辨类，于专名则重视渊源（得名之由）解释。

其二，地名的基本要素。地名是人们赋予各个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其基本要素为音（读音）、形（字形）、义（字面义，即得名之由）、位（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位置与范围）、类（所指代的地理实体的类别或性质）。由古及今，语言文字学者把地名作为专有名称，只研究某些地名的音、形、义；一般地理学者往往注重地名的位与类；又历史地理（古称沿革地理）学者关心的是义、位、类，着重地名的渊源演变、古今地名的对应考证及地理实体的变迁；而地图（古称舆图）学者研究地名的形、位两要素，即标准名称书写与地理实体的确切位置。可见由于研究者立场的不同，所记述与研究的地名要素也不一样。

其三，游记类作品总是记述了大量的地名，但它并不是地名专业文献；追溯所到之处的地名“得名之由”，探求所涉及地域的地名命名理据，也原非游记一定要包含的内容。某些游记中的这类内容，往往是为了叙述所见所感而作的背景铺垫，或是顺势附带的说明。“奇人”徐霞客所撰“奇书”《徐霞客游记》也大体如此。

若以严格的专业标准来衡量，《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是比较零散、不成系统的。然则《徐霞客游记》又何以能在中国地名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呢？这与以下两个大前提有关。

前提之一，记载地名，数量多，地域广，资料价值高。

《徐霞客游记》所载地名，数以万计，不仅遍及每页每段，甚至在某些段落中的每一行，也都有类别不同、大大小小的各种地名。又所载地名隶属的地域，尤能显出其作为地名资料书的非凡价值。清潘耒《徐霞客游记·序》说：

霞客之游，在中州者，无大过人；其奇绝者，闽、粤、楚、蜀、滇、黔，百蛮荒徼之区，皆往返再四。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视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径，荒榛密箐，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按潘耒所谓“在中州者”，主要指霞客的前期作品，即作于崇祯六年（1633）以前的名山游记（现存17篇）。这些名山游记重在搜奇访胜。而潘耒之“奇绝者”，指的则是从崇祯九年九月至崇祯十二年九月凡三年零一个月的西游日记。这部分日记，游程涵及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七省（自治区）；日记字数，占全部游记（60余万字）的92％强，又重点所在的广西（31％）、云南（39％），合占70％。结合直到晚明，云南、广西、贵州尚属某种意义上的政治地理、民族地理及文化地理的边疆区域的状况，则西游日记的史料价值无疑弥足珍贵；其中记载的地名，也便成为珍贵而翔实确切的资料，丰富了晚明西南地区地名资料的宝库。至于江浙赣湘区域或为官修总志所失收、或为乡邦文献所省略的地名，以及名山游记中的地名，由于霞客之“行不从官道”“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及对名山胜水的搜奇访异，其中的颇大一部分得以记载，这部分地名的资料价值也同样不可忽视。

前提之二，描述地名地理，生动形象，优美流畅，可读性强。

在民国丁文江重编《徐霞客游记》并编写《徐霞客年谱》以前，学术界主要视《徐霞客游记》为文学作品，清奚又溥《徐霞客游记·序》说：

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

又或以其写景真实，可“当卧游胜具”。这种评价虽然偏颇，却也反映出《游记》的文学水平。事实上，《游记》关于地理地名的描述，的确富于文采；翻开《游记》，这样的例证俯拾即是，不烦列举。有学者甚至认为，郦道元《水经注》、玄奘《大唐西域记》，总体上文笔不及《游记》绚烂，《游记》是“我国地名学史上进行地名的地理描述最为成功的佳作”。2按浓厚的文学色彩，使《游记》具有了极强的可读性，而名随文传，经《游记》描述的诸多地名，遂有了相当的知名度，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

在这样的两大前提下，进一步考求徐霞客作为杰出的地理学家所做地名研究，便会对《游记》在地名学方面的重要贡献有深切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兹分门别类，简述如下。

（一）探讨地名通名

众所周知，徐霞客在地理学上最重大的成就，是关于岩溶地貌的考察，而在广泛考察的基础上，他所厘定的一批岩溶地貌通名，如阱、眢井、盘洼、环洼、天池、伏流、天生桥等，定名科学，有的至今仍沿用于地学中。霞客所拟的《鸡山志目》，将山岳地貌“自顶而下”划分为峰、岩、洞、台、石、岭、梯、谷、峡、箐、坪、林、泉、瀑、潭、涧、温泉计17类，前人称道“其名词之精审，类别之概括，皆地理学者观察研究之结果，非寻常文人之所能比拟者也”。

《游记》对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地名通名，或阐说含义，或对比分辩。庐山白鹿洞，“五老峰前一山坞也”，其实赣、湘等省的洞，多“乃山环城坞”；又广西的峒，同样不作洞穴解释，“石当山回水曲处谓之峒”。农村的集市，“贵州为场，云南为街，广西为墟”，也随地而有不同。

《游记》还接触到了专通名转化的问题。桂林漓山（象鼻山）本为专名，但《大明一统志》却以雉岩为漓山。在徐霞客看来，这两处和崖头净瓶山一样，皆“离立江水冲合中，三山俱可名漓也”，言下之意即“漓山”原为通名，以后才转化成了专名。

（二）解释地名专名

《游记》记载了数以万计的地名，对其中许多地名专名的命名取义，霞客往往推本溯源，作出解释。这些解释有的取自文献资料，有的得于实地考察，或两者结合，多方推求一些比较复杂的专名语源。按地名专名“得名之由”的研究，自汉代以降，已成风气，北魏《水经注》以后，则“几乎成为我国一切地理著作中的必有项目……地名渊源的研究就为我国的地名学奠定了基础”4。《游记》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其有关专名的解释，丰富多彩，此随举一例。崇祯九年（1636）十月二十一日“江右游日记”：

余曳杖披棘而入，直抵围屏峰、城垛峰之下，仰视“饿虎赶羊”诸石，何酷肖也……出循狮子峰之北，逾岭南转，所谓轿顶、象牙诸峰，从其外西向视之，又俱夹叠而起，中悬一峰，恍若卓笔，有咄咄书空之状，名之曰卓笔峰不虚也，不经此不见也……此东外谷之第一层也。复循外岭东行，南转二里，直披寨顶之后，是为棋盘石。一大石穹立谷中，上平如砥，镌其四旁，可踞可憩，想其地昔有考盘，今成关莽，未必神仙之遗也。其西南为朝帽峰，西北为寨顶……寨顶、朝帽之间，峰脊度处，一石南向而立，高数十丈，孤悬峰头，俨若翁仲，或称为接引峰，或称为石人峰。

此“饿虎赶羊”、卓笔峰、棋盘石、接引峰（石人峰）诸小地名，由《游记》的观察记述，其都因形象定名，已属显而易见。而类似记述，在《游记》中比比皆是，于是大量地名的“得名之由”，便在徐霞客随手拈来、不着痕迹的行文中，落实了答案。

以形象定名的山、峰、岩、石、洞一类地名，是《游记》记载与描述的地名中分量最大的一类；以色彩定名的也很多。漓江畔的画山，“石质黄、红、青、白，杂彩交错成章，上有九头，山之名画，以色非以形也”；云南广西府城南的西峰，“横若翠焉，即名翠屏”；又贵州白水河，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所在地，“水流甚阔，每数丈，辄从溪底翻崖喷雪，满溪皆如白鹭群飞，白水之名不诬矣”。

取义于动物、植物的地名，《游记》中多有所见。云南寻甸州治的后山，“昔多小黄蛇，故今以黄龙名之”；邓川州凤羽鸟吊山，“每岁九月，鸟千万为群，来集坪间，皆此地所无者，土人举火，鸟辄投之”；又大理的蝴蝶泉，“泉上大树，当四月初，即发花如蛱蝶，须翅栩然，与生蝶无异。又有真蝶千万，连须钩足，自树巅倒悬而下，及于泉面，缤纷络绎，五色焕然”。以植物定名的例子，如滇西顺宁、蒙化间有桫松哨，“以岭有桫松树最大故名”；“苏子，树名，昔有之，今无矣”。这是霞客在跨越赣湘之间的苏子树村时对村名所作的解释。

姓氏地名、人名地名作为我国地名的大类，在《游记》中每有反映。浙江雁荡山东面的章家楼，“章氏盛时，建楼以憩山游之屐”；江西乐安附近的曾田，“其处村居甚盛，而曾氏为最”；云南寻甸的潘所、金所、魏所，“乃土官三姓”；浙江临安的全张，则“村皆张氏之房也”。得自人名的地名，若湖南衡阳附近的伊山，“乃桓伊读书处”，“昌黎公（韩愈）过此而始建”的青草桥，又名韩桥；贵州的关索岭因关索得名，“索为关公子，随蜀丞相诸葛南征，开辟蛮道至此”；云南腾冲附近的尚书营，是“王尚书骥驻营之处”。

以史事命名的地名，《游记》说云南晋宁县乃“晋时宁州统会之地”，嵩明旧名嵩盟是因“治南有盟蛮台故址”，顺宁附近的象庄本为土酋猛廷瑞畜象之所；又漾濞西面的打牛坪，相传蜀汉丞相诸葛亮过此，“值立春，打牛以示民者也”。按“鞭打春牛”，是汉代即已存在、清时仍很盛行的一种习俗。

见于《游记》的许多与矿业、手工业有关的地名，如保山西北的玛瑙山、腾冲附近的硫磺塘、南丹附近的打锡关、大理附近的石户村，徐霞客都作了解释。又顺宁西北的锡铅驿，旧志雅化为习谦，但《游记》仍一律采用了群众化的俗名锡铅。

《游记》还提到了不少非汉语地名。龙英飘岩，霞客注云：“土人名曰飘、峭，所云峭者，即山之称也。”飘（音piǎ）、峭（音qiǎ），皆壮语“石峰”之谓。又霞客解说革纳铺：“土音‘纳’俱作‘捺’，至是而始知所云捺溪、倪捺，皆纳字也。惟此题铺名。”显然也是因壮语地名的汉字写法各不相同所致的地名现象。

然则以上所举例证，就量而言，仅为《游记》所释地名的“九牛一毛”。形象、色彩、动物、植物、姓氏、人名、史事、矿产、手工业、方言等命名类型以外，其他自然与人文命名理据，如特征定名、地形定名、方位定名、土壤定名、天候定名、部族定名、观念定名、比喻定名、词义定名、数字定名、神话定名、仙释定名等，在《游记》中尚多有阐发，此不赘叙。而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徐霞客所释的这大量而多类的地名，涵盖了上至省府州县、下及乡镇关驿，大则名山巨川、小则峰岩瀑泉的多层次地名；其乡镇关驿一类小的人文地名、峰岩瀑泉一类小的自然地名，则无论官修史志，还是私撰文献，或略而不论，或述而不详，正是由于徐霞客的亲历与周到入微的考察，正是由于《游记》的记载与不惮繁琐的解说，它们才得以留名于300多年后的今日，这300多年间的后人才能够获取丰富而且大体可信的地名解说资料。

（三）考原讹变地名与罗列地名别名

有些地名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会发生讹变。讹变了的地名之字面义与讹变前的地名之字面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霞客既重视地名专名的寻源释义，对普遍存在的讹变地名，也尽可能地进行考证与还原。江西宜黄附近的荷玉山，“初以何、王二氏，名何王山，后加草加点，名荷玉山”。这种“讹变”与锡铅驿改为习谦驿相近，是一种有意的雅化。《游记》考原桂东南的鬼门关应作桂门关，武夷山区的睹阁岩就是杜辖岩，又桂林附近的天赐田讹为天子田，普安之亦字孔讹为亦资孔。霞客反对桂林尧山得名于帝尧的说法，推测尧山过去可能是瑶人属地，名瑶山，后讹作尧山。按霞客对讹变地名的论述，虽然不一定都准确，但他这种追根究底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在使用与传播的过程中，地名又会有通用与非通用、官方使用与民间使用等差别，这就产生了同一实体的正名与别名问题。霞客在《游记》中，用去不少的笔墨介绍、罗列一些大小地名的别称与异名。例如云南的下关、上关又分别称作龙尾关、龙首关，银龙江又称作太平河；高黎贡山也名为昆仑岗、高仑山，本地人又讹而习称高良工山。很多的村落、城镇、山岭、岩洞乃至庵庙的别名，霞客也都一一罗列。《游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为后人查阅、了解、考释地名，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四）提示地名沿革与核定地名地望

霞客颇为重视各地各类地名的沿革变化。以云南政区为例，《游记》谓“永平即东汉之博南县”“云州即古之大侯州”“潞江安抚司，元柔远路”“顺宁者旧名庆甸”，这都属政区地名沿革的提示。对自然地名的屡更频变，《游记》多有详细梳理，如崇祯十一年（1638）四月十七日“黔游日记”所述白云山名称的沿革：

白云山初名螺拥山，以建文君望白云而登，为开山之祖，遂以“白云”名之。《一统志》有螺拥之名，谓山形如“螺拥”，而不载建文遗迹，时犹讳言之也。土人讹其名为罗勇，今山下有罗勇寨。土人居罗勇而不知其为螺拥，土人知白云山而不知即螺拥山。僻地无征，沧桑转盼如此！

类似这样的细说沿革，在《游记》还见于多处。

与沿革密切相关者，又有地名的地望问题。所谓地望，即地名所指称的地理实体的位置。在这方面，霞客每每结合历史事件，纠正文献记载的错误。如明谢肇淛《百粤风土记》谓昆仑关在宾州南十里，《游记》根据宾州附近地形及宋皇祐四年（1052）狄青袭破侬智高的相关史实，认为昆仑关应在南宁的东北与宾州分界处；《南宁郡图》置隆安县于右江北岸，霞客也以亲身经历，指出其错误。又霞客论两晋宁州治滇池即治明之晋宁州，虽以《华阳国志》考之，仍可商榷，但其研究方法，即根据历史古迹（明惠夫人庙、大将姚岳庙）考证古代地望，实有可取之处。

（五）描述地名实体

地名是指代地理实体的，“制名指实”，名与实之间存在着影之随形、毛之附皮的密切关系。《游记》的记述与研究，既涉及“名”的诸多方面，其对“名”之所指的“实”，就有更多细致的描摹、系统的状述，而这又加强了对“名”的渲染与理解。随举两例，以见一斑。

万历四十四年（1616）二月初三“游黄山日记”述汤泉：

汤泉在隔溪，遂俱解衣赴汤池。池前临溪、后倚壁，三面石甃，上环石如桥。汤深三尺，时凝寒未解，而汤气郁然，水泡池底汩汩起，气本香冽，黄贞父谓其不及盘山，以汤口、焦村孔道，浴者太杂遝也。

崇祯十年（1637）三月二十四日“楚游日记”述书字岩：

入书字岩。岩不甚深，后有垂石夭矫，如龙翔凤翥。岩外镌“玉琯岩”三隶字，为宋人李挺祖笔；岩右镌“九疑山”三大字，为宋嘉定六年知道州军事莆田方信孺笔。其侧又隶刻汉蔡中郎《九疑山铭》，为宋淳祐六年郡守潼川李袭之属郡人李挺祖书。盖袭之既新其宫，因镌其铭于侧，以存古迹。后人以崖有巨书，遂以“书字”名，而竟失其实。始知书字岩之即为玉琯，而此为九疑山之中也。

由此描述得并不算详尽的两例，汤泉、书字岩地理实体的概况已大体了然，何以名汤泉、何以名书字岩，读者也自明了。然则“用流畅的笔触、优美的文字状摹区域特征，以寻找该地域之所以如此命名的依据，进而对地名专名的由来与通名的含义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这是《徐霞客游记》这部记载其旅程见闻的名著在地名研究方面最为明显的特色……也为后人解说地名问题，留下了一个优美流畅的写作范例”1，信哉斯言！

（六）认识规律，总结经验

经过大量的考察与多方的研究，霞客自然地认识到一些地名方面的规律。比如河流名称，往往相当纷乱。还是在考察盘江上游时，霞客即感到一河多名的复杂性；及在滇西考察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上游时，又遇到河流名称随地而有不同的问题。由是他得出“分而歧之，名愈紊”的规律性结论，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则是化繁为简，即“会而贯之，脉自见矣”。按河流名称的这种分布规律，苏联著名地名学家B.A.朱奇凯维奇在《普通地名学》中也有类似的认识，但较之徐霞客的《游记》，已经晚了300多年。

在地理旅行与地名探索的过程中，霞客还总结出“询之则彼此多错，陟之则脉络递现”的工作经验。换言之，即他认为许多疑问的解决，访问其实不如踏勘。访问得来的口碑资料，或因时隔多代而有所误传，或因缺乏严谨而反致混淆；而通过访渠搜渎、登山探洞，再求证、对比文献的记载，如此得出的结论反而会比较真实，相对客观。

按霞客在地名的记述与研究方面，所总结的经验、所认识的规律、所作出的广泛的贡献，以上所述，仅仅一个轮廓而已，挂漏的细部还有很多。不过即便如此，徐霞客之作为我国地名学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学者，《徐霞客游记》之作为我国地名学史上比较独特的一部文献，已属无疑！

当然，徐霞客并不是全才式的学者，其《游记》也本非严格意义上的纯学术著作；又《游记》中的地名尽管举目皆是，徐霞客的主要意图却毕竟不是研究地名。再者，地名虽然看似简单，实则极为复杂，它涉及语言、文字、历史、民族、地理、地质、生物、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等各个方面。明乎此，我们也就不必讳言，《游记》有关地名的记述，难免会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乃至存在讹误（如“游五台山日记”中所记“台湾”显为“台怀”之误，旅途所经的“黄葵”应为“王快”；关于粤语、壮语地区的记载，《游记》中存在大量的“近音地名”）；《游记》有关地名的研究，既如前所说，细碎零散、不成系统，也还有不少牵强附会（如“西游日记”中对西南一些民族地名的解释）、望文生义（如谓唐置晋宁县“以其为晋时宁州统会之地”得名）之处。其实承认这些主客观问题，无损于徐霞客及其《游记》在中国地名学史上的显赫地位，也不影响《游记》对当代地名学发展的学术意义及对当代地名工作的现实作用。

三、《徐霞客游记》与当代地名学及当代地名工作

地名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真正的建立时间相当晚近。就国外的情况看，19世纪下半期，英、法、德等国先后出现了一批具有开创意义、内容丰富、体例严整的大部头地名学著作，从而为现代的科学地名学砌下了几块有分量的基石；稍后，美国、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如荷兰、意大利、沙皇俄国）及东方的日本，也纷纷搞起地名学研究。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联合国主持的大规模的国际地名标准化（单一罗马化）工作的开展，地名学研究及地名工作遂遍及世界各国。

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地名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逐渐形成的。新中国建立后，把地名作为整体，对其产生、发展和分布规律的探讨，以及把地名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其性质、体系、研究方法与意义的阐述，日益增多。地名学完整而严密的定义——“研究地名的由来、语词构成、含义、演变、分布规律、读写标准化和功能，以及地名与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也已形成。又地名工作全面铺开：1977年成立了国家地名管理机构“中国地名委员会”，1979年开展了全国范围的地名普查，自1988年起各地又着手地名补查与资料更新；国内地名标准化、地名档案建设、地名法规制定、地名图书编纂、地名标志设置等各项工作也先后上马。发展至今，我国已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地名工作队伍（从国家到省、市、县，都有地名方面的专职人员）和最系统的地名管理机构（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国家、省、市、县设相关的司、处、科、室）。可以说，地名学在我国已成显学，地名工作在我国已是政府常规工作。

在这样的形势下，表彰、评价徐霞客及其《游记》在地名记述与研究方面的贡献，便有十分必要而且重要的意义：

其一，作为一部涉及地域广、涵盖层面多、包容数量大、可信程度高的地名资料书，《游记》为相关地区各类地名图书（如地名录、地名志、地名图、地名辞典）的编纂，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其二，《游记》于地名，既重“名”的研究，也重“实”的描述。其对“名”的广泛而求实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这些成果有助于现今中国特色的地名学的建立；其围绕“名”对“实”所作的文采、科学兼备的描述，则为今人解说地名问题，提供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写作范例。

其三，《游记》所体现的霞客热爱祖国、献身科学的伟大精神，不泥于文献、不迷信古人、不盲从俗说、寻源探脉、披奇抉奥、尊重实践的治学态度，尤其值得当代地名研究者与工作者学习效法。这里不妨再举两例。崇祯十年（1637）七月二十三日“粤西游日记”：

按《志》：山北有漱玉泉，而《西事珥》与《百粤风土记》俱谓其泉暮闻钟鼓则沸溢而起，止则寂然，诧以为异。余谓泉之沸寂，自有常度，乃僧之候泉而鸣钟鼓，非泉之闻声而为沸寂也。及抵白石，先询之三清观，再徵之白石寺并漱玉之名，不知何指；而闻钟泉沸之说，山僧茫然，洵皆好事之言也。

似这等认真求实、以理推度的例子，《游记》中所见甚多。又霞客游历道州时，最重要的收获，是弄清了三分石的真相。崇祯十年三月三十日“楚游日记”：

三分石俱称其下水一出广东，一出广西，一下九疑为潇水，出湖广。至其下，乃知为石分三岐耳。其下水东北者……为潇水之源，直东者……为岿水之源，东南者……为沲水之源。

这就说清了三分石的由来（一石分三岐），并解决了地理学上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潇、岿、沲三水之源及分水处）。而这一成果的达成，实不容易：去三分石的道路最难走，其地又是瑶族聚居地，汉人罕至，当时视为畏途；霞客为了考察三分石，往返再三，终于有志竟成。

以霞客为榜样，当代的地名研究者与工作者应该充分重视地名的实地调查，因为地名学本是一门实践性特强、极具客观真实性的学科，而地名工作的对象更是千千万万个实际存在的地名。地名的位置、距离、四至、隶属及实体的其他一些情况，诸如地名的地方读音、方言词意、民间词源传说等，唯有到实地去调查、观察，才可能搜集到第一手资料；脚勤多走，嘴勤多问，手勤多记，脑勤多思，才可能查深查透。研究地名学、从事地名工作，必须像徐霞客那样，尊重实践，走他开创的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道路。

其四，当代地名学研究与地名工作必须考虑为现实服务的问题。在这方面，《游记》也很有努力发掘与广加利用的必要。比如说，《游记》中与矿产、矿冶有关的地名，透露着当地矿藏的信息；得名于文物古迹的地名，显示出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汤泉”“温泉”“暖泉”一类地名，表明当地有地热可以开发；林木地名、动物地名，为植树造林、养育动物提供了一些线索。《游记》对地名实体极富文学色彩的描述，山水游记及西游日记中大量尚不为人知的名山胜水、奇峰异洞地名，更是极具开发价值，是珍贵的旅游资源。

其五，《游记》在地名方面所具有的多重价值（资料作用、学术贡献、现实意义等），又启发了当代从事地名研究的学者与从事地名工作的人们，不应忽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游记、行记一类典籍。与《游记》中的名山游记相类的作品，在我国历史上尚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地名方面的研究成果，如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苏轼的《石钟山记》，既极富理趣、内涵深湛而为千古名篇，又能要言不烦、考辨验证地名的沿革与由来；和《游记》中的西游日记近同的文献，若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范成大的《骖鸾录》、陆游的《入蜀记》等，同样富含地名记述的资料价值与地名研究的学术贡献。而认识到这一点，对拓展现代地名学的研究领域，对加宽现代地名工作的文献视野，又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信息来源

本文摘自胡阿祥《大地有名》一书，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提供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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