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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市区沿沪青平公路西行，一路碧草连天，湖光粼粼，移步换景之间便来到上海西郊著名的鱼米之乡和旅游胜地——青浦。置身于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很难想象在六七十年前，这里曾是全国10个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县）之一。
以青浦任屯村为例，在解放前的20年间，村里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死绝，28户死剩1人，活下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1949年夏秋季节，河网纵横的上海市西北郊，一支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碧水中斩波逐浪练习游泳，不料数天后大批战士出现发热、腹泻和腹胀等症状。经查，致病的元凶竟来自于这绿波荡漾的湖水。原来，湖水中隐藏着一种人的肉眼无法看见的寄生虫，仅仅从它的名字上，人们就能感受到一种深入心底的恐惧:血吸虫。刚刚经受了战火考验的人民解放军此刻又面临着“瘟神”的威胁。情况危急之时，一位名叫苏德隆的流行病学家挺身而出，连夜写了一份报告交给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提出了自己对防治血吸虫病的建议。1949年12月24日，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召集上海医学界人士开会，宣布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任命苏德隆为副秘书长，上海各大医院、医学院迅速组织了1000余名医务工作者和学生奔赴沪郊部队驻地，为解放军战士治疗。
根据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有关文件记载，1950年1月至4月间共治愈了1万多名战士，还剩1000人尚需继续治疗。后来，恢复健康的战士们开赴了抗美援朝的前线。这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与“瘟神”较量的第一个回合。1950年的夏天，炎炎的烈日下，一群年轻的医务工作者步履匆匆，向着淀山湖畔的任屯村走去。他们来自青浦县人民政府卫生院，此番是在院长江淑人的带领下到任屯村调查血吸虫病情的。青浦县任屯村早在解放前就因严重流行血吸虫病而闻名，村里曾流传着这样两首民谣:“肚包病，害人精，任屯村里传祸根，只见死，不见生，有女不嫁任屯村”；“东邻白发叹凄凉，西舍儿童失爹娘，田荒地白空屋闲，全村一片哭声响”。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当医务人员走进村里时，他们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村中竟寻不见一个青壮汉，男女老幼个个“肚大如冬瓜，体瘦如丝瓜，面色如南瓜”。这天午后，在村中庙前的榆树下，一位名叫张东升的医生为40多个患了血吸虫病的村民拍下了合影照。在村中庙前的榆树下
张东升医生为40多个患了血吸虫病的村民拍下了合影
（青浦区档案馆藏）
照片上的人物虽然个个骨瘦如柴，却胀着鼓鼓的大肚子，麻秆样的细腿仿佛难以支撑庞大的上身。他们中有暮年的老人，有正当年的青年人，有年轻的妇女，还有稚气未脱的孩子。后来，这张照片连同调查结果登在了报上，据说一位研究血吸虫病的日本专家看罢，惊呼不已:“照此速度发展下去，不出二十年，任屯村将从地球上消失！”1951年7月，成立刚1个月的青浦县血吸虫病防治站派出五人小组来到任屯村调查疫情。调查结果同样令人震惊：在解放前的20年间，任屯村有499人被血吸虫病夺去了生命，占全村人口的一半。有121户全家死绝，28户死剩1人，活下来的461人中，97%感染血吸虫病，连续七八年听不到一个婴儿的哭声。一户姓鲁的农民，从1947年至解放，两年间先后摆了13张灵台。全村有50多间房屋因无人居住而倒坍，2800亩田地荒芜近半，勉强耕种的1000多亩稻田产量也很低。全村100多个青年，竟挑不出一条罱泥船需要的几个劳力。从1951年至1971年，在有征兵任务的14年中，4年因青年感染血吸虫病严重而免征，8年未完成任务，这8年的应征青年血吸虫病感染率均在50%以上。
血吸虫生活史示意图
（图源见水印）
据《上海市卫生志》记载，1958年上海郊区所属的10个县中，除崇明县以外，其余9个县都有血吸虫病流行。1956至1984年，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75.9万余人，约占流行区总人口的24.7%。1957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记载了这样一组数字:血吸虫病害流行地区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福建、四川、云南和上海等12个省（市）的350个县（市）（台湾省未包括在内）。患病人数约有1千多万，受威胁的人口在1亿以上。约有50万到100万是晚期病人，他们大部分丧失了劳动力，并且已经受到死亡的威胁。
1955年11月17日， 毛主席在杭州开会期间，特地找来时任国家卫生部副部长的徐运北同志，向他了解血吸虫病的流行情况。听取了徐的汇报，主席当即指出:“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各级党委要挂帅，要组织有关部门协作，要发动群众，把科学技术和群众运动相结合，把血防工作和发展生产相结合，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中共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随即成立了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于11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防治血吸虫病工作会议，会上提出了七年消灭血吸虫病的大体部署。（1956年1月，人民日报社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中把“七年消灭”改为“逐步消灭”。）不久，流行地区的省、地、县各级党委纷纷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充实和建立了1400多个防治所、站、组，训练了13000多名防治干部、84000多名农业生产合作社保健员和25000多名区乡干部。1956年2月1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从此，他每到一地视察，都要检查当地血防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1957年初夏，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文艺界和学术界的专家，苏德隆教授也在其中。毛主席知道苏是血吸虫病防治专家，就特地走到他面前问:“三年能否消灭血吸虫病？”苏德隆说:“不能。”毛主席又问:“五年呢？”苏德隆说:“也不能。”毛主席又问:“那七八年呢？”此时，旁边有人见毛主席的脸色已经有些不对，就杵了杵苏德隆。苏缓了缓语气说:“试试看吧，限定年限消灭是可能的！”随即，他向毛主席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艰巨性。后来，《农业发展试行纲要》中消灭血吸虫的年限由“五年”修改为了“十年”。
1957年苏德隆教授（右一）等受邀参加毛主席接见座谈
1957年3月28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回到家乡青浦，视察血吸虫病防治情况，他亲自观察群众土埋钉螺的现场情况，并慰问了血吸虫病患者。1957年4月20日，国务院发布了由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指出“消灭血吸虫病已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中共中央随即于4月23日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保证执行国务院关于消灭血吸虫病指示的通知》。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广大农村掀起了防治血吸虫病的高潮。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江西省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讯。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看到这则报道，浮想联翩，夜不能寐，欣然提笔写下了著名的《送瘟神二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青浦，河沟田塘边忙碌着3000多名青年男女，他们中有贫下中农子弟，也有刚从中学毕业的城镇知识青年，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血防员”。血防员们脚踩淤泥，弯腰弓背，拨开密集的芦苇，在地面和泥缝中仔细地搜寻一种暗褐色、圆锥形的小螺蛳。这种小螺蛳就是血吸虫唯一的中间宿主、传染血吸虫病的媒介——钉螺。只有钉螺孳生的地方，才可能有血吸虫病的流行。所以，消灭血吸虫病的关键就是查找钉螺并将其消灭。
历史上，青浦县几乎条条河浜有钉螺，许多池塘、水沟、渠道、滩地、宅基边、石驳岸也都有钉螺分布。由于钉螺体型很小，长度一般不超过1厘米，宽度不超过0.4厘米，且颜色较暗，寻找难度大，所以担当查螺任务的几乎都是视力较好的年轻人。除了县、乡、村三级专业血防队伍，青浦县在1958至1959年、1964至1965年、1971至1972年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群众性灭螺运动，每次投入劳力十多万，只要有钉螺繁衍的地方，就有浩浩荡荡的灭螺大军在挥锹、在铲土、在喷药、在灭螺。毗邻镇村联合查螺
（青浦区档案馆藏）
1965年秋天，上海市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来到青浦，干部和群众再加上社教工作队，集体出动，对全县范围内5935万平方米的有螺河道施以降低水位、用五氯酚钠浸杀和土埋相结合的综合性灭螺措施。第二年5月，在“三夏”插秧前，在对每块有螺稻田进行耕耙后，像施粪肥那样泼浇石灰氮药物，用这个方法基本消灭了6.5万亩稻田内的钉螺。这两次规模空前的灭螺运动对清除河道和稻田里的钉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沿边浸杀法灭螺
（青浦区档案馆藏）
1967年，受“文革”冲击，青浦县委停止了血防工作的部署。但可贵的是，多数基层血防专业队的工作却没有停滞，仍然按照以往的经验开展查灭螺。1969年，县委重新召开血防工作会议。1970年底，全县又掀起了修筑灭螺带的高潮，在河道两岸建筑了长达364.67万米的灭螺带，占全县河道总长的75％。同年，与江苏、浙江两省和本市毗邻县建立了“8县联合防治血吸虫病协作区”，开展联合查灭钉螺，有效地消灭了交界地区的钉螺。1972年，青浦县的有螺面积下降了99.93%，控制了血吸虫病的流行，达到了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之后虽然每年仍有钉螺发现，令人满意的是未再发现受感染的钉螺和新感染病人。1983年4月，上海市人民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消息:经春季的反复查灭螺，在青浦全县范围内没有查到一只活钉螺，这在青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之后，青浦县依然坚持年年查螺，监测病情。1985年县人民政府发出布告，规定群众查到并报告钉螺经鉴定确认后，给与20元至100元的奖励；每年在全县范围内第一个发现钉螺者，奖励300元。据不完全统计，四年来共有154人报告，经鉴定除1986年在朱家角镇发现钉螺外，其余均非钉螺。在查灭钉螺的同时，另一场紧急救治血吸虫病人的战役也全面打响。据记载，解放前，青浦县卫生院只收治了10例血吸虫病人。新中国成立后，全县累计查出血吸虫病人157232例。面对如此庞大的病患群体，青浦县采取了县、乡、村三级治疗的形式：乡医疗单位和市、县卫生工作队在乡卫生院开设血防病房，大批收治早、中期病人；条件较好的村卫生站开设临时性的血防病房，以赤脚医生（乡村医生）为主体，收治本村或几个村的早、中期病人；难治的病人则送往县血防站和两所县级综合医院。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至1983年，约有5000多名医务人员和赤脚医生先后参加了治疗。
1956年，《解放日报》关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报道为了治疗出现腹水、巨脾和侏儒症状的6000多个晚期血吸虫病人，从1958年起，朱家角人民医院专门开设了晚期血吸虫病房，同年施行了第一个晚血病人的切脾手术。经过20年的努力，防治专业人员探索了中西医结合和内外科结合的治疗方法，使绝大多数病人恢复了健康。1961年摄制的电影《枯木逢春》，讲述的就是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苦妹子的遭遇。苦妹子与亲人逃离血吸虫病流行的家乡，途中与亲人失散，几年后改嫁的丈夫也被血吸虫病夺去生命，她自己也身患痼疾。
历经种种艰难，苦妹子被医务人员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终于健康幸福地与心上人生活在一起。主要剧作者王炼曾经就是个血吸虫病患者，亲身经历了“枯木逢春”的新生过程。《枯木逢春》剧照
事实证明，血吸虫病是通过粪便扩大传染的。过去，农村的露天粪缸多置于河边，雨后粪便外溢，直接流入河内；村民习惯在河内洗刷马桶；随地大小便也很普遍。而血吸虫病患者经常腹泻，所以带有大量血吸虫卵的粪便污染了水源。为此，血防领导小组一方面通过各种座谈会，深入浅出地宣传教育群众不在河塘里洗马桶；另一方面，在各镇陆续建立起清洁管理所，在农村各生产队配备一名倒洗马桶的清洁员，统一管理粪便，后来又建造了无害化粪池。1955年，青浦县以仓园农业生产合作社为试点在农村推行“粪缸集中、搭棚加盖、粪便入社、陈粪施肥”的办法，此经验还向流行血吸虫病的南方十三省市做了介绍。任屯村加强粪便管理
（青浦区档案馆藏）
1963年，青浦县建立了第一个自来水厂。1979年，任屯村建立了第一个村办自来水厂。1970年起，没有饮自来水的城乡居民对饮用的河水或井水进行漂精粉消毒。对粪便的管理和对饮用水源的改善，有效地切断了血吸虫病传染源。1983年，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业人员验收考核，确定青浦已经达到了中央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的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即：23个流行社（乡）、镇、场连续三年查不到钉螺，全县95%以上的居民粪检阳性率在千分之五以下，没有新感染的病人、病牛。1980年代初，消灭血吸虫病后的任屯村村民合影
（程东提供）
1983年12月16日，上海市委血防领导小组对《青浦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情况报告》作出批复:“同意你县宣布消灭血吸虫病，并向你县全体人员表示热烈祝贺。”1985年12月1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消灭血吸虫病庆功表彰大会，宣布全市消灭血吸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