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苑 ∣ 屈哨兵：城市化进程中的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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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相关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城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比例通常是比较高的。付义荣（2015：29）针对上海相关人群的统计数据都在90%以上；其次是家乡话，付义荣的统计也在90%左右；再次是上海话，为10%左右。张斌华 、张媛媛（2015：43）对东莞的相关统计也在90%以上。此前相关学者对北京和南京的调查表现出大体相同的情况。谢俊英、夏历（2007：110—111）的调查结果显示，进城务工人员超过98%的人能用普通话和家乡话与人交谈，到北京后能熟练使用普通话的比例达到78.9%（其中12.6%家乡口音较重）。在哪种语言最重要的选项中，普通话占绝对优势，家乡话次之，当地方言又次之。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对其所融入城市的方言的学习和使用的比例显得较低的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与此同时，流入地的人也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拿是否会说流入地方言来作为彼此认同的一个要件，这些现象有时候习焉不察，有时候有可能引发社会管理方面的一些困惑与问题，往大里说也会和国家治理有关，有些问题还会涉及国家认同问题（Dong 2011），值得分析与讨论。从目前调查讨论的一般情况来看，关于进城务工人员的语言使用大概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普通话学习使用和国家认同，二是家乡话学习使用与“社群”认同，三是对流入地方言的学习使用与流入地的认同。事实上第一个问题不管从制度设计层面或者实践推行层面都已经取得较多的社会共识。第二个问题目前形成共识的基础也比较统一，但有一些内容还可以深入讨论。第三个问题一般讨论的重视程度不太够，恐怕需要花点儿力气进行梳理与分析思考，这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因为基于方言的“社群”认同和区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能力获得机制和动力推动机制与国家认同

进城务工人员流入地语言习用的能力获得机制与动力推动机制，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进行观察。一是普通话的习用。随着教育的逐步普及，尤其是新生代人群，通常都经历过或正在接受国民基础教育，都有着一定的习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基础。进城务工人员流入城市的学习工作环境“五方杂处”，“社群”彼此之间交际包括与当地人的交际都需要公器，这个公器非国家通用语言莫属，这是动力推动机制上的表现。是否对国家通用语言的习用有着直接经济目的或语言声望上的考虑，可能需要因人因境做具体的分析，大体上的趋势和选择是肯定存在的。二是家乡话的习用。这可以归入“社群”认同的范围，其能力推动机制主要体现为家庭和家乡的语言习得环境，张斌华、张媛媛（2015）的调查表明，如果孩子出生在老家以及上学前是在老家长大的，在家里经常使用的语言也是家乡话，习用家乡话比率高于普通话，老家及家庭语言环境是习用家乡话的能力获得机制的保障。从动力推动机制上看，进城务工人员习用家乡话的主要动力主要还是出于“社群”认同的需要，除家庭因素外，另有两个动力机制上的因素：一个是进城务工人员到一个城市，通常都会形成大大小小的聚居点，在聚居点中，彼此的区域认同是他们能够获得某种生存安全感的重要方式，能否习用家乡话就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另一个是目前以户籍管理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进城务工人员很多在潜意识中都会认为自己并不会在当下的城市终老，还会回到故乡去。只要有可能有机会，比如春节，都会回到家乡，家乡认同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家乡话。关于家乡话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关系，对于一般民众来说通常是不会过多思考的，但这中间有一个潜在的逻辑前提作为国家认同的一个支撑，那就是方言（家乡话）认同是跟着国家治理体系走的，只要国家治理体系的一统局面牢固，方言（家乡话）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牢固，由此引发的国家认同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国家统一是语言认同的非常重要的基础。与此相反的一个现象是，如果不属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某些相同、相近的语言或者方言常常会被看成不同的语言，这在世界语言版图包括我国跨境语言（方言）中的相关实例可以举出不少。三是习用流入地方言。上文提到，进城务工人员对于其所融入城市的方言的学习和使用的比例显得较低，从上述两个机制的角度来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某种关联：从能力获得机制上看，习用某种语言或者方言的两个重要平台——学校和家庭，承担了国家通用语言和家乡话的习用的能力提供者的角色，流入地方言难以在这两个平台上得到一种机制上的保障。从动力推动机制上看，进城务工人员很多并不认为自己不会流入地方言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自己迟早是要离开这个城市回到故乡去的，至少在潜意识中是这样认为的。况且，在很多大城市，非本地户籍的人口逐年上升，有的甚至已经超过了本地户籍人口，各种场合的语言交际中流入地方言常常未必成为必需的交际工具，依靠国家通用语言就可以支撑起相关人员的语言生活。进城务工人员缺乏习用流入地方言的动力刺激。但是有一种伴生情况值得注意：进城务工人员如果在这进入过程中发生与流入地文化上的某些冲突，则可能会引发“社群”认知上的一些困惑。以上是基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做出的能力机制和动力机制上相关语言习用问题上的一些梳理，大体也可以说是既成事实，如果从城市语言生活规划管理这个视角来看，这种“既成事实”可能并不能保证城市化进程中整个语言生活的平安无忧，进而从国家认同这个角度，我们可以进一步列出一些风险点来进行思考。

二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的相关问题

我们是在城市化背景下讨论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的，除了上文从能力获得机制及动力推动机制两个角度进行观察外，还可以更进一步，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对此进行观察与思考。至少还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可能与此有关。（一）第二代的去与留。进城务工人员进城打工，他们的子女要么在家乡念书（留守儿童），要么跟随父母到流入地就读，这是政府鼓励的方向，即义务教育阶段“两个为主”。现在我们通常的一个逻辑假设是，进城务工人员迟早要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的孩子（第二代）迟早也是要回到他们祖辈父辈的故乡，但今后的事实是不是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呢？即使他们的父辈很多都回去了，这些第二代们在长大之后会跟着一起回去吗？如果他们很多留了下来会怎么样呢？就像现在逐渐开始推行异地高考和异地中考政策所预示的走向一样，虽然在推行过程中当地政府也承担着较大的压力，但这些方向性的预判我们应该要有足够的估计与准备。如果第二代更多地选择不再回去，他们生存的聚居地的家乡话随着旧城改造（城市化的必然选择）还会是其习用家乡话的能力机制的有效组成部分吗？随之而来的第三代的语言习用会有什么变化呢？既然他们不能回去或者不愿回去，那么，流入地的方言他们的习用比例会提高吗？我们有办法能促使两组人群彼此之间的进一步认同吗？如果他们的习用比例没有提高到一个理想的程度，会不会有些人（尤其是第二代们）在去留之间产生一些疑惑呢？这种去与留的困惑会引发出区域认同的一些困扰吗？（二）户籍管理的近与远。现在一般认为，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之所以难以融入流入地，主要是因为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所以从他们自身而言，对流入地的认同感自然不是十分强；从流入地的角度看，也会很自然地将他们视为“外地人”“流动人口”，各自方言会成为划分彼此“社群”的一个标志。但是，从户籍管理的政策走向而言，逐渐放松户籍管理，自由迁徙将会得到更多的法律上的确认，近年来在户籍人口之外出现的常住人口这个概念，基本在事实上确认了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居住性质。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了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展望未来，按照既定目标，到2020年本轮户籍改革完成后，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将有望在城镇落户。这期间，大型城市面临的压力相对中小城镇会更大一些。如果更多的人涌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并且落户，原有的“流入地”人群语言态度会出现困惑，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呢？比如说，随着操非本地方言的人口越来越多，他们提出需要更多的国家通用语言的信息发布空间，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到原有本土人士的语言习用空间，那么，他们会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方言的语言权利受到挤压了吗？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冲突反应呢 ? 会有人将这种冲突上升到“社群”冲突的高度来对待吗？如果是这样，那又会给国家认同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挑战呢？类似2010年广州“撑粤语”事件的现象还会出现吗？（三）不同方言区城市的语言习用的显与潜。我国语言与方言众多，国家语情非常复杂，仅就城市语言生活而言，北方方言背景下的城市人群的语言习用态度与其他非北方方言背景下的城市人群的语言习用态度在各种方言进城务工人群进入之后有不同。非北方方言背景的城市彼此之间的表现实际上也有各自的不同，有的显露一些，有的潜隐一些。我们一般关注的是表现比较显露的一些地方。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成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不是非北方方言背景的城市语言习用的态度冲突会表现得更多一些？是不是经济更发达一点的方言背景城市语言习用的态度冲突会表现得更明显一些？是不是体量越大的方言背景城市在语言习用的态度冲突上的表现会更猛烈一些？如果是一个城市群呢？表现是否可能更加难以估计？这些表现从近年来相关城市的一些语言生活报告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例子。如果这些反应常发、多发，会波及国家认同这个层面吗？在面对这些不同方言背景的城市的语言生活时，我们能与时俱进地分门别类做些什么工作呢？（四）思潮舆论的守与发。如果仅仅将进城务工人员和流入地人员的语言生活当成学术界甚或只是语言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或者就像我们仍然处在农耕时代一样，那么可能会少一点我们今天经常出现的语言焦虑。事实上，这两种可能现在都难以存在。在一般情况下，语言上的一些事情只在学术层面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可以心平气和地观察和发表观点，圈外的人也不会有多大的声音，一座城市的语言生活相对这座城市的其他类的民生工程而言，通常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一般民众也不会过多关注，这种状况或者可以称之为守（守候）。但是，如果刚好有某一个点突然成为这个城市生活中的一个热点，而这个点刚好牵扯到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如果仅就当事者本身而言，作为一个个案，彼此之间解决了或许也就没事了，但如果不是呢，比如说正好遇到了一个“有心人”随手把这个个案变成微博、微信视频，变成一个媒体爆料，然后迅速形成一个热点甚至是痛点，这种状况或者可以称之为发（引发），2010年发生在广州的“撑粤语”事件就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人类发展历史包括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的一些社群冲突以及国家社会的冲突与裂变，有的就和语言（包括本为方言因为某些特别的目的而被说成是语言）与方言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Blommaert & Verschueren 1998；Blommaert 1996；Heller 2011；Gonzalez 1980）。或者从整个事件来说，所谓语言与方言，不过只是问题的导火索，但它确实可以引发家国之痛。如果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做些什么呢？可能有哪些点能够成为热点和痛点？我们相应的学术准备是否能及时做出解释？我们对全媒体时代的舆情预判与应对是否准确及时？我们的事前规划是否能尽早做足功课，最好能防患于未然？对此，屈哨兵（2011）曾经做过一些初步的梳理和分析，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三几点建议

以上基于问题导向下列举出来的几个问题，不是进城务工人员所引发的语言方面问题的全部。即使这样，就这四个方面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分析与回答也会涉及很广，非本文所能及。这里选择提出四点建议。第一，要重视语言规划的制定与动态功能分层落实，尤其是中观与微观层面的规划落实，推动方言习用和谐共生。李宇明（2008）曾对语言规划的功能类别做过比较全面的分析，将其划分为国语、官方工作语言、教育、大众传媒、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八个层次，在语言地位规划和本体规划基础上提出功能规划的概念。从目前相关地区的语言规划尤其是语言功能规划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家对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关注得比较多，如普通话（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在相应的功能层面也落实得比较好，比如说在官方工作语言、教育与大众传媒及公共服务方面的落实；但在中观层面（通常体现为区域语言规划）与微观层面（通常体现为家庭语言规划）我们的规划工作还做得不够好。即使做，通常也都把重点放在国家通用语言的推广应用上，对于方言的习用基本上都较为忽略，对于方言习用到底与国家通用语言习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国家认同有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得不够深透。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在中观与微观操作层面我们很多工作还可以做得更细一些、更主动一些，例如从一些区域学校教育的角度看，针对进城务工人员第二代的语言习用，我们在他们的国家通用语言的习用质量上就应该有更多的关注与投入。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就读学校和本地户籍子女就读学校之间存在或明或暗的区隔事实，这里面也包括彼此方言的区隔，或者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逐步消除彼此之间的这种区隔，比如说在校园（包括幼儿园）给各自的家乡话留点儿交融了解的空间，开设一定数量含有各地（包括流入地）文化元素的课程，营造国家通用语言与不同方言之间的一种和谐共生的格局，从而使在同一个城市之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从小就成为朋友。我们很不情愿看到某个时候出现拿语言或者方言来说事儿，甚至将其上升到语言政治的高度来推动所谓的课程设置，台湾近些年出现的乡土语言教学的相关政策，“乱象丛生，因而不断引发争议”（许长安 2011：64—182），就值得我们反思。第二，要重视语言教育中的语言观的教育引导，建立其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的层面，我们首先应该坚持在国民教育序列中学习国家通用语言，以此为基础，我们也要给城市的新生代们，包括进城务工人员的后代和城市户籍人口的后代热爱和习用各自方言以足够的包容和耐心。郭熙（2013：71—73）曾针对如何看待语言生活中一些超规范现象归纳出相应的一些语言观和语言应用观，涉及无所谓型、纯洁型、调和和解释型、求异型、实用主义型。李宇明（2005：24—25）提出要在信息化时代“更新语言（包括文字）观念”，举例涉及对汉语拼音及其作用的看法、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看法、对海外华人社区语言的看法以及对方言分歧的看法等。针对本文前面所列出的相关问题，在语言教育层面，我们至少应该在如下方面形成共识：（1）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普通话是国家通用语言，每一个国民都有接受普通话教育的权利，学校作为国民教育机构有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的权利和义务 ；（2）宪法同样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对汉语方言的法律地位在宪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从宽泛的语言权利来看，方言习用权也应该是语言权利的有机组成部分，方言在传承地域文化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一种重要的语言资源，同时也可以为国家通用语言的丰富与发展提供支持；（3）从语言态度这个层面上看，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后代既要说好普通话，也要会说自己的家乡话，同时还能说流入地城市的方言，成为双方言人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与此同时，流入地的人们对于新来者的这种语言习用的努力应该表现出一种乐见其成的态度，通过语言教育使得大家对待国家通用语言与彼此方言的语言态度不至于出现一种“违和”感，既能“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也能彼此之间“唱同一首歌”，这既是国民语言能力强大的表现，同时也能够成为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支撑。第三，要重视语言生活中的语言服务的质量效益，充分体现出一种国家责任。现在在重大国际体育文化活动及商贸经济活动中针对不同语种人群的语言服务的意识及水平都有了极大的提高，《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对其中的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义乌小商品市场等都有过比较全面的描写分析，对于各民族之间的语言服务在国家相关的语言政策及相关事务中也能得到积极的实践。由于进城务工现象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流入到城市的虽然也有为数不少的少数民族的人员，如在广州就有很多从事各种商贸活动的新疆少数民族人员，但是更多的是各个汉语方言区劳动者及其子女的流动进入。针对上述各类人群，我们除了要为流入地本土人员提供足够完善的语言服务，也要为上述的流入人群提供尽可能完善的语言服务，这里面既包括学校的语言教育服务和社区甚至家庭语言规划的指导，也包括相关语言规划功能类型在公共服务、公众交际、文化、日常交际等层次上的语言服务的顾及。以公共服务为例，从语言服务的角度看，要更好地避免彼此之间的隔膜，除共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这个必备公器外，我们应该通过更加有效的服务方式使流入人群更多、更经常地习用流入地的方言，这也是国家责任的一种体现，使他们由可能的双方言人进一步“升级”成“2+n”的多语多方言人，语言互知互信是文化互知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当然也是国家认同的一个必要前提。第四，要重视语言生活中专家队伍的建设和相关应对机制的设置，为协调好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背景下的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科学有力的学术支持。针对全媒体时代思潮舆论可能引起的事件风波，我们的舆情预判及事前规划、有准备的专家队伍和成熟的应对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就本文涉及的主要问题而言，我们尤其要对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语言多样性的解读进行深入的研究，“后现代主义排斥一体化、总体化和普遍性方案，而强调差异性、多样性和复杂性”（郑乐平 2003：6）。曹志耘（2006）也指出“在全球化风暴席卷全球的同时，反全球化的声浪也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这背后实际上反映出世界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彼此之间的尖锐对立。在汉语问题上这方面的表现就是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和部分方言的萎缩甚至衰亡并存，这种情况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成为社会热点与痛点。如何在一体化框架下保持多样性的思想，能够在社会各阶层和群体中形成共识，就需要专家的力量，专家的深入研究与社会发展中的思想引导特别重要。一方面要注意防范一些挑事制造热点的可能，另一方面要注意当热点出现时如何主动应对，防止其成为社会痛点。这里面的分寸拿捏很有讲究，内部的节奏与机制建设也特别重要。一旦相关的语言事件发生，相关专家如何组织，什么时机发声最为合适，后续声音如何跟进，政府及社会其他相关机构如何择时介入都很有研究的必要。近些年我国社会及学界发生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风波、《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字母词”风波、“撑粤语”风波，相关专家学者及政府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应对有许多十分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有的地方或者还可以进一步改进，尤其是合乎国家和大众利益诉求的专家引导力量及资源储备和应急预案的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做更多的工作，为协调好国家通用语言普及背景下的方言习用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加科学有力的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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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语言战略研究》2016年第2期。作者简介：
屈哨兵，广州市教育局局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广告语言学、语言服务。著有《广告语言谱系研究》《现代汉语被动标记研究（语言文学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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