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 | 中国梦——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化
原作者 David Bandurski
翻译：李育莹 伦敦大学学院
编辑：高梦薇 伦敦大学学院
排版：袁音 威斯敏斯特大学
令人震惊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规模和速度刺激着一批农村活跃分子的出现。
珠江新城赫然耸立在广州中心的城市村庄上
“城中村”
三十年来，作为广东省的省府和珠江三角洲最大的城市，广州一直是国家振兴事业中强劲的引擎。广州的主要火车站是数千万农村移民缔造无限可能的入口，也是崭新生活的开始。他们从这里分散开来，或投入到珠江三角洲的工厂里和餐馆里，或去建造高层住宅和商业广场，道路和地铁。在数以百计的 “城中村”，即“城市中的村庄”中，都市节奏和乡村旋律并存，移民者在想象中的未来的边缘组成新社区。广州火车站是粗糙的梦想开始的地方，它那朴实无华的建筑外观，连同简洁的钟面，向人们兜售实现自我的梦想；它打开城市的后门，允许人们踏进这座城市。
广州火车站
几年前，在12月份的一个清晨，我穿过广州火车站前宽阔的广场。7点半的时候，广场上已经挤满了来自内陆省份的移民者和来自非洲的商人。许多人拖着大袋子，里面装满了从当地批发市场购买的商品。廉价服装，家居用品和电子消费品从这里被运往遥远的西非市场，如尼日利亚，加纳和象牙海岸。
那天，我准备乘大巴前往一个位于广州北部的城中村-何布村。我去那里见一个名叫黄闵鹏(音译)的当地人。在过去的十年内，他一直身处土地使用政治动乱之中，承受着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代价并且成为村民权利的拥护者。黄将带领我参观新的大学校园，按照官方的思维方式，这会给何布村带来繁荣。
作为吸引中国社会最贫穷和弱势群体融入城市生活的低门槛入口点，城中村经常被媒体描绘成不稳定性的源头，“毒瘤”，“黑点”，或“卖淫犯罪的滋生地”。但是，这种令人沮丧的描述忽略了农村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城中村中低成本住房的供应，实际上起到了支持低成本劳动力和减轻城市生活成本的作用。然而，正如农村人因经济需要被吸引到城市，乡村因为公平的必要性把他们召唤回来。哪怕农村土地仅仅能勉强维持生活，它也是阻隔本已倾向精英利益的体制向更深的不确定性发展的篱墙。土地不仅仅是一种遗产，它更是一种保障，是他们最珍贵的财产。没有土地，他们就无处扎根。我的一个受访者告诉我：“城市什么也提供不了。如果可以的话，你找工作，赚钱。土地是一条退路。你总是可以回来，在土地上劳作。”
“努力成为一个文明卫星城市”
在去往何布村的道路上，城市化的概念无处不在。每一辆公共汽车的后窗上贴着对现代城市景观的描写和“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标语。我在想，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在哪里？作为江高镇的较大的一片管辖区，何布村在广州市中心以北十二多英里的地方，离马务和三元里这种繁忙的工厂聚集地很远。然而，城市化发展在这里依旧是不可阻挡的。很多村民已经丧失了他们的土地使用权；他们被迫放弃他们赖以为生的农场。他们的乡村生活已经变得不再可能，而城市生活也仅仅是一个概念。
当我们路过夏茅村，差不多到了江高镇的一半路程，我们周围变得半乡村化。夏茅是一群被菜地围绕的紧密相连的廉租公寓。在很多年后，我想，它将是一个发展成熟的城中村，被扩张的城市围住。大巴载着我经过更多散布着房屋地块的田地。新的发展越来越少的出现。但是再往北，就像城市即将远去，我们到达了流溪河的狭窄水道，一块立在跨线桥上的标语在用一个承诺欢迎着我们：江高，努力成为卫星文明城市。
黄闵鹏在何布村的房子里[David Bandurski]
当大巴终于开进江高车站，黄闵鹏正在他的红色摩托车旁等着。他是个半文盲，当了很多年的农民，他从来没完成学业。但是当疯狂的土地改革触及何布村，黄通过丰富的非正式教育学习了产权法，土地利用政策和社区组织。
在我们互相问候之后，黄发动摩托车，我们飞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在我们右侧的田地上，一群带着宽檐帽的农民正弯腰在一小块深绿色的草莓植物地上耕作；耸立在他们头顶之上的是一条高架高速铁路线。几分钟后，在穿越高速公路的地下通道前，我们沿着叶边村边缘行驶。黄停下摩托车。“这就是了，”他说。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巨大的荒地，裂开的大地一直延伸至视线所及之处。被翻开的土壤堆积成堆，原本是为了打造浸满水的沟渠，现在遭受了垃圾，砖和混凝土的污染。一些人独自徘徊在荒芜的土堆上，可能是在寻觅废品。被闲置的黄色推土机停在我们的右侧。“在远处，那就是何布村，”黄 说。
在何布村，即将来临的风暴在新的千禧年第一次表露出迹象，那时江高镇的党领导人把村民召集在附近的白云学院校园里，针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做了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说。那时何布村仍是个农村，城市似乎遥不可及。但是‘GDP’已经成了每个人的口头禅，像一种陈词滥调或是咒语。如果发展是一种能把苦苦挣扎的农民转变成富裕的市民的魔力药水，农村土地则是其中的秘密成分。黄闵鹏永远无法忘记镇领导的话：“看，如果你不去开发你的土地，它将毫无用处。光靠种地已经挣不了钱了。你必须继续前进！”
城中村里的一栋危楼里，官方在墙上喷上“征”的字样 [David Bandurski]
在镇领导的演讲过去十年后，风暴全力来袭。在2009年8月，黄闵鹏和其他何布村的村民通过报纸报导得知，他们的土地使用权已经被通过协议卖给理工大学，他们脚下的土地像已经转移了一样。虽然据称协议解决了补偿问题，村民本身并没有参与到谈判当中。”直到他们把这件事公之于众，我们甚至丝毫不知道土地正在被卖掉”，黄告诉我。
很快协议签署之后，城管在何布村建立了一个临时的总管理处：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意味着土地没收是即将发生的，当局正在演习预先制止当地的抵抗。黄闵鹏领导着每天的抗议游行。在很多个月以内，何布村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村民向镇领导施压要求公开土地使用权利协议。作为回应，城管发动了一系列游击战争的恐吓。他们切断抗议家庭里的电线，破坏污水管道，打破窗户。尽管村民想要组织反抗，他们的双手只得忙着修复损坏的东西。最终，在2010年2月份，江高镇的高层地区领导同意与一小群村民见面，这其中包括黄闵鹏。表面上，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如何解决问题。领导向村民保证，镇领导把他们的利益放在心上。没有弄虚作假，一切都将公开处理。
但是在见面之后，事情变得更糟糕了。恐吓行为持续不断。“他们动用一切手段来扰乱和平，”黄说。现在回想起来，他可以很确定那次见面的目的是把最活跃的抗议者筛选出来。僵局持续了几周，直到四月末，当局做出了一个决断。
早晨黄闵鹏正在当地市场附近吃早饭的时候，五个便衣警察包围了他。他们告诉他把摩托车钥匙交给朋友，然后把他押到当地派出所。他被审问了数个小时，最终被判定扰乱公共秩序。他的判决是20天的“行政拘留”，在这个不透明的，随意的过程中，警方被允许在没有刑事审判的正式手续下实施处罚。
在黄被逮捕的三天前，一次关于没收何布村土地的关键性的政府会议被召开。地区党领导，当地官员，大学代表，城市规划人，警方和城管一同出席会议并且同意僵局需要通过一个“具体的方案和猛手”来打破。拘留一个在没收土地中最激烈的反对者几乎是“详细计划”里最为确定的一部分。几周后，就在黄被释放之前，“猛手”降临。一天早晨，上百个警察和城管涌进何布村，阻挡了入口并且把村里农场的边界环绕起来。边界以内，城管队伍用推土机推平土地，破坏长在上面的庄稼。在2010年第二季度的“突发事件”的公共名单中，白云区最终指出何布村5月12日的动乱，提及征用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因素”。该区称赞镇领导及时处理事件，甚至把它作为案例研究。2010年5月14日，在黄闵鹏的土地被没收的两天后，他从监狱获释。这片曾经支撑何布村村民几个世纪的田地现在变成了待开发的荒地。
这标志着一个黄无法参与的未来。但是他不会置之不理。他将管到底，不惜一切代价。
广州城中村墙上的宣传语承诺，通过重建获得一个更好的生活[David Bandurski]
“慢下来，中国！”
我们沉默着站了一会儿。在我们身后，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这的地理位置对于开发似乎是理想的-在镇中心附近，靠近高速铁路和两条主干道。如果江高镇雄心勃勃想成为一个重要的“卫星城市”，那么这里是主要的不动产。“发展不得不转换资源”，黄闵鹏最后说，“如果你推动发展，它不得不是一种切实可行的发展。如果你前进的太快，人们会跟不上。”当我们凝视着何布村的凌乱不堪的田地，黄谈到如果发展的梦想没有与个人权利和利益平衡，这可能导致毁灭。“事情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人们一下子失去了土地。。。他们怎么生存？人们没有办法适应。他们无法完成转变。”
马务村的一条小巷 [David Bandurski]
一个处于广州市中心的废墟之中的城中村。黄闵鹏加入到村民当中共同反抗农村重建[David Bandurski]
黄骑着摩托车载我进行了一次何布村之旅。我们穿过小巷，在那里，新一点的房屋悬立在街头，这些楼在二层的位置相互接触，把街道变成了隧道。我们路过村委会的办公室，那里曾是黄和其他村民前些日子聚集的地方，在花哨的粉色柱廊下面，悬挂着一个红色条幅：“他们已经卖掉和吞噬了我们的田地，没有土地意味着颗粒无收！”
黄闵鹏的房子具有乡村特色的石结构，鱼塘被干枯的风信子覆盖，以至于几乎一滴水也见不到。红色的茅厕建在池塘边上。房子里主要的房间有着石砌的白色高墙。冬日里的阳光从池塘那一侧的墙上的窗户洒下来。墙上排列着架子，上面堆满了报纸和请愿文件，有些文件则被贴在塑料盒子里以防受潮。
我们坐着筛选出一摞有关黄闵鹏向警方提起的诉讼的信和文件。“你是怎么写所有的这些信和请愿书的？”我问。“我不知道”，他说着，咧着嘴笑。“我甚至不知道怎么写字，我没有上完小学。其他人帮我把字打出来的。”“你口述给他们？”“也不是。我把情况和事实摆出来，他们帮我措辞。他们觉得很奇怪，想我这种教育水平的人可以写出这种东西。”他憨笑一声，眼睛放着光。“就算在他们最异想天开的梦里，他们也没有想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乡巴佬会提出诉讼控告。没有。”
几周后，我和黄闵鹏一起在广州市中心的冼村附近走。我们刚刚参加了一场由冼村村民发起的集会。集会开在他们一半房屋都被毁掉的村子里，持续了四年的运动结束了，曾经领导拆迁和重建计划的村官们因为结党营私被免职。当我们在黄埔大道西等待红绿灯时，我问黄有关中国梦的想法。他眼睛直直盯着前方，从喉咙里低沉地发出讽刺的叹息声。“这的确如它字面意思，一个梦。”他说，这时信号灯发生了变化。“然后你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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