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中了西方這三帖毒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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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林金源與石佳音老師於2012年所合寫，刊載於《祖國文摘》第15期，原標題為〈从历史宏观视野解读台湾民主乱象〉。
一八四○年之前的中国，是个自给自足、以德服人的文化国（civilization state）。当时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应属全球第一，各国主动与中国建立经贸、外交关系。基于协和万邦、厚往薄来的精神，中国虽获得宗主国、国际领袖的名，但各国获取的实质利益比中国更多。中国展现了共存共荣、「强而不霸」的对外关系典范，这是两百年来「强后必霸」的欧美列强所望尘莫及的境界。
文化国vs.民族国
两千年来，凝聚中国这个国家的，不是中央政府的军队，而是厚德载物、近悦远来的中华文化。不但边疆各弱小民族自愿认同中国，连入主中原的强悍外族也主动融入汉文化。文化国的特性之一就是一盘散沙，「帝力于我何有哉」。以现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标准看文化国，后者当然不及格：消极、落后、没效率。但是在西方工业革命发生之前，现代民族国家入侵之前，天朝子民安然无事自给自足，既不曾以邻为壑折腾别国，更未过度开发破坏环境。回顾两世纪的沧桑历史，中华子民除了应该发奋图强之外，实在不需要为这段过去自卑，甚或怪罪自己的文化。因为该羞耻、该被指责的，是来犯的列强；身为中国人仍是光荣的。
工业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缔造，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完成工业化的现代民族国家，如果不自制、不反省，就很容易沦为殖民帝国主义者。英、美、俄、法、德如此，仿效他们的日本亦是如此。因为工业化之后，生产力、消费力都大增。工业国家急需控制便宜的原物料来源，以及保证购买自己工业产品的市场。为达此目的，发动战争抢取一块殖民地或势力范围，是最方便、最一劳永逸的方法。
鸦片战争以及列强对我的鲸吞蚕食，就是在此背景下逐步展开的。甲午战争乙未割台，则是一连串悲剧中至悲的一幕。台湾从此离开祖国，长期被列强绑架成牵制中国的棋子。台湾人民更因此认同错乱，常活在敌我不分、国格分裂的彷徨境界。此一状况直到二○一二年的今天，仍没有重大改变。
殖民、改造、裂解落后国家，是列强念兹在兹的持续工作。落后国家当中又以中国最为巨大，拥有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与韧性，对周边地区有最大的影响力与磁吸力，因此也遭受列强最深、最强的「关爱」。列强除了用武力、经济力裂解、改造中国之外，更搭配了下列三套思想的鼓吹。这三套思想如能深入中国民心，必有利于列强对中国的掌控。不幸的是，许多国人确实已经对这三帖毒药甘之如饴，视之为促进国家现代化的万灵丹。它们分别为：（一）以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国；（二）以自由主义为至高真理；（三）以西式民主为普世价值。
民族国家 vs. 一国两制
文化国是没有排他性的自愿性组织，凡是认同中国文化者，便可凝聚成一国家。民族国家之间常有利益冲突，如果发生战争，那更是零和赛局，只能你死我活，无法共存共荣。文化国其实比民族国家更兼容并蓄、更有利永续发展。中国的本质如果从文化国变成民族国家，马上要面临大分裂的厄运。因为中国本是多民族国家，一族一国将使中国分崩离析，远甚于李登辉的「七块论」，这也正是列强与“台独”所乐见的结果。
「一国两制」原是北京为免除台民疑虑，针对台海两岸日后统一，所主张的一种治理模式。「一国两制」未及在台湾实施，却先落实在一九九七年之后的香港。但是一九九七年之前的香港多数居民，以及至今台湾的绝大多数居民，都怀疑北京实行「一国两制」的诚意。欧美国家甚至认定「一国两制」根本不可行，进而推论北京只是在哄骗香港和台湾居民。西方知识分子英国伦敦政经学院资深研究员马丁．贾克（Martin Jacques）二○一○年的名著《当中国统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总算替中国讲了公道话。贾克指出中国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国，两千年来原本就是「一国多制」。现在香港、台湾如果实行「一国两制」，毋宁乃是极其自然的发展。
马丁．贾克没讲出来的是，宣扬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国以便裂解中国者，乃是西方列强的阴谋之一。日本占据台湾之后，持续告诉台民「台湾人不是中国人」。台湾光复之后六十年，日本的毒素仍在发酵。马偕医院医生林妈利费尽心力，证明「台湾人」的血液含有原住民平埔族的基因，有别于大陆的中国人。从西方民族国家的观点，台湾大可以脱离中国成立另一国家。清末民初，某些日本与西方学者（以及中国的革命派）也把多民族的中国简化成单一民族的汉人国家，并且以宣扬「满蒙非中国」、「清朝非中国」的论调，来否定一九一二年后现代中国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正当性。这些论点都属于对中国历史的无知，或是故意扭曲。从尧舜禹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统治的疆域内，没有不是多民族并存共荣的。“台独”建国就缺抛头颅洒热血的实际行动，「台湾民族有别于中国民族」的学术研究，既非台湾建国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实属多余。但是「以民族国家取代文化国」的思潮，已经达到搅扰国人的目的。
误认自由主义为至高真理
在两蒋威权体制时代，台湾人民渴望自由、渴望解除桎梏，于是「党外运动」风起云涌，藉由历次选举屡屡挑战一党专政体制。与此同时，台湾学术界与媒体亦引进自由主义，作为挑战威权体制的理论基础与运动能源。知名学者殷海光、胡佛等人，就是当年推动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自由主义异化 但是随着两蒋政权的解体与台湾本土势力的抬头，自由主义的涵意已经悄然变质。变质的方向之一，是把个体的自由无限上纲，甚至凌驾在国家认同之上；变质的第二个方向，是以所谓多元、客观与超然做为处理、评论公共事物的最高准则。立场与价值观亦以多元、客观为尚。立场如有争议，则搁置争议便是处理方式之一，至于公是公非反显得不太重要。
自由主义变质的第一个方向，可再阐述如下。“台独”人士林浊水在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国时报上说：「像胡佛遇到外蒙问题都坚持是我国领土，非收回来不可。简直要让人怀疑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对林浊水而言，胡佛为统昏了头，连最高尚的自由主义都丧失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林浊水对胡佛的批评，就是变质自由主义与求统思想对垒的例子。许多自诩「自由主义者」宣称：「过程比目的更重要」。他们对于大陆或台湾统派「把统一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目标」，颇不以为然。因为为求统一，就必丧失自由主义立场。只重目的，就会不择手段。这是自诩「自由主义者」无法容忍的。
自由主义异化凌驾民族主义 变质的自由主义，当然会把民族主义视为落伍、反动、限制个体自由的坏主义。早年就有两位学者，曾私下劝告胡佛应坚持的是自由、人权，但别再谈不合时宜的民族主义。目前担任马政府官员的一位壮年学者，也无法理解追求自由主义的胡教授，为何如此坚持两岸统一立场。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追求的是两种面向不同、层次不同、但互不冲突的价值。自由主义追求的是个人层面的人权与自由；民族主义追求的是整个国家在世界政经权力结构下的人权与自由。没有后者，前者绝对得不到最大保障与最佳条件。国家如果不统一、不强大，如何免除外国的欺凌？如何保障人民的自由与人权？不可讳言，本国的专制政府对人权自由的侵犯，可能不亚于外人。但这是内政民权问题，它与追求国家统一的民族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美国开国初期对印地安人何其残暴，内战期间南北对峙何其惨烈，畜养黑奴、排斥华人、歧视有色人种等恶行罄竹难书，但美国的统一却被本国人民与外国亲美人士视为神圣且理所当然。相对而言，例如国共内战导致两岸分裂分治，如果比照美国南北内战，两岸的再统一原本也是神圣与理所当然，但是美、日豢养的“台独”意识与论述，却使越来越多的台湾人不肯当中国人。类似的斑斑史迹，证明过去百余年来，由于中国的长期分裂，给与外国太多机会侵门踏户，不但夺取中国资源，更阻碍中国的发展与复兴。两岸仍旧分治分裂之下，中国（尤以台湾为甚）之病，不是过度热衷民族主义，而是不够重视民族主义，甚且误认自由主义应该优先于民族主义。
变质的自由主义不仅已在台湾流行，近年来甚至也蔓延到大陆内地。以蔡英文为主的绿营人士，已经展开「寄希望于大陆人民」的策略。他们将主动密集与在台陆生见面，并透过网络传播蔡英文的理性、温和形象，以及台湾重人权的民主制度。此一策略可发展出两种抵制大陆求统的压力。第一，台湾如此民主、如此重人权，对照既不民主、又无人权的大陆，大可打击北京求统的正当性。第二，自由、尊严的生活，比两岸统不统一对民众更具实质意义。有朝一日大陆也成为民主自由社会，届时两岸自然可以和平相处，是否统一已不重要。
回顾西欧各国和美、日的崛起过程，他们的首要工作就是国家之统一。其宪政、人权，甚至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和民族主义的思潮并驾齐驱。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成为这些国家人民的人权之坚实基础。唯独到了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统一却被视为人权的对立物，被外国攻击、被某些自由主义者唾弃，甚至希望中国进一步分裂，或干脆沦为殖民地。
我们必须明白，自由主义有一重要前提，就是「与谁共建自由社会？」此一问题如未厘清，自由主义就是流沙上面的城堡。盖因他族的自由可能侵犯我族自由，不分亲疏远近、没有族群观念的自由主义者，如何处理他族犯我的问题？列强在国内尽可宣扬自由主义，让子民享有自由，但它们如果侵略弱国，就已剥削了他人自由。弱国子民难道只能应和自由主义，却不该宣扬民族主义吗？又，维护、巩固群体的自由必需付出代价。自由主义者如不先界定我族范围，难道要像在大海上遍洒饲料喂食所有鱼类一样，付出无止尽的代价去维护他族的自由吗？
明乎此，就知道「族群」必须先于「自由」。换言之，经由民族主义凝聚我群意识，再透过自由主义为我群争取自由，乃是合乎人性、可行的步骤。何况中华民族在忠恕的传统熏陶之下，更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文化底蕴。透过民族主义凝聚的我群意识，只用来追求外族之平等待我，很少用来征服、侵略他族。两千余年的历史，都是证明。总之，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但不冲突，还能互补、互助。缺乏我群意识的自由主义，甚至常成为他国裂解本国的工具。
自由主义异化转成多元价值 自由主义变质的第二个方向，可阐述如下。推翻极权专制之后，台湾长久被压抑的社会渐被解放。以往父权体系灌输的价值观，如传统伦理、对中国的认同，都被逐一丢弃。代之而起的，是所谓尊重多元、客观超然的新价值观。李、扁时代开始，台湾以「日治时代」取代「日据时代」，以「终战」取代「台湾光复」，这些改变都是所谓客观、超然新价值观下的产物。如果强调日本侵华劣行，就被指为统派意识型态作祟。至于多元价值观的最大「妙用」，就表现在国家认同的「盍各言尔志」上面。两蒋时代两岸只能统一，现在有人主张“台独”，有人主张成为美国第五十一州，有人主张成为日本第五大岛，有人主张「中华民国是台湾」。把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表现在国家认同上的，台湾大概是绝无仅有。但是严格说来，这种多元现象的本质仍是一元。因为上述所有主张都是拒绝统一，至于与他们大大不同的统一选项，却已被夹杀出局，没有发表空间。如果有人坚持统一立场，就会被人嫌弃、被人冠以「意识型态作祟」的罪名。西方自由主义的「妙用」，竟然也可以瓦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
误以民主为普世价值
民主的本义是让人民自治，并以「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决）来决定公 60 26697 60 15989 0 0 1260 0 0:00:21 0:00:12 0:00:09 3611 60 26697 60 15989 0 0 1168 0 0:00:22 0:00:13 0:00:09 3610事务。其理想是希望借着自治的过程提升人民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管理能力。但是，要达到民主的理想，人民普遍的知识和道德水平必须相当高，才能把民主政治运作到理想状态。古今中外的历史皆证明：这样的公民群体基本上是很罕见的。于是，民主的理想与其现实便长期处在矛盾状态。为了解决此一矛盾，便有人提出「修正民主理论」。
修正民主理论 修正民主理论家以现实的眼光看待民主，不再把「民主」看成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是人民选择其领导者（即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的一种方式。民主和专制的区别不再是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而是在于产生领导者的过程，亦即：专制制度下领导者的产生与民意无直接关系，而民主制度下政治领导者是透过竞争性的选举而产生；但二者都同样是由少数菁英进行统治。因此，「修正民主理论」也被称为「菁英民主理论」。此种民主理论虽然缺乏古典民主理论那种激励人心的道德力量，但是却很适合用来描述世界上各个民主体制的实况。
从修正民主理论的观点看来，民主只是一种选择领导者的程序。此一程序虽然可以使政权和平转移，但是并不能保证当选的领导者之素质。于是，「民主」日益窄化成为仅是一种「游戏规则」（rules of game，或译「竞赛规则」）。只要在此游戏或竞赛中能按照规则胜出（或甚至犯规而不被抓到），就能执掌政权。因此，在政治风气好的国家，政治人物还能遵守法律、公平竞争；但是在政风不良之处，志在权力的政客，不难借着炒作议题、抹黑对手、操弄选举时程或选区划分来赢得选票，然后沐猴而冠。结果，民主与专制之别，只剩「游戏规则」之不同，但其为「权力游戏」则毫无二致。贪权的政客在民主政治中藉「哗众取宠」而上台，在专制政治中则藉「哗寡取宠」（即主子「关爱的眼神」）而升官。所谓「民主」，只是政客的「登龙术」之一，与人民福祉没有必然关系。
民主过度之梦魇 在台湾，「民主的游戏规则」是一句惯用语。蓝绿政客公然地把「民主」当游戏，只在意其结果，而不在意「规则」背后的精神。于是，我们的「民主」中，充斥着贪赃枉法、吃像难看的政客。他们选举时搞族群动员、贿选、奥步，选后继续民粹炒作、恶斗不休。套用一首流行歌曲的歌名，台湾的「民主转型」已沦为政客的「一场游戏」，人民企盼的「民主巩固」也只剩下「一场梦」。而这场民主大梦，在陈水扁遭「天下围攻」、却依赖总统任期保障坚不辞职时，已近乎恶梦。
其实，窄化成「游戏规则」的民主只是一套程序（主要即选举），并不能保证结果必然符合人民福祉。大魔头希特勒固可藉民主选举上台，大贪污犯陈水扁也是台湾人民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并且，如果迷信「越民主就越好」，则派系横行、民粹乱政几乎不可避免。许多所谓「新兴民主国家」（包括台湾）就因此而陷入「民主困境」，难以脱身。
我们必须认清：民主只是程序，本身并无必然的价值；适度的民主是必要的，因为它可以促成和平改革，避免暴力革命；但是，不可迷信「民主」为「越多越好」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民主的运作，必须要以其他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节制，以免过犹不及；另一方面，政治人物参政，也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不能只以权力为目的。所谓「其他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是政治责任感的来源，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民本」。「民本」，才是越多越好的「普世价值」。
民本思想丰富民主内涵 中国的「民本」思想，发源于周初，到春秋时期便已成熟，散见《尚书》、《诗经》、《国语》、《左传》、《论语》中，后来并由孟子总结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为历代儒家的思想核心。这种思想，虽然不容易落实为制度，但是任何政体的运作都需要以「民本」思想来衡量、节制。脱离民本，所有的政体都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因民本思想出现在专制时代，就以为它必然与专制结合。事实上，合乎民本的专制，必是开明专制；合乎民本的民主，才是民享（for the people）的民主。以民本为标准，我们就不会迷信民调、公投、直选，而更能理解代议政治的精神；政治人物若有民本思想，就会以百姓苍生为念，也不会只以获得多数选票为已足。因此，要改善目前台式民主之弊病，仍然必须复兴固有的民本政治文化。
西方的古典民主理论，已因其理想高不可攀而遭修正；但修正民主理论又因流于纯粹的政治程序，而易遭政客利用。唯有加入中国固有的民本思想，民主的理论才能圆满；也唯有借助源自西方的民主“宪政”，民本的理想才能落实。然而，台湾经过二十多年的去中国化，政治人物中已罕见中国传统的君子，民本的价值理念基本上失传。但政治人物若失去民本的核心价值，台湾的「民主化」很难修成正果。以“宪法”为告朔饩羊、以宪改为政争工具、以“议会”为恶斗战场、以发财为从政目的，遂成为台湾这些缺乏责任感的政客专长之事。
探索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普世价值 综上所述，要清除台湾的民主乱象，必须重新建立民众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甚至整个中国的何去何从，都有赖中华文化中优秀成分之复兴。现代国家的综合国力中特别强调「软实力」。中国必须重新拾回我们祖先创造的优秀文化，从中找出中国品牌的真正普世价值，才能一方面对抗西方国家挟其双重标准的「普世价值」带来的骚扰破坏，另一方面也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使中国的复兴合乎全人类的共通福祉。对台湾而言，最顺理成章的出路，便是导正国家认同、参与整个中国的复兴，如此不仅可终结台湾的政治乱象，也彻底结束「中国人鹬蚌相争、外国人渔翁得利」的一页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