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现代化」的情结里──冷战与台湾的日本观

本文作者吴启讷，系台湾大学历史系兼任教师。原文刊载于《远望》２卷10期（2016年10月号；总337期）。

2015年“台獨”於「反殖焚旗」記者會上批「台灣淪陷」。

冷战背景下的中国内战，将中国分裂在台湾海峡两岸。冷战时期，日本已失去19世纪末以来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和世界重要国家的地位，沦为二流国家，但在台湾海峡东侧的台湾社会，却延续甚至加强了这个岛屿在冷战之前对日本的正面观感。本文试图解剖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缘由。

冷战时期台湾的日本观，源自分别产生于（冷战之前的）台湾与（冷战之前的）大陆的两种「形异」却「神似」的日本观；也源于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与近代日本之间恩怨交缠的复杂历史；从根本上看，更源于贯穿19世纪后期至今，主导现代国际政治的强权政治架构。

「形异」而「神似」的两种日本观

分别产生于（冷战之前的）台湾与（冷战之前的）大陆的两种日本观的共同点，在于对「现代化」──西化的畸形向往。

源自台湾岛，对日本抱持正面观感的日本观，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中国」观的相对物。这一日本观，成形于1920年代初「内地延长主义」时期，从这个阶段起，到1945年日本投降为止，一些来往大陆的台湾人，面对近代化、都市化程度不高的祖宗之地，优越感油然而生。在「内地延长主义」的架构下，台湾人在台湾岛上作为殖民地二等公民的地位并未改变，但来往大陆的台湾人，却可以在当时正处于次殖民地状况的大陆享有「日本人」的特权，在大陆华南和东北的部分台湾人，还利用这样的特权欺压当地同为汉人的中国百姓。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部分台湾人对于光复台湾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落后」、「不体面」、「不卫生」与「没效率」的外观产生排斥，同步开启了怀念日本殖民统治这种心态的大门。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相当一部分参与者的动机，正是建立于这一心态之上。

1970年代初，日本战后经济奇迹接近巅峰，台湾社会对于「日本第一」产生更狂热的想象与渴望；与此同时，日本背弃了长期纵容和扶持它的蒋介石，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对于日本以怨报德的行径，蒋介石略微加强了限制输入日本文化产品的措施，在技术上压缩了前述渴望，导致「皇民」与战后崛起、以崇拜日本流行文化为特征的「哈日族」两股势力合流，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怨言陡增，对于「冲绳回归日本」则羡慕不已。感叹「美国应该将原子弹投到台湾，而将国民党投到日本」。

在包括「皇民」和普通人在内绝大部分台湾人的认知中，来自大陆的中国国民党政权与随之来到台湾的大陆各地民众，因八年抗战而具仇日情结，同时，他们的日本经验也极其欠缺。这一印象，与现实其实颇有差距。在现实中，中国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近代中国最崇拜与模仿日本现代化的一个政治势力。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是清朝末年的「革命派」，他们反清的动机和动力，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对「明治维新」的崇拜。革命派羡慕日本顺利转化成为西化的国家，并将从日本学来的二手西化观念与经过包装的近代日本观念带进自身的革命宗旨、革命目标当中。先反清后来由革命派转化而成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在反对北洋政府的政治行动中，甚至奋力争取日本反华势力的奥援。在此后的国共政治斗争乃至内战的过程之中，国民党也不时利用日本因素，例如抗战胜利后投降的侵华日军，被用来牵制、压制中共；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对前日本侵华军队剩余价值的利用，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编按：如蒋介石引进「白团」。）

当革命派最终转化成为带有列宁式政党色彩的中国国民党之际，国民党成员才向政治光谱的左侧做了调整。此后即使在1927年，国民党与它的反军阀盟友－－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之后，依然保持了在国际上反帝，在国内反财阀的色彩。这一传统在它主导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光复中国东北和台湾岛之后达到最高点。

然而，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来的，并不只是全球范围内的民族解放、去殖民化与社会正义，更有继之而起的冷战。从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某些特定角度看，国民党的政权是冷战初期的受害者。苏联将中共、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和外蒙古当作牵制国民党中国政府的筹码，迫使国民党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却又在与有苏联支持的中共的竞争中失败，失去对大陆的控制；而当国民党政府惊险地退守台湾时，又发现要立足于这个不算大的岛屿，同样充满挑战。台湾在过往半个世纪处在日本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对台湾人的歧视和对台湾的殖民统治性质从未改变，但台湾社会未能经历近代形塑中华民族的三个重要历史事件（中华民国建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几乎已将殖民宗主国视为祖国，此地的菁英强烈抵制国民党以「光复」为名义的接收和统治。

与此同时，仍处在农业时代、经济困顿的台湾，其土地资源分配也处在极不公平的状态，基层民众的变革愿望也很强烈。国民党要巩固他在台湾的统治，显然必须利用公平分配土地资源等社会变革措施争取基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但面对大陆上共产政权的军事威胁和政治竞争，面对整个冷战格局下不得不依附于西方的窘境，国民党又必须向富裕阶层妥协，与之联合压制下层潜在的动荡因子（包括左翼思想、反帝、反殖思想，具体而言，就是反美、反日），他们因而完全略过了接收前殖民地所必须经历的步骤，即去殖民化。国民党未能及时、全面、深刻、准确地把握去殖民化的重大议题。本来，国民政府至少可以追究皇民仗（日本之）势欺压普通台湾人的伤天害理行径，但缺乏长远政治目标和明确政治理念的国民党，并未把握这一契机。

「现代化」、「进步」史观下的日本观

冷战时期存在于台湾的两种形异神似的日本观，其一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对日本的复杂感受；其二源自19世纪后期以来，产生于整个中国大陆，由国民党带到台湾的日本认知。两种日本观的共同点在于，在原本文化自信衰退，尚未建立自身新的文化主体性时，对于名为现代化的西化的过度向往。

现代化情结，让台湾在殖民主义统治架构下的少数合作者、受益者，以鄙夷的目光看待较台湾「落后」、「野蛮」的国民党；现代化情结，使得国民党在潜意识层面原谅了殖民主义的罪恶，未能充分体认到在台湾去殖民化的必要性，错过了在战后去殖民化的重要时机。现代化情结，更让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的台湾知识界和接受欧美教育的大陆菁英，在思想上自我殖民，将中国自身的传统与价值弃如敝屣。更有甚者，甚至直接借用日本和西方的政治文宣，透过丑化亚洲传统，将日本侵略扩张的历史合理化。

皇民史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皇民史观并不局限于单纯颂扬日本的殖民统治，也表现在其力图建构一套经过包装的「反殖民」、「去殖民」论述。在台湾，「殖民者」的恶名不是指日本，反而是指中国国民党和它带来的中央政府机构，以及来自中国其他省分的移民。这当然是一种伪反殖民、伪去殖民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