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望社論】蔡英文藉鄭南榕爭取什麼自由？
编按：台湾“行政院”在今天（2016年12月22日）核定：将“台独烈士”郑南榕于1989年自焚的日子订为「言论自由日」，并由2017年4月7日起实施。这是民进党利用所谓「普世价值」推动“台独”的又一动作。实际上，若从郑南榕当年受“台独”派猜忌、排挤的经历来看，他选择如此惨烈的死法，可谓“台独”长期歧视「外省人」的结果；但是他一死，原先猜疑、嘲笑他的“台独”人士却立即开始消费郑的自焚来牟取“台独”的政治利益。因此，郑南榕与民进党之间，根本是牺牲者与消费者的关系。而郑南榕当年标榜的「100%自由」，也只是要争取「“台独”的100%自由」，不是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民进党政权此次核定实施「言论自由日」，只是消费它的牺牲者来作恶，将进一步扭曲台湾社会的是非善恶。《远望》在2016年5月号的社论〈蔡英文藉郑南榕争取什么自由？〉中，就指出：「郑南榕的惨死，只更强化了违反历史正义（因为肯定殖民统治）和民族大义（因为甘为美日利用来反对父祖之国）的“台独”，并迫使台湾的外省人切断源自父祖故乡的血缘及文化认同，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寻求接纳。如果蔡英文上台后除『言论自由日』外，进而修法将郑南榕（及其他因台独而死者）入祀忠烈祠（或台独的『台湾神社』），不但会彻底推翻国民党时期残留至今的『中国』的正当性，更将颠倒所有道德是非的基础。如此则郑南榕自身的认同悲剧，可能铸造未来更多更大两岸冲撞、手足相残的悲剧。」为了使两岸中国人对台独的阴谋保持警觉，我们再度将此篇社论发布于此。
（2016/05/19）编按：郑南榕（1947-1989）是在台湾身分相当敏感的“外省第二代”，祖籍福建福州。郑南榕一向被独派视为"民族英雄"，有「“台湾建国”烈士」或「“台湾独立建国”之父」之称。
今天是5月19日，明天蔡英文就将上台，并宣示将把郑南榕的忌日订为「言论自由日」。回顾67年前的今天（1949.05.19），台湾省政府、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宣告自翌日起全省戒严，开启了长达38年1个月又24天的世界级长期戒严（1949.05.20-1987.07.14）。在宣告戒严37周年，也就是30年前的今天（1986.05.19），郑南榕发起「519绿色行动」，要求国民党政府解严。同年9月，民进党成立，「党禁」被突破。第二年（1987年），国民党政府宣布解严。1988年年初，蒋经国突然病逝，由本省人李登辉接任国民党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从此，在李登辉和民进党里应外合之下，台湾政局本土化、政党版图绿长蓝消已成定势。但是，就在民进党成立将近3年、解严将近2年、李登辉上台已1年多之时，外省人郑南榕选择以最激烈的方式─自焚（是否真为自焚仍有争议），证明他有多“爱台湾”。从此，郑南榕成为“台独”运动意外得到的烈士。新一代“天然独”的年轻人，更是将他奉为革命先烈、精神领袖。
在民进党即将全面执政的前夕，我们必须正视：从明天起，蔡英文将透过郑南榕灌输给台湾下一代什么样的价值观？
本文為《远望》社論，刊载于《远望》２卷5期（2016年5月号；总332期），原標題為：蔡英文藉鄭南榕爭取什麼自由？
民进党向来擅长炒作所谓的「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正义」…，几乎所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所推崇的价值理念都被民进党「代言」了。在这些议题上，民进党垄断了话语权，丧失中心思想和道德自信的国民党则只能一路挨打。这些「普世价值」议题，就成为民进党斗争蓝营异己的政治工具。
在蔡英文当选“总统”后，善战的民进党回避了蔡家涉入其中的“中研院长”翁启惠（曾在「宇昌案」护航蔡英文）的「浩鼎案」及BNM密帐案，却不断锁定对其有利的战场追杀国民党。其中，除了海外诈欺犯引渡案有可能弄巧成拙、逆火反噬外，在另外两个战场上民进党却是所向披靡，杀得国民党无法招架。这两个战场分别是「转型正义」及「言论自由日」。
关于民进党力推「转型正义」的虚伪本质与险恶用心，本刊上期已予以批判。在此，我们继续剖析民进党推动「言论自由日」的真相。
郑南榕的死与神圣化
在台湾宣布解严一年多以后，1989年4月7日《自由时代周刊》负责人郑南榕拒捕自焚而死，成为“台独”的「烈士」。又因《自由时代周刊》以「争取100%自由」为口号，郑南榕的死于是被民进党援引为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壮烈行动。
2007年初，红衫军倒扁运动已成强弩之末，扁政府开始寻找可供反击的议题，于是重拾国民党在二蒋时期的威权统治及白色恐怖作为攻击对象。该年3月2日，扁政府“教育部长”杜正胜在毫无法律依据之下，将「中正纪念堂」更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引爆新一波蓝绿恶斗。4月间（郑南榕自焚18週年），时任民进党主席的游锡堃要求“行政院长”苏贞昌将郑南榕自焚之日订为「言论自由日」。11月间，扁政府“教育部”进而宣布原大中至正门上的「大中至正」四字改为「自由广场」。2008年国民党赢回政权后，马政府虽已恢复「中正纪念堂」名称编制，犹不敢改动「自由广场」的名称，以迄于今。
2009年4月6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参加郑南榕纪念活动时，重提将在“立院”提案设立「“国定”言论自由日」。从此，民进党执政的县市纷纷自行宣布以该日为「言论自由日」，迄今已有台南市、高雄市、宜兰县、云林县、嘉义县、屏东县等六县市跟进。2014年4月初，“太阳花学运”闹得正炽，又适逢郑南榕自焚25週年，台南市政府更宣布将市政府前方两条街一致更名为「南榕大道」。
此外，郑南榕基金会联合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提案将郑南榕自焚处增设别名「自由巷」，国民党郝龙斌主政的台北市政府也认同郑之死对争取言论自由及台湾民主发展有所贡献，同意通过。2012年8月，并由郑南榕遗孀叶菊兰和台北市长郝龙斌共同主持揭牌。
于是，国民党在「自由」议题上失去话语权，只能拿香跟拜，而郑南榕则逐步被民进党打造为「言论自由」的神圣象征。
今年年初大选，民进党第一次赢得“立院”过半数席次，除“修宪”案外可以通过任何他们想要的法案。“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便于4月7日参加郑南榕追思活动时，宣示「执政后会立刻交代相关单位研议办理」设立「言论自由日」。并且，民进党“立委”实际上已先一步于“立院”提案，要求列为“国定”纪念日，最快5月即可通过修法。明年起，全台湾将会在每年4月7日纪念郑南榕的「殉道」，并继续声讨国民党的不义。
“台独”烈士是怎样炼成的？
2009年，蔡英文第一次公开支持设立「言论自由日」时，她说：「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郑南榕，挑起责任，点燃下一个世代的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日」就是要「让大家永远记住郑南榕为台湾所做的一切」。但是，蔡英文不愿让我们知道的真相是：当年外省人郑南榕在鼓吹“台独”、冲撞国民党戒严体制时，那些自认正宗“台独”的「正港台湾人」是如何猜忌、嘲笑郑「为台湾所做的一切」。
笔名「陈真」的精神科医师陈兴正是党外元老、民主进步党创党党员，还曾因主张“台独”而被侦办。他如此回忆：
「党外时代，党外人士普遍把郑南榕当爪爬仔（按：国民党的奸细）看，到处是这样的耳语。原因无它，因为，第一，他是外省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其心可诛；第二，他太敢、太冲了，百无禁忌，若不是爪爬仔，谁敢如此不要命？他们说，郑南榕之所以敢突破各种禁忌的原因，就是要帮情治单位引蛇出洞，以便把激进的党外人士给一网打尽。时下几位绿营大老，当时不止一次如此跟我告诫，叫我要提防这个外省人，说郑南榕在党外没什么人脉，却异常勇敢，一定是情治单位派来卧底钓鱼的，务必小心别中计。」
陈真说：1980年代初，「“台独”仍是绝对禁忌」，当时的党外都「努力撇清“台独”」，直到1986年组成民进党，仍旧假装「只是追求民主」。而郑南榕却敢在1987年于演讲时用闽南语公开喊出：「我叫做郑南榕，我主张“台湾独立”！」陈真回忆：「那时候，党外圈内立即一片耳语抹黑与嘲笑。有些政治台面人物后来装模作样地对郑南榕造神、纪念、感念等等，其实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时）他们说郑是爪爬仔，要不就说他脑袋进水，秀逗了，所以才不要命了；讲起他可能秀逗，有几位大老（姑隐其名）当时还当我的面讲得乐不可支，把郑南榕当成笑话看，当成人格异常或脑袋有洞的人那样嘲笑取乐。」
郑南榕当然知道自己因外省人的身分背景而在党外圈子广受怀疑。他曾自述：「我出生在二二八事件那一年，那事件带给我终生的困扰。因为我是个混血儿，父亲是在日据时代来台的福州人，母亲是基隆人，二二八事件后，我们是在邻居的保护下，才在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里，免于受害。」其父母的这段经历，不但说明了「二二八」是认同对立所铸成（所以才会有「台湾人对外省人的报复浪潮」），而且使当时还在娘胎里的郑南榕后来决定用其一生去争取「被（反中仇中的）台湾人接纳」的资格。
郑南榕的成长经验里不断体验到省籍冲突。当年母亲要嫁给外省籍的父亲时，即遭到娘家的强烈反对。一个舅舅始终反对这桩婚姻，直到郑南榕结婚时也不肯来参加婚礼。当他在宜兰罗东上小学时，上学第一天，便因被讥笑是外省人而和本省籍同学打架。后来他转学到本省和外省同学各半的学校，却加入本省阵营去和外省人打架，甚至加入本省同学的行列去欺负其他福州籍小孩（郑的同乡）。可见郑南榕很小就决定加入「排斥外省人」的阵营，来争取本省同侪的接纳。
从「二二八事件」到郑南榕自己经历的省籍冲突，不仅使郑决定加入党外、支持“台独”，而且使他必须比本省籍同志更加用力地证明自己「爱台湾」，以获取那些「根正苗绿」的成员赦免他的「外省原罪」。但是，如陈真回忆所述，郑南榕表现越激烈，越容易受到本省籍同志的怀疑。
1987年11月9日，民进党召开第2届党代会。会场上，并非党员的郑南榕向党代表们发送“台独”书籍，遭到当时民进党籍立委朱高正制止，外省籍的郑南榕竟掌掴本省籍的朱高正一耳光，并宣称：「我代表台湾人打你」。后来媒体刊出郑南榕被朱砸到满脸鲜血的照片，令人怵目惊心。此事凸显了「代表台湾人」这句话，在郑饱受压抑的的心理上份量有多重。正是为了向本省籍同志证明自己是台湾人（不再是「来自中国的外省人」），郑南榕越来越激进，直到选择最惨烈的自焚以死明志。
郑南榕自焚时，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已是本省籍的李登辉。当时，李登辉左一句「一个中国」、右一句「国家统一」，还曾主导建立今天蔡英文死不承认的「九二共识」，却仍被时任民进党主席的黄信介推崇为「“总统”英明」。李在24年后（2013年4月）答复媒体询问「郑南榕自焚案」时说：「真的需要用到那种（自焚的）方法来，我不知道？」「这样即使得到民间的感激，但效果呢？不一定吧？」显然这位「台湾之父」并不认为郑的自焚是必要的，也不认为其有效。他甚至明言：“台独”是现实的问题，「需要每天喊“台独”，才能做事情吗？」、「不必喊啦，一步一步去做就好。」
确实，在1989年郑南榕自焚时，台湾已解严近两年，党禁已突破近三年，报禁、杂志禁不复存在，本省籍“总统”接掌大权也已一年多，国民党政权（及“中华民国”）的本土化已不可能扭转。无论从那个角度看，都无法说明郑南榕此时选择自焚的历史必要性。但是，郑的内心长期受到省籍歧视的煎熬，却不是这些外在变迁所能解决的。于是，为了证明他内心那份对（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台湾的「赤诚」，郑选择在拒捕时将自己的身体、生命付之一炬。
如果说「二二八事件」及后来的国家认同对立、社会分裂，是日本殖民半世纪所造成的悲剧，那么，郑南榕选择以惨烈自焚来证明他对台湾的认同，就是台湾社会内长期认同对立和省籍冲突所造成的悲剧。如今，不论是说风凉话的李登辉，还是利用郑南榕之死打造“台独”正当性的蔡英文，都回避面对以下事实：正是他们长期利用并炒作的国家认同对立和社会分裂，逼死了在心理上寻不到出路的郑南榕。
郑南榕追求的「自由」
郑南榕办的杂志叫《自由时代》（系列），杂志的口号是「争取100%自由」，因此郑被视为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先锋。但是，从他掌掴朱高正的理由、不惜以死明志的决心，我们可以体会到：郑南榕的「自由」缺乏了自由主义最重要的「宽容」精神。事实上，就像日据时期台湾人「皇民」因有血缘原罪，必须表现得比日本人更爱（日本）国；背负外省原罪的郑南榕，要让周遭的本省“台独”接纳他，也只能靠比他人更激进的表态。于是，他因心理需求而选择了“台独”，将之视为「绝对真理」，愿意为它动武（打人），也愿为它牺牲（自焚）。他所争取的，实际上是「台独的100%自由」，不是真正的思想、言论自由；其最终目的是解决内心的焦虑，不在自由、民主。此所以他在威权政体加速解体之时，却选择一死。
但其牺牲却正好符合那些不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台独”政客所需，于是一如陈真所言：在郑生前对他冷嘲热讽、猜忌污蔑的，也是在其死后将他捧为烈士的同一群人。这些人的目标从来就不是真正的民主、自由、“宪政”、法治，而是赤裸裸的省籍权力斗争，目的是“台湾独立”。在这些人的领导、炒作、串连下，外省人若要被接纳为「新台湾人」，就必须以比本省籍台独更激烈的反中仇中作为「投名状」──郑南榕的自焚，就是最惨烈的示范。
不过，郑南榕的惨死，只更强化了违反历史正义（因为肯定殖民统治）和民族大义（因为甘为美日利用来反对父祖之国）的“台独”，并迫使台湾的外省人切断源自父祖故乡的血缘及文化认同，以更强烈的自我否定来寻求接纳。如果蔡英文上台后除「言论自由日」外，进而修法将郑南榕（及其他因“台独”而死者）入祀忠烈祠（或“台独”的「台湾神社」）（编按：郑南榕目前已入祀“台独”民间团体所创建的台湾神社，并被称为“台湾神”）。
，不但会彻底推翻国民党时期残留至今的「中国」的正当性，更将颠倒所有道德是非的基础。如此则郑南榕自身的认同悲剧，可能铸造未来更多更大两岸冲撞、手足相残的悲剧。
郑的惨死，以及蔡英文之流利用其死来炒作“台独”，首要的恶果就是摧毁了这个社会讲理的风气：「人家都为“台独”自焚了，你还能反对“台独”吗？」于是，“台独”越来越具有绝对的正当性，「中国」则剩得只能是落后、肮脏、粗暴、邪恶。仇中无罪，“台独”有理。
同时，正因为“台独”（及郑南榕）所追求的不是真正的（讲理的）言论自由，因此随着民进党势力的兴起，台湾社会氛围已从「“台独”也应享有言论自由」，演变到今天几乎「“台独”是唯一享有自由的言论」；人权因人而异，法律会转弯，“宪法”早成笑柄；晚清时被维新派视为富国利民不二法门的议会政治，如今成为「我是流氓我怕谁」的角斗场所；在“台独”所规定的「政治正确」下，没有任何公共政策能得到合理充分的讨论；整个社会充斥着价值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和浅薄的享乐主义（小确幸）。
最后，“在太阳花学运”瘫痪整个“宪政”运作之后，出现了一个出身背景完全正常，却从小立志杀人成名、毫无道德意识的捷运狂魔郑捷，仍然挽不回这个社会的继续沈沦。
蔡英文将把“台独”文革进行到底
多年以来，独派人士多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甚至一口咬定「中国认同」与自由、民主、“宪政”、法治这些「普世价值」不能并存。他们刻意忽视了光复后台湾史上最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和“宪政”主义者正是雷震、殷海光、夏道平、张佛泉、周德伟、胡佛这些胸怀中国的外省人。
殷海光在1949年11月20日出刊的《自由中国》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思想自由与自由思想〉。殷首先指出：「思想自由」是「外在的」（external）、「当作一种行为看的思想在外界环境中的自由」；「自由思想」则是「内在的」（internal）、「不受种种制约而独立思想的能力」。他进而指出：「只有具备自由思想能力的人，才是迫切要求思想自由的人。…自由思想是要求思想自由之真正内在的动力。…我们要实现思想自由，必须能够自由思想。只有能够自由思想的人才能实现货真价实的思想自由，因而，争取思想自由的艰难实业，必须具有自由思想能力者自己去完成。」
但是，「这种自由思想能力之养成，…在思想者自身，除了具备至大至刚之气和必须的思想技术以外，还须有重经验的（empirical），分析的（analytical），怀疑的（skeptical），试行的（tentative），和少谈笼统主义多谈问题的重事件的（piecemeal）…态度。具有这样的气魄，技能和态度的人，才可能养成自由思想的能力。」换言之，「自由思想」不是仅仅懂得「抗议」，而是更要懂得「讲理」。「抗议」只要说出「我反对」，「讲理」却必须说得出「反对（或赞成）的理由」。这种自由思想的能力虽然必须有一定「气魄」，但还须要学习必要的思考「技能」和培养讲理的「态度」，而这都必须在适当的教育环境中才能陶冶成就。
然而，“台独”正在台湾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其核心是从1994年开始推动的“台独”教改。整个教改的真实目的是防止青年学子发展自由思想能力。首先，“台独”历史课本是基于违反史学方法、自相矛盾的「台湾岛史」及「同心圆史观」编写，其模糊不清的历史叙事主体、错乱乖谬的因果与价值逻辑，导致「古今台外」（名嘴彭文正所创之词）的历史成了支离破碎不可索解的事件串行，使受此教育的学生不再在意历史中的真理、真相；“台独”的公民课本则基于相对主义而编写，更使学生不再相信人间有所谓公是、公非。这样教出来的年轻一代，自难养成独立思考、自主判断的自由思想能力。这些年轻学生，以为敢打敢冲敢抗议就是「反洗脑」，实际上却已被绿化社会氛围塑造的政治正确所洗脑，很容易成为“台独”政客操弄利用的工具。当台湾人的「自由思想」能力被“台独”教改及绿媒宣传消灭殆尽后，人们就只会跟着“台独”指挥棒而爱台仇中，却还误以为党同伐异、毫不讲理的口水混战就是「思想自由」。
去年7月，参与反课纲运动的高中生周天观的父母亲劝他回家，他却回以肢体暴力，并斥吼：「我在为台湾的未来努力，你做了什么贡献？」周天观稍晚又在脸书上写道：「虽然我未成年，但是这场革命我必须参与其中，这是我一生最光荣的时刻，不容任何人破坏，就算是家人也一样。我已经和政府革命，不介意在家里再来一次，反正我已经动手打爸爸了。」其口吻、措辞，有如大陆文革时的红卫兵。
郑捷、周天观就是“台独”教改的标准成果。前者毫无道德，后者完全不会（也不想）说理；前者视旁人如牲口，可以宰杀取乐；后者沦为政客的工具而不自知，还以为参与了历史（革命？）；两人都自以为在完成一件「自我实现」的大事，实则都只是反理性、反道德的“台独”教改和民粹炒作的成果。
如果周天观知道郑南榕，也许殴父时他说的话会是：「我代表台湾（年轻）人打你」。这，就是蔡英文想借着郑南榕而争取的「100%自由」。
蔡英文将于本月20日上台。从她选定的“教育部长”和“文化部长”看来，她将会把这场“台独”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