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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近代中国的两种启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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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选选出马克龙，有人说左派大革命的发源地再次错过纠错机会，正在重新陷入当年大革命的漩涡，前途堪忧。回看近代中国，由于每次改革均以失败告终，逐渐产生一种“改革失败在于不够彻底”的看法，并最终形成普遍性的“越彻底改革越好”的急躁心态，导致法兰西启蒙蔚然成风。五四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就是其典型代表。但即使在那万人一呼的激进大潮主导的年代，仍有一人持坚定的反对意见。遗憾的是，他当时被轻视，后世又被掩盖，遂导致我们后来举着激进大旗一路狂奔。想到英国有柏克，我们也有我们的“柏克”，然而走向和结局却有天壤之别，不胜唏嘘。正是：无人不识陈独秀，几个听闻杜亚泉？今天推荐一篇思想酷原创首发文章供您参考（2078字，阅读约需5分钟）。未经授权，谢绝转载。交流、转载、投稿及合作，请联系微信caiyunpeng789或18910623426。想探讨更多真问题，酷哥欢迎您在淘宝选择店铺搜索“先知书店”。想每天读到同类好文，请关注思想酷。
近代中国的两种启蒙之争
思想酷丨原创·首发
1919年，伴随五四运动的展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也进入高潮。对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主题之一。
各方论争中，有两人的观点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位是商务印书馆刊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刘军宁先生说，“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法兰西启蒙，一种是苏格兰启蒙。”陈独秀和杜亚泉，正分属前者和后者。
中国的启蒙运动始于晚清的维新思想，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峰。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思想，以杜亚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
陈独秀是叱咤风云的启蒙领袖。作为一个追随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他多次撰文，极力颂扬法兰西文明，尊其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摇篮：“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知仍居何等。法兰西实为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
俄国革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称，法国启蒙思想是一种“解放哲学”，以反对君主专制、贵族特权为宗旨。陈独秀也倡言：“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陈独秀所提的“新青年”概念，正是满含解放之意，“解放”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这也是法兰西启蒙的产物。
杜亚泉还分析了英法政治文明差异的关键：“法国为中央集权政治之故乡，官僚政治之发源地；而英美为自治最发达之国。英美人民重自立，故主于实利；法国人民重政权，故骛于虚荣，两国之社会，遂生依赖与自营之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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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对法国和中国的历史相似性有清醒认识。在他看来，法国和中国都深受专制主义之害。对民国初年的限政危机，杜亚泉担心中国正在步法国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尘：“吾国国体改革，事变迭出，凡法兰西大革命后九十年间经过之事实极其恐怖，吾国几一一步其后尘。”他还说：“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犹如法国拿破仑称帝、路易十八复辟。岂非帝政改为共和，必经如此挫折？”
在杜亚泉看来，民主转型中的中国，尤其需要借鉴英国“于保守中求进步”的接续主义传统。所谓接续主义，包含开进和保守两层意思。“近世国家中，开进而能兼保守者，以英国为第一，此接续主义对于国家之明效大验也”，“法国革命之后，古法破灭，卒不能成功”，“接续主义一破，则恶影响留遗，故民主国家，于新旧交替之间，当以稳静持重为主。吾国国民，所当慎之于始者也。”
在陈独秀看来，革命是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引擎，“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而杜亚泉作为“调和思想”的代表人物，崇尚自由与保守兼备的调和精神，主张社会文化的渐进演化，“有冲突而后有调和，进步之概括，实在于此。”杜视社会进化为新旧冲突之调和，而非革故鼎新之革命。
西方近代民主观念有法国式高调民主和英美式低调民主两种类型，前者以大众民主为理想，为陈独秀所向往；后者以限政民主为模式，为杜亚泉所憧憬。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是陈独秀追求的新文明的两大理想。他坚信，民主科学与中国旧文明水火不容，要追求二者，就必须反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旧宗教。五四运动中，陈的民粹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甚至主张以平民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才算得真正民治”，陈的民治主义，显然融入了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理念。
作为限政主义者，杜亚泉崇尚英国式的自由限政，尊其为现代文明之典范。在他看来，自由是英国限政体制的一大优点，“英国之议会政治，可称为世界模范。”另外，杜尤为重视妥协之于自由限政的意义，他强调政治修明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对于国家有强健的自由活动之能力。
对杜亚泉来说，文明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文化的进化是渐进演化的过程，“中国宜将优秀传统发扬光大，以合乎世界之潮流。”他认为没有必要来一场整体性的伦理革命，反对先破后立的激进文化革命。
陈独秀的激进主义和杜亚泉的调和主义，代表了革命与改革的两种启蒙模式，五四之后，激进主义狂飙突进，调和思想迅速被边缘化，法兰西启蒙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导，而后，各种社会运动都习惯被冠以法兰西式的“革命”之名——“二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被中国人视为一种荣誉和图腾。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中国革命蓝图的制定，以及革命的手法，包括大跃进这样的施政举措，以及当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都源自法兰西启蒙。”然而，革命的破坏性有目共睹，革命的建设性却乏善可陈。
对于今天深受法兰西启蒙思想灌输的中国人来说，再次反思苏格兰启蒙和法兰西启蒙两种模式，是重大而有价值的历史命题——“不要问（中国人的）启蒙有没有完成，先要问是哪一个启蒙。可以说，在法兰西启蒙意义上来度量，启蒙在中国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在苏格兰启蒙的意义上来度量，中国的启蒙，不仅没有完成，而且，甚至没有正式开始！”
革命只需要理想和激情
但社会建设更需要理性
我们到底需要哪一种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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