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6 | 我杀死了邓飞

发布指控邓飞性侵未遂那篇文章前的晚上，我焦灼不安，我对老婆说，我这是亲手把邓飞杀了。

我是他在《凤凰周刊》时的顶头领导，我的个人公号发布这篇文章，意味着我对指控真实性的背书，它比任何人发这篇文章的威力都大。 

那段时间，人们忙着在朋友圈决裂，有位朋友这样感叹：

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要参合简体中文舆论场，

一定会变傻逼。

我同意它的每一个字，所以，我把它加在那篇文章的第一个自然段里。

这是暗示自己，我不想参与任何讨论。我只是为不辜负信任，因为我刚说过自己两次为人出头，所以人家才会找到我，才会告诉我，9年前曾在编辑部实习时，遭遇三人骚扰，最严重的是差点被第一次见面的邓飞性侵。

第二天一早，就不断有人让我千万小心，邓飞这个人恩怨分明从不含糊。对这种善意提醒，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全不担心邓飞会报复我，就算我对邓飞的了解，全都是错的，但我知道这点不会错：我杀邓飞，他不会还手。

我不喜欢邓飞身上的热烈和江湖气，但他从不讲我的不是，且一直视我为兄长。其实，他是调查记者，我长于专题策划，除了肯定和鼓励，业务上能予他的帮助并不多。他说，他是棍棒教育出来的留守儿童，少有爱和鼓励。

他知道我是个军迷，曾带回三把老刺刀，用报纸包好欢天喜地送我。我离开周刊时，给他两口子送过一件饰物，也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他喜欢多人吃饭聚会，我喜欢清谈闲聊打游戏，彼此玩不到一起。

有一年，我离开凤凰，邓飞后来热泪盈眶游说社长，促成我重回周刊。他的努力肯定有私人情谊，但我更愿意这样理解：对那本杂志，他有农民对土地般的感情，对我的业务，他有一个对好把式的敬意。就是这样。

所以，8月1日清晨，我推送那篇指控时，大概只有我准确地判断了邓飞当时的反应：他对我没有一句怨言，宣布立即退出公益事业。

其实，接到这种指控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小心地与被指控者接触，若按媒体要求，就更当要求交叉互证，核对事实。但是，我当时清晰地知道一点，我只要给邓飞一个电话，我就不可能发那篇文章，不需要他请求，我肯定会放弃，我下不了这样的狠心。

它其实意味着，我必须全部相信那篇文章的每一个字，相信这篇文章是写给我的，为避免自己心头升起犹疑，我没有去问作者，因为我觉得写这样的文字，本身就需要格外的勇气，对它的质证，是一种残忍。

发那篇文章时，我是真相信那篇文章里关于邓飞的每个字，还是我必须这样相信？其实并未细细分辨，但我的实际行动，是推定邓飞做过这样的事，我作为当年的领导，必须要大义灭亲，为弱者出头。

当天上午，我和邓飞通话，这是我最近经过的最残忍的事。

他甚至不知道那篇文章是我这里发出来的。像2011年他第一次遭遇网络质疑时，曾邀我旁听座谈帮他应对危机一样，向我求助。得知是我这里发出时，他说，他理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但是：兄长啊，我如今百口莫辩。

如果不是metoo这种弱者需要互相鼓气的特殊情形，公正而正确的做法，就是给双方同等表达机会，交人们判断。但我给近乎崩溃的邓飞的建议是：不许辩解，你先去道歉。人们需要一个道歉的人。

我觉得我是他的兄长，我帮他写道歉声明，要帮他尽快走出来，他要做一个好的样子。他说他没做的事，打死也不会道歉。我一度略感失望，但是，我一方面相信对他的指控是诚实的，而他强烈的不服和委屈让我觉得同样真诚。

这件事的残酷在于，无论我的初衷为何，我隐约有一种参与到对邓飞的围猎活动的不安。在发布那篇文章时，我在提要里有这么一句话：世道本无情，人间有是非。这八个字和前面讲到的关于中文舆论场的看法，今天读来，别有百般味。

当时，我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选择压力：是帮助弱者撑腰发声打倒一个所谓的公众人物，还是在判决一个人死刑前，也给这个一直视我为兄长的袍泽一个说话的机会？

对那篇文章中的指控，邓飞有完全不同的陈述，他激烈坚称他没有做过那样又坏又蠢的事，他反复强调，如果做了，那一定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证据。事实部分，到底如何，我其实没有能力核实。我完全有可能冤枉了他，但我没有给邓飞任何机会。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我有机会回过头重新审视这件事，今天，仔细梳理分析从两边求证获得的信息，我能确定的事实，其实只有一个：我不能判断对邓飞的指控就是真实的。

但是，我杀死了邓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