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荐读｜《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包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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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寄语

弦歌不绝，薪火相传。2017年3月以来，在全国重点马院建设的征程中，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涌现了一批名师大家的学术精品和众多中青年学者的高质量研究成果。为领略成果风采，感受思想魅力，特开设“今日荐读”专栏。今日，我们荐读的文章为包大为《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

《从启蒙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五四运动的历史转向与内在动力》

包大为 

 刊登信息

刊物：《浙江社会科学》

刊期：2019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包大为，哲学博士，浙江萧山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会理事、中国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理事、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担任多本核心期刊外审专家。

主要研究领域为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哲学。曾在《文学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与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曾出版专著《从启蒙到解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多元实践研究》。

 作者有话说 

启蒙主义是一个历史框子，既充满了古今之辩的理论冲突，也装载着“普世价值”的合法性来源。在近现代政治进程中，人们无一例外举着启蒙的旗帜，试图为政治行为和主张获取更多的正义性。例如罗杰•夏蒂埃所描述的法国大革命的革命者，试图通过创立一个集伏尔泰与卢梭、马布利与布丰、爱尔维修与雷纳尔等诸贤于一体的万神殿，通过赋予启蒙哲学激进的批判功能，来建构启蒙与革命的连续性，并以此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新文化五四运动的开端，抑或现代中国的历史开端，毋宁说是启蒙主义的。因为在器物（洋务运动）、制度（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已然沉寂的悲观局面中，重走西方发达国家以启蒙激发变革的道路似乎成为了唯一可以“拿来”的自救方法。但是，救亡图存的症结并非在于德、赛二先生是否出场，而是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一旦脱离这一基本事实，启蒙主义的新文化运动随之走向了沙龙化和学院化的命运。最终，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启蒙主义所无法承担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随之交给了结合工农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在此后几十年见证了庶民的胜利和民族的解放。

 文章概要 

内容提要：新文化运动以降，启蒙主义政治解放的构想主导着知识阶层的理论方向。不论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移风易俗、重塑人民和改造语言的努力，都是五四启蒙者投身救亡图存的理论凭借。但是，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内外危机打破了启蒙式的政治解放的想象，知识分子便开始自觉地反思局限于意识形态变革的启蒙。同时，当十月革命展现了另一条依靠庶民而走向独立发展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便开始成为了五四运动新的历史特征。尽管在一开始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转向由于缺乏组织和理论译介，仍然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等泛左翼的内容，但随着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逐步获得了能动性，马克思主义也开始接过了启蒙主义未竟的救亡图存的使命。

关键词：启蒙主义 马克思主义 五四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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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整理：何舫

本文编辑：新闻中心  尹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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