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告余秋雨（为余秋雨订正一些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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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按]毋庸避言，少年时的我也曾喜欢读余秋雨的几本书。然而，他的不够坦荡，令其性情大失，亦其胸怀之不大，使其空有文字之虚华，徒见历史之讹谬，至于其媚俗之格调，就另论了。朱永嘉先生，今年已八十五岁，虽对于其政见，我不尽认同，但他的人格精神及治史态度足令人敬佩。尤其是对于XX，身置其中的他始终如一地忠于事实，不苟避讳，此乃是学者之态度。他对于毛的情怀也是令人感慨致敬的。至于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皆不过是一时一地的政治气候。“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故。”而余秋雨则更加反其道而行，不妨看看他昔日的指路人朱永嘉对他提出的一些忠告，想必于我们大家都是有益的。2015年1月11日。王渡山人小北谨识。
余秋雨在今年（编注：2012年）《美文》第一期刊文，我在今年1月17日的《作家文摘》上看到此文，你在文章中讲到1971年时，周恩来
“他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又任命谭其骧教授主持编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级别的教授前些年都被造反派批判成‘反动学术权威’，现在重新出来担任领导，便成了一种全国性的政策示范。”
关于标点二十四史，及重绘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你都没有参与，那时你在写大批判文章，这两件事是我具体抓的，这些事在谭其骧的日记，及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中都有记载，你为什么不翻翻书呢？而且标点《二十四史》的发起在网上都有记录，你怎么不去搜索一下相关的资料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周总理亲自任命顾颉刚教授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及任命谭其骧主持编绘历史地图集的事，事实上这两件事在五十年代便已启动了，启动这两件事的是毛主席，上海在文革时期恢复绘制《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也不是七一年，而是在六九年的四、五月间，具体操作这件事的是本人，你要说这两件事，为什么不先来问我一下呢？我现在只能简单告诉你这两件事的历史过程。
1954年秋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一天与吴晗坐在一起，他们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毛泽东同志说这部书写得好，于是吴晗建议标点注释《资治通鉴》及重绘清人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毛泽东赞成吴晗的建议，把这件事交给吴晗负责办理，吴晗与范文澜、尹达商量后，决定由顾颉刚主持《资治通鉴》标点的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由谭其骧负责主持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历史地图的编绘工作原先在北京进行，后来在北京发生困难，改在上海进行。故历史地图自一九五六年初改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进行，由谭其骧主持工作。那时我是历史系的党总支委员，负责统战与学术工作，这项工作是由我一手在上海安置的，他们工作的场所开始在北苏州路河滨大厦，后来学校腾出办公用房以后才搬回学校与历史系一起办公和工作的。关于编绘中国历史地图这项工作，从起始到XX结束以前，我基本上始终参与其事。
关于《二十四史》的标点注释工作，其初始是1958年9月13日，毛泽东指示范文澜、吴晗商量交由中华书局注释标点和编辑出版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具体由顾颉刚主持此项工作。到了59年以后，由齐燕铭、范文澜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及《清史稿》一并标点注释出版，具体由中华书局总编金灿然同志负责。XX开始后，这项工作一度停顿，在1967年5月戚本禹曾根据毛的指示，要求中华书局组织班子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戚本禹受审查以后，这项工作又停顿下来。到了1971年4月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姚文元就此事请示毛泽东，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给周恩来写信，然后由周恩来批复，决定由中华书局具体组织此项工作，当时决定由北京和上海两地分工负责全部标点注释的工作。71年5月间，金灿然拿了毛主席的批示来上海找我，我们在上海大厦见面，他拿着毛主席的批文抄件给我看，要上海负责一部分工作，在《二十四史》中卷秩最为浩繁的是《旧唐书》、《新唐书》与《宋史》，当时分工由上海负责，我接受了这项任务，在1971年5月18日，我去找谭其骧商量此事，谭其骧在那年5月18日的日记中称：“又遇朱永嘉，出示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关于二十四史标点工作文件。”与谭其骧商量的结果，由谭其骧负责《旧唐书》、杨宽负责《宋史》，邹逸麟负责《新唐书》，把复旦、师大、师院三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教师分为三组，每组各七人，《宋史》后来是师院张家驹先生负责，上海参加二十四史标点注释工作是我在那时具体组织安排的，周总理是支持这项工作的，但真正下决心要做这件工作的是毛主席，发起这项工作的是范文澜、齐燕铭、吴晗他们，具体操办的是中华书局的总编金灿然，这中间戚本禹与姚文元也起了积极作用，北京具体组织分工负责此项工作的情况我不清楚。
关于中国历史地图在XX期间如何恢复工作的情况，也不始于1971年，起点是在1969年的四、五月间。当时绘图工作因文革运动处于停顿状态，那时我是红旗组稿小组的负责人，正在通过为红旗组稿以筹备恢复写作组的工作，我仍住在学校宿舍，知道历史系的一些情况，谭先生私下也为绘图的事找过我，那时我也觉得应尽早设法恢复此项工作，因为这是毛主席交待的任务。吴晗不能来管事了，我们自己应设法把这件事抓起来，但是凭我出面给学校和系里讲这件事，他们不会听的，得有上面的令箭才行。于是我让文汇报二个记者去采访谭其骧，让他讲编绘历史地图工作的过程，说清楚这是毛主席交待的光荣任务，然后通过《文汇情况》上报到张春桥那儿，张找我问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张春桥发话了，只要是毛主席交办的就可以恢复。于是在那一年的5月15日上午九点，在复旦大学军训团团部召开了恢复扬图工作的会议，那时军训团的团长是空四军的方耀华，参加这次会议的文教组的军代表是杨一民，我则以市革会的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历史地图即刻恢复工作，要快一点，争取一二年结束，大体告一段落。这个要求当然急了一些，但对迅速恢复工作是有利的，谭其骧在这次会议上就绘图工作做了长篇发言，我讲这项工作最终还是请谭先生把关，所以在XX时期那种氛围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让谭其骧实际主持和负责全部绘图工作，这些情况在谭其骧的日记和葛剑雄的《悠悠长水·谭其骧后传》都有具体记载，七一年周总理的过问是后来的事。
71年4月27日，上海市出席全国出版工作会议的绳树山在周总理接见他们的会议上，口头询问总理关于编绘《中国历史疆域图》的报告有否批下来时，总理说：“春桥同志最近很忙，没有来得及研究。”当绳树山问历史上的边界问题如何处理时，总理说：“工作要继续抓紧搞好，关于边界问题，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还是按历史事实画出。我们画的是历史地图，应该反映当时统治阶级统治的范围，不必区分是否兄弟国家。”这是总理对绘图工作的支持，关于边界问题的处理，我们原来的设想完全符合总理的指示。《中国历史疆域图》绘制完成以后，送北京审查，周总理指示外交部派负责人具体参加审图的工作，这是周总理关心《中国历史地图》的具体过程。迄今为止，我们大家都是这几部中国历史名著出版的受益者，标点、注释、编辑和出版这几部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巨著，起因于五十年代，基础工作的奠定却在XX时期的七十年代初，出版工作的完成是八十年代XX结束以后。现在我们强调要文化强国嘛，要理解和掌握几千年中国的传统文化，事实上离不开这两部最基本的历史巨著。因为要了解中华民族这几千年的时空组合，就离不开这几部巨著，讲当代的文化传承也不能割断那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为此我们应该感谢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托福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珍贵历史遗产的关切。感谢所有为这些书籍图册出版做过有益的事之人，尽管政见上有差异，有益于中华民族传承的事，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会尽心尽力去做的。故要讲这两件事，应比较全面而正确地讲，与此相关的具体之事和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我们历史上的先人。
当然我没有必要在这里叙述我参预这两项工作的全部具体过程。正如周总理所言，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要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谭其骧讲过“求是先求真”，求真便是忠实于客观历史事实，我们才能从中求是，求其来龙去脉的道理，从而找到事物内在的因果关系。理从真来。真善美三者是统一的，真是前提，离开了真，那就谈不上善与美了，而是丑与恶了，原因在于他说的是假话。余秋雨同志吃亏的就是不敢面对自己的历史，离开事实的本真讲话，岂不成了瞎话吗？过去沈光萱他们攻击你在XX时期那段在我那儿工作的历史，那时你回避一些问题，我完全理解，你要改换门庭，我也可以接受，人各有志嘛，我从不强求任何人。不管如今你如何表现，我现在仍然认为，你文革时期在写作组那儿没有做什么错事，那时你写的文章，到现在再看，即便有不足之处，但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你完全可以正面直对。那些人对你的围攻，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也不值得与他们去纠，走自己的路。但你太软弱了，也太聪明了，聪明反被聪明误。XX刚结束时，你对写作组的同仁，还是有真情的，如你对陈旭麓，对王守稼在《家在龙华》一文中所表露的感情还是很打动我的，长期以来，我对你的处境一直深表同情，你写的《文化苦旅》还是一部好书，你写的一些散文，我都还留意读过一些，我的第三代孙子辈都曾把它作范文来读的，大家都衷心希望你能有所成就。但对你现在的情况多少感到有一点遗憾了，不要一时冲动，作文讲过激的话，于己于人都不利，当然我如今仍然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能振作精神，如过去那样创作好的散文，别意气用事。我今年八十二岁了，健康又欠佳，气短、乏力、脚肿、心衰也，故去日苦长，来日苦短。你还年轻，还有许多事可做，丢掉包袱，轻装前进。我还希望你作文时，多找一点相关的资料，不要信手随意地写，文章的美不是建立在辞藻上，而是建于真实及自己的真情实感之上，不要媚俗。要保持你写《家在龙华》时那种风格，你是有才华的，希望你能“魂兮归来”。
去年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时，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为《在求真中求是——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谭其骧是我的老师，在文章中讲了我与谭其骧相处的一些历程，谭先生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教益便是“求是师求真，要求是求真，必先辨是非真假。”做学问写文章是如此，做人更应该如此，要敢于正面直视自己的一生，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对得起师长，对得起共事的同仁，对得起朋友，相互之间要讲真情，不要做墙头草随风倒。我记得诸葛亮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故。”《诸葛亮集卷二论交》特以此共勉。总之要见利思义，远离忘恩负义的小人。趋炎附势的势力之交是靠不住的，他们只会随世态而炎凉，这一点道理你现在可能会体会更深了。我对你还抱有希望，故许多话还都留有余地。我把纪念谭其骧诞辰一百周年的文章发在下一次博客上，如有时间，你不妨也看一下，或许对你如何为人可能有益。
同时还希望知情的朋友，看了我这篇博文也来评说一下，还余秋雨一个清白。
朱永嘉（1931-），历史学者，前上海市委常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早年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刘邦与项羽》等。“文革”时担任上海市写作组总负责人，曾为王洪文讲解《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朱永嘉因文革入狱，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在狱中全面重读二十五史，2015年1月出版读史心得《读史求是》，是其在历经重大政治风浪后，晚年对中国政治与文化的重新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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