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观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智利缘何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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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自20世纪70年代起，阿根廷、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制造业迅速发展，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先后踏入中等收入国家的队列。时至今日，这些拉美大国仍处于世界银行所界定的中高收入国家范畴中，社会动荡频繁，经济发展徘徊不前，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泥沼中。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智利于2011年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790美元的数字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探索出名为“智利模式”的发展道路，成为拉丁美洲区域内政治稳定、经济腾飞的国家翘楚。
19世纪初，智利的早期现代化探索是与拉丁美洲国家整体的走向相对趋于一致的，企图通过经济和政治的“欧化”获得现代化的灵丹妙药。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等大多数拉美国家为能够赶上欧美国家的脚步，政治上仿效欧洲国家建立宪法，经济上崇奉“经济自由主义”，将自由放任主义看作欧洲经济迅速发展的成因。然而，与欧洲国家相比，拉美国家的工业化缺少内部驱动力，主要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作为发展拉力，这使得拉美国家依附于资本主义市场，在国际分工中不可避免地沦为“外围”国家，尽管“欧化”使得拉美国家拥有了短暂的经济繁荣，以智利为例，其依靠丰富的铜矿及硝石资源，迅速地发展起采矿业，1876年，智利铜产量占世界38%，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铜产国。随着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欧美国家对原材料需求迅速下降，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衰退，标志着拉美国家“欧化”尝试的失败。
与“欧化”所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不同，“智利模式”选择的是一条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中间道路，采取灵活、务实的发展理念，不拘泥于范式，坚持发展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辅以国家干预及积极的社会变革，持续稳步推进经济增长。
1985年，皮诺切特政府确立实施“建立在外部竞争力之上的经济增长”方针，大力推行市场经济改革:实施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对大部分产业进行私营化变革，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但值得注意的是，皮诺切特并没有固守自由主义的传统经济政策，既批判“滥用的国家主义”，也不主张“国家的边缘化”，强调“国家赋有监督整个经济体系，确定总体目标、决定制度框架等责任”，在加强“外向化”发展经济的模式不动摇的同时，根据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调整，采取了一系列振兴民族工业，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的措施，加强金融监控，并将铜、石油、自来水等国家战略资源收归国有。
1990年，艾尔文上台，开启了智利文人政府的新阶段，“智利模式”基本形成。此后各届政府均平稳继承了这条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相结合的中间道路。从图表中可以看出，1990年前，智利的人均GDP由一开始与拉美整体水平保持一致，1990年后，智利的人均GDP开始大幅领先拉美平均水平。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xternal/datamapper/NGDPDPC@WEO/CHL/WE?year=1980&yaxis=li.
在21世纪，智利的灵活、务实的发展理念体现在其多元的经济发展观念上，在其他拉美国家普遍寻求将美国作为经济战略重点的情况下，智利采取多元的经济发展理念，较早地着眼亚洲，定义自己为“亚太与拉美的纽带”，将向亚太地区倾斜作为一贯坚持的经贸政策基本立场，拓展对外贸易关系多元化发展。智利作为亚洲的对趾点，利用海洋的地缘优势，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亚太区域合作，与多个亚洲国家签署自贸协定。以中国为例，智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协定的国家以及第一个与中国签署自贸区升级协定的国家,积极推进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一方面，亚太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智利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拉力，另一方面，有助于智利规避贸易及投资风险，减小美国市场经济波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智利模式的另一突出特点在于连续及其稳健的政策实施。尽管智利的现代化道路有过早期“欧化”及后期阿连德政府“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但基本保持了相对较稳定、平缓的发展模式。
拉美各国普遍政党更迭频繁，由于左、右翼政权的频繁更替，连续来看，政党“钟摆效应”明显，反对党倾向于采取与现任政府相左的政策措施以获得更多的选民支持，这使得政府政策实施缺乏连续性，难以实现较长时期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同时政府往往将资源优先投入到有利于巩固自身政权的利益集团上的政策，而搁置有利于国家社会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智利作为多党制国家，国内各政党主要组成了三个阵线联盟：中右翼的“智利前进联盟”，中左翼的“多数力量联盟”及左翼的“广泛阵线联盟”。然而在较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现代化及社会改革等问题上，几个主要党派联盟达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趋于务实的中间立场。比如，来自中右翼民族革新党的智利现任总统皮涅拉与来自左翼社会党的巴切莱特实施的经济政策均是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智利并不是拉美最早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政策的国家，阿根廷和巴西等国家在20世纪也纷纷采取了这种模式，但随着政党更迭，逐渐摒弃了自由市场的发展模式，转而实施进口替代和外汇管制等通过行政干预的政策，而智利，尽管同样遭遇了改革的阵痛期，始终坚持开放型的经济政策，成为南美自由贸易的坚守者。智利的这一充满包容性、妥协性的政治文化被称为“后皮诺切特政治文化”，以推动达成共识、政治现代化、稳定、务实的决策为标志，将“稳定”看作政策实施的重要指标。反对派并不盲目寻求采取不同的措施推翻政府，而追求控制社会压力，实现较为温和的政府更迭，而意识形态的中心也随之从政治光谱的左右两级向中间移位。这有助于智利成功实现去钟摆效应，保持稳健及连续的政策实施，提升投资者投资意愿，促进国内投资环境良性发展。
尽管“智利模式”的形成路径不可复制，一方面“智利模式”的形成除去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交错之外，其更深层次原因可追溯于智利自身前现代化与其他拉美国家不同的独特背景。比如相对其他拉美国家，智利相对处于距宗主国较远的位置，这使得在殖民时期，智利不太受到宗主国的重视，有利于智利人民自治精神的培养。另外，智利有较为悠久的宪政传统，智利1833年宪法使得智利较早开启了“威权共和国”时期，相对同期其他拉美国家的政治分裂及战争，智利的稳定奠定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根基。
但智利作为拉美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而言，仍是宝贵的财富。一方面，稳定的宪政发展与成熟的政党是现代化的根基，各政府的平稳过渡可保证政策实施的连贯性及中长期计划实施的可能性。而智利的“中间道路”也为拉美各国证实了外向型经济决非本国民族工业发展迟缓的根源，“中间道路”不失为国家现代化的良好方针，并应针对具体问题和世界形势的变化，避免沉溺于原有经济发展模式的惰性，及时对政治、经济发展进行积极、温和的调整。
原文摘自《拉丁美洲观察》总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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