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国内各种精英，只要一谈到中国就非常恐慌，这种现象是以前没有的。这种恐慌首先是跨党派的，国会民主党的两位领袖与特朗普是死敌，但在中国问题上高度一致。其次是跨行业、跨阶层的，美国的商界和学界原来对中国是相对友好的，但现在态度变得负面，传媒界那些对中国友好的人现在态度也变得负面。第三是这种恐慌不仅仅针对中国政府，华侨和中国学生也受到影响，在美国生活的各种价值观的华裔均受影响。

应该说，这是很晚近的现象。2010年之前并没有这种现象，2010年到2015年可以算是一个过渡期。中美关系的全面转向，也就是2015年之后的事情。虽然很早就有“中国威胁论”，但过去那根本不是主流。媒体或者某个政客会故意将中国的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的观点看作是中国政府或者大众的态度，然后中国这边再炒作这些美国人的耸人听闻观点。20年前美国人也谈论“中国崛起”，但那是一种“忧患意识”，是美国人的传统，远远不到恐慌的程度。

中国实力的变化和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不太可能完全解释上述变化。仅仅讨论是否应该继续“韬晦”，意义是有限的。一方面，中国的军事力量、盟友数量、在国际制度中的影响力，都不能和美国相比，中国暂时没有能力撼动美国的权势。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在外交上“韬晦”，美国仍然会恐慌中国。中美关系中的本质问题，可能不在于对外政策，而在于双方各自内部的整合能力。

很多美国人总是喜欢用美国的逻辑思维来分析中国问题，以至于总是预测失误。同样，我们不能用中国的逻辑思维来分析美国，那样无法找到答案。中国精英对美国的看法，一直差别很大，甚至很对立。同样，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是多元化的，我们要分清楚不同时期的主流观点是什么，而不是放大那些边缘化的观点。

美国对华政策长期被自由派左右

历史上，美国一直有种族主义、现实主义、排外主义等各种思潮，但自由主义一直是美国政坛、美国精英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的自由主义是基于其领土、人口、地缘位置的天然禀赋。在二战之前，美国以相对于欧洲的独特价值观作为立国的合法性依据。直到1941年大西洋会议时，罗斯福还在对丘吉尔讽刺英国的政体。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比其他列强友好一些，没有像其他列强那样占据中国领土，在19世纪末、一战后和二战期间还曾帮助中国维护领土完整。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没有需求扩大其领土，它更愿意维持中国的统一市场，倡导自由贸易最符合其利益。

美国的自由派比保守派在知识界中更占优势。自由派中的“知华派”在对华政策上一直享有话语权。知华派内部也是多元的，但他们毕竟能熟练使用汉语，在中国学习或生活过，因此对中国的恶意比较少。美国政府曾经多次试图改变对华政策，但是无法得到主流知识界的支持，因而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在对华态度上，自由派中的知华派有三个假定、三个派别。第一个假定是“中国政府”不容于“中国人民”，第二个是中国执政党不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第三个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不容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因此，美国才不需要恐慌中国，它有可能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知华派的主要学术著作，一般围绕这些假定展开论述。就三个派别而言，第一种是“演变论”，认为中国会逐渐接受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并且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第二种是“崩溃论”，认为中国会不可避免地崩溃。第三种是“衰退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坚持现在的制度，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长期低速发展，国内问题越来越多，但不至于崩溃。上述三个派别，必须至少有一种站得住脚，接触战略的假定才能成立。

比较而言，上述三种派别中，“演变论”在政、学、媒界，都占据主流。奥巴马曾经宣称美国“担心”一个虚弱的中国。而“崩溃论”则不是主流，虽然一些畅销书作家喜欢耸人听闻，中国媒体也喜欢夸大美国少数人的观点，但很少有严肃的学者在论文中讨论过这种可能性。“衰退论”是最近一些“演变论”的学者转化而来。但要注意的是，这三种论调都属于自由派观点，他们的本质逻辑都是一样的，没有分歧。他们一致认为，中国必须接受西方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才有可能繁荣。

主流精英观点的巨大转变

知华派承担着双重职能，有“双面说客”作用。在中国，他们以友好态度示人，愿意与中国各界人士友好往来，向中国提出过很多诤言。但他们的核心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说服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他们“真诚地”希望中国走上一条“正确道路”。在美国，他们说服美国政府不要采取“遏制”或极端强硬的政策，而是保持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尤其是在中国最关心的问题上理解和容忍中国。这样做可以以一种低成本的方式来维护美国利益。知华派已经形成一个“学术利益集团”，控制了学术评价权，他们会保证自己的声音对政府的影响力，打压和排挤那些鹰派和保守派人士的观点，以至于后者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长期被这个圈子干扰。

最近，自由派中的知华派在美国国内处境困难，在对华政策上似乎正在失去话语权，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的现象。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位教授认为，知华派们大多对中国做出了错误的预测和判断，而那些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战略家们在几十年前的预测则得到了验证。他宣称要尊重知华派，但使用的是嘲讽语气。知华派反驳，他们并不软弱，历史上美国对中国做出过多让步，其决策者并不是知华派。

尽管知华派有三种逻辑，但他们过去的预判似乎都被证伪。中国不仅没有崩溃，也没有自然地演变。这样，一部分“演变论”学者变成了“衰退论”学者，沈大伟教授就是代表。在中国人看来，沈大伟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180度转变。但他的变化没有引起太多美国人的注意，因为这种现象在自由派内部是很常见的，他们的逻辑是一致的——如果中国不走美国道路就会衰退。现在的问题是，沈大伟等人的影响力也在下降。保守派似乎正在夺取对华政策的话语权，自由派和知华派则整体式微。

恐慌的原因

第一，中国崛起冲击了美国的价值体系。美国人始终坚信，多元、分权、自由的价值体系才具有最为强大的力量。美国曾经战胜军纪严明的德国和貌似铁板一块的苏联，坚定了其信仰。美国认为，最终中国会选择走入美国设计的轨道，这样才可以变得繁荣。否则中国会崩溃或衰退，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今天他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正如谢淑丽教授所说“对今天的中国很惊讶”。于是美国人开始对这种异质文明表达恐惧，中国对他们变得陌生了。他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价值观，但不知道中国继续强大之后将会对美国做什么。

第二，美国人宣称自己被中国欺骗了。近代历史上，中国一直表现出试图摒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向往西方文化。美国人一直认为中国是好学生，可以把中国改造成为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而现在这种期待似乎落空。从中美两国自由派的视角，现在的中国变得越来越不符合“常识”，但他们却看不到“反常”回归“常识”的希望。美国的自由派处处碰壁，变得沉默，主流观点倒向于鹰派和保守派。此外，美国人看到，中国的自由派没有起到改变中国的作用，反而实际上服务了北京。美国媒体总是喜欢放大他们的观点，使得华盛顿误以为中国可以自然演变，不断错失遏制中国的机会，不知不觉被北京迷惑了。

第三，在过去的五年中，美国对中国人民失望。美国的常识认为，只有选出来的政府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未经选举的政府是虚弱的、不团结的，美国没有必要恐惧之。美国人70年来一直寄“希望”于中国人民，认为中国人民会理解美国的“好意”。几乎所有两党议员都认为，他们对台湾、香港的支持，是在帮助中国大陆的人民走上更美好的道路，但他们却看到中国人民站在北京一边。美国人担心，一个人民与政府界限不清的国家，它的力量会对美国造成威胁。因此美国开始从恐红变成恐黄。过去美国欢迎中国的知识精英和留学生，希望他们将美国的思想带到中国，但现在美国对他们失望，指控其为间谍。

第四，最近五年，中国展现空前的动员能力。中国的基础建设、反腐、扶贫、打击疆恐、制造业强国战略，这些全国性的政治动员，在10年和20年前并不多见。抗击新冠疫情，可能是建国后最大规模的全国紧急动员。与此同时，美国这几年则陷入身份政治和民粹政治，精英们陷入焦虑和迷惘。还有一个现象，很少有人谈到。VOA、《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三家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在10年前和今天有很大不同。过去，他们每天报道中国内部的各种问题和危机，从上到下一片混乱。但今天，虽然他们仍在攻击中国，但很少找到具体的真实事件。

如何缓解美国的恐慌？

中国主流精英在一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即美国对中国依然很重要，和美国保持友好关乎中国利益，领导人也认为“没有一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通过改革自己的政治和经济体系，来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中国应该改革，这符合自己的利益。但是，谁能给出可行的改革方案呢？随着双方战略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两国的精英可能被迫选边站，友好力量会受到挤压。美国对华共识正在形成，未来几年中国对美共识可能也会形成。

一方面美国对中国很重要，另一方面我们却无法通过对根本制度的改革让美国满意。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们必须做出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主要是宣传、统战、外交、人文学术交流中的策略。行为上中国不会改变，但言语上可以传递信号。我们尤其是要避免美国自由派在对华政策上失去话语权，至少不能因为我们的策略不当而推动这种结果。设法维持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相互牵制，给自由派留下一种期待的假象，防止自由派的完全沉默，这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

简单地说，中国实力增长导致的美国恐慌是无法缓解的，中国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导致的美国恐慌也是无法缓解的，但这两项之外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很多努力。这就要求我们分清楚根本利益与非根本利益，核心利益与非核心利益，不得不做出痛苦的取舍。

作者：孟维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国政学人”微信平台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