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医疗】更多女性参政，疫情就能提早控制吗？
在2020年的前三个月，新型冠状病毒的广泛传播给世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重大挑战， 大流行性疾病COVID-19不仅考验了社会的健康和经济体系，还揭示并加深了包括性别在内的现有不平等现象。妇女作为构成全球卫生保健人员的70％，在正式和非正式的疫情应对工作中都是护理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在全球卫生工作中女性领导角色只占不到四分之一，除此之外，这一性别动态差异还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对新型冠状肺炎的回应中，值得注意的是，政治领导人关于COVID-19的不同公开声明都符合他们的性别和国家的政治思想。
语调与语言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领导者与公众沟通的举止可以说明一切，这些国家应对措施的一个更重要的特征也可以从其领导人突然的语气转变中看出。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一系列声明中都采取了类似的口吻：使用简短的句子，经常表达侵略性或防御性。两人在3月初采取了随便的方法，向他们的公民保证他们的国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随着两国流行病的发展，两位领导人的态度发生了急剧变化。对于特朗普而言，这种语气上的突然变化发生在3月11日他郑重宣布出行限制的椭圆形办公室讲话中。当约翰逊宣布从“遏制”阶段过渡到“延迟”阶段时，他也效仿了。
与这些男性人物形成对比的是，芬兰首相桑纳·马林和新西兰首相贾辛达·阿登等女性领导人在整个月的公开讲话中始终保持稳定。这些女性领导人对使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了信心，概述了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步骤。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表达了类似的语调，使用了特定于行动的语言来鼓励公众。
经济与福利
除了语言和语气外，这些声明中的内容和建议的操作也有所不同。尽管每个国家都在关注经济和本地企业，但政府议程上的优先级却有所不同。在三月份的特朗普发表的前十份声明中，有一半是他谈到的第一个话题是经济。从大企业纾困到提供病假等经济问题，一直是美国总统回应的重点。在讨论拟议的立法时，特朗普倾向于将重点放在对企业的意义上。他在演讲中提到了大型私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领导人，并邀请他们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最新消息。
作为支持全民健康覆盖和注重女权主义的发展政策的国家的领导人约翰逊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企业表示关注，但强调政府在支持受灾人民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企业本身。当默克尔讨论经济影响时，她强调了支持小型企业的措施以及社会保护的重要性。阿登承认该大流行病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但重点关注将向公众提供的社会和卫生服务的具体规定，描述了工资补贴和签证延期。
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因性别而异，男性领导人主要关注企业，女性领导人则强调对个人的支持。尽管每个领导人都提到了社会福利的规定，但都没有涉及对特定弱势人群的保护或针对特定性别的问题，例如家庭暴力或单户收入。
隐喻
疾病讨论中经常使用的隐喻是健康的军事化。约翰逊，马克龙和特朗普充分利用了这种类比，将这种流行病比喻为一场必胜的战争，将这种病毒比喻为必须击败的敌人。特别是，特朗普在三月份发表的十九项声明中，有十三项使用了战争类比。此外，他还强调了该病毒的“外来”性质，对中国进行了污名化并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过程中不断提倡“与他们对抗”的心态。
相比之下，默克尔唯一提到“战争”一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该国最后一次团结一致所需的例子。在新西兰，远离与“抗击”这种流行病有关的语言，并在每个声明上都标有“ 善待”， 这种语言很重要，因为它会影响社区之间相互准备和照顾的方式。诸如特朗普的言论是分裂性的，可能会引起针对亚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和仇外行为上升，而诸如阿登之类的情绪则强调在危机时期需要相互照顾。
情感
尽管每位领导人都承认公众的焦虑和担忧，但他们以多种方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约翰逊明确指出了这种流行病对人类生命造成的损失，而马克龙和默克尔则要求公民考虑其行为如何影响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默克尔则是更近了一步，强调“这些不仅仅是统计数字中的抽象数字，而是关于人的信息。” 阿登采取更平易近人的方法，用自己作为“妈妈”的经历来共情为人父母的担忧。将所有这些领导人的表现联系在一起，共同点是他们呼吁团结一致，为更大的利益而牺牲。
政治领导人采取的方法影响了各自国家的COVID-19进程。尽管特朗普和约翰逊一开始对自己的准备充满信心，他们很快就转向了侵略性话语，这能反映出他们并未在一开始做出有效的回应。而上面提到的女性领导人从三月初开始保持谨慎和谨慎的态度，采取了预防措施来保护和准备自己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国家的死亡率较低（约1％，而全球约5％）。这可能表明领导角色中的性别不平等正在影响政府和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反应。虽然担任政治领导职务的妇女人数有所增加，大多数决定大流行应对的决策者都是男性。显然，呼吁更具包容性的代表和不同的观点可能是世界对COVID-19的回应中的一个转折点。
事实上，每当爆发出备受瞩目的卫生紧急情况或有影响力的委员会需要专家时，全球卫生似乎就会恢复为由男性领导的女性提供的默认服务。根据特朗普的推文显示，美国冠状病毒特别工作组的第一次迭代完全由男性组成，一月份，只有五名妇女被邀请加入世卫组织新的冠状病毒急救委员会的二十一名成员。与这项决定无关，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几周后发表了强烈的公开声明：“妇女的不平等应该使我们所有人感到羞耻。这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愚蠢的。只有通过妇女的平等参与，我们才能从全人类的智慧，专门知识和见解中受益。”
我们需要女性领导者
首先，将妇女排除在决策之外，会使卫生系统失去最了解这些系统的卫生工作者的知识和专长。在拥有由男性冠状病毒组成的特别工作组的美国，女性已成为年轻医生和流行病学家的大多数。将来自不同族群和地域的妇女包括在全球卫生安全内的意义在于帮助挽救更多生命，而不仅仅是代表权本身。多元化的领导小组也会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策。
我们需要女性来填补全球卫生工作者的短缺
一个2019世卫组织的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尽管女性占多数卫生和社会工作人员，他们都聚集到地位低，工资较低的（和无偿的）角色，并经常受到歧视，偏见和性骚扰，这可能会导致他们伤害，限制职业发展并造成人员流失。预计到2030年，全球卫生和社会工作者将短缺约4000万，仅在脆弱的低收入国家中就需要1800万，因此，世界必须紧急投资于女性卫生工作者的工作，并使她们在各个领域发挥潜能，包括领导力。这也是挽留女性卫生工作者和扩大全球卫生队伍以满足需求以及流行病和大流行病挑战的最佳机会。
我们需要女性的政治声音
在大多数国家，妇女在诸如卫生预算和全民健康覆盖等关键问题上在政治层面上没有平等的发言权。在全球范围内，妇女仅占卫生系统资金和覆盖面决策的议员的24%。研究表明，因为女性议员更倾向于将健康作为重中之重，卫生系统将更加强大。具有强大国家卫生系统和全民健康覆盖的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疾病暴发和其他突发卫生事件。如果没有强大的医疗体系使人们能够负担得起医疗服务，那么最脆弱的人群-老年人，孕妇，无家可归者，穷人以及那些既有疾病又健康状况较差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将错过关键的应对举措，例如广泛的测试和治疗。最终，这会阻碍诸如COVID-19之类的传染病的控制。
随着性别在社会上被定义了不同的角色，妇女承担大部分照顾为生病的家庭和社区成员服务，这使妇女更容易感染像COVID-19这样的感染。同时，可以利用妇女作为家庭照料者的作用，在家庭和社区一级更好地促进健康和预防/管理疾病，但前提是必须赋予妇女正确的信息和支持病人的手段。然而在许多的国家和地区，妇女的健康保障是被削弱的。除此之外，中国COVID-19暴发的早期数据显示，男性的死亡率要高于女性，尤其是在老年人群中。一种假设是，男子吸烟率较高，使他们更容易感染呼吸道病毒，如SARS-CoV-2，这会导致COVID-19。该疾病还有其他与性别相关的方面几乎未知，我们仍然需要了解COVID-19如何影响孕妇和哺乳期妇女，以保护妇女和未出生的孩子。如果孕妇感染了另一种病毒Zika，则会严重危害胎儿。关于COVID-19，没有类似的报道，但是这个例子表明，针对流行病的政策应对措施必须同时检查生物性别和健康的性别决定因素的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
当下，世界领导人应承认性别陈规定型观念和偏见使妇女脱离领导和决策能力使我们所有人面临风险。我们不能仅从人才库中抽出一半来应对这样的全球健康挑战，我们不能用一只手绑在后面来赢得这场战斗。
吴彦青
原文摘自《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总第57期
本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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