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走近，中美俄大三角将出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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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走近，中美俄大三角将出现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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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分析
美俄关系即使出现缓和，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冲突仍是彼此难以消除的障碍。
（正文约4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4分钟）
近日，忙于应付国内新冠疫情和美国和俄罗斯，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据克里姆林宫网站25日消息，为纪念二战期间美苏两国军队在德国易北河会师75周年，俄罗斯总统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易北河精神”是俄美两国摒弃分歧、建立信任和为实现共同目标开展合作的典范。
所谓易北河会师，是指1945年4月25日，美苏两军在德国东部城市托尔高南部易北河畔的一座小桥上胜利会师，这一事件也预示着盟军即将在欧洲战场赢得胜利。两周后，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是美俄两国时隔10年再次发表类似的联合声明。10年前，双方刚刚签署《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年4月8日在布拉格签署，2011年2月5日生效，有效期10年）。当时美俄双方正试图“重启”两国关系。
不少人猜想，这次声明或许也将预示着美俄两国会重演10年前的剧本。但也有分析人士称，美俄两国本身存在诸多矛盾和分歧，这次声明并不足以促使两国关系发生变化。
国内一知名学者指出，分析两国关系是否会变化，应该基于对历史的审视，而非简单地受短时间内的新闻事件的影响和大众媒体的左右。
因此，在判断美俄关系是否会发生变化前，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美俄关系的发展历史。
从美苏到美俄：跌宕起伏
美俄两国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1741年。当时，沙俄探险家白令（白令海峡因其命名）发现了阿拉斯加，随后沙俄将之作为自己在北美的殖民地（1868年，美国以700万美元外加20万美元的手续费完成对阿拉斯加的购买）。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沙俄在欧洲组织成立武装中立联盟，战后拒绝承认美国。直到1809年，两国才正式建交。
1832年，两国签订第一份官方贸易条约《美俄商贸与航海条约》，该条约规范了两国贸易，有效期80年。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位居大洋两岸，尚未成为世界主角的美国和沙俄，关系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一战后期，美国涉足欧亚大陆，开始与经过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苏俄发生交集。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明显分歧，美国当时拒绝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并伙同英法等国武装干涉苏俄。
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还提出十四点计划，与列宁的“和平外交”政策针锋相对，两国的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此拉开帷幕。
随着国际形势恶化（经济危机和法西斯扩张），美苏两国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罗斯福入主白宫后，充分估量了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决定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1933年建交），为后来两国合作对抗法西斯铺平道路。随后，苏联加入国联。
珍珠港事件后，美、苏等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2年1月1日），正式形成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对二战胜利发挥了关键性作用。1945年4月25日，两国军队在德国易北河会师，标志着欧洲战场即将取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完全对立的美苏两国的密切合作，是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两国也在这场战争中逐渐掌握了全球战略的主导权，并建立了雅尔塔体系。
然而，在此过程中，两国的矛盾也日渐凸显。
二战后，战略目标根本对立使得美苏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展开激烈对抗，开始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
美苏冷战的根源，是传统文化迥异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冷战期间，美苏关系曾三度缓和：
第一次是20世纪50-60年代，当时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以缓和取代全面对抗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在此期间美苏进行了“戴维营会谈”（1959年9月15日），开创了两个超级大国通过首脑会晤形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
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当时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苏联担心中美关系解冻会威胁苏联的战略地位，急切改善美苏关系。1972年5月，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双方在莫斯科进行了包括首脑会晤在内的一系列会谈，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
第三次是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两国连续举行四次首脑会晤，一个重要的成果是1987年12月签署的《中导条约》（去年8月废除），随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
然而，美苏之间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以及国家利益的冲突，使得上述三次缓和都只持续了较短时间，对抗依旧是冷战期间美苏关系的主流。
冷战后，美俄关系也是一波三折，两国在90年代初和9·11事件后，先后经历了两次短暂“蜜月期”。
但由于缺乏政治互信，依然存在意识形态分歧，两国之间总体上还是处于非敌非友、竞合并存的状态。从美苏到美俄，两国关系可谓是跌宕起伏。
苏联时期，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存在根本差异，虽然在此期间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共同合作对抗法西斯，冷战期间也曾经历了三次缓和。但两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并未消除乃至削弱，对抗依旧是美苏关系的主流。
冷战后，继承苏联大部分遗产的俄罗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与美国之间在这方面的矛盾略减。
然而，由于俄罗斯实力相对苏联大幅下降，美国并未将其视为平等的伙伴，对俄罗斯的经济援助也并未落实。持续不断的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更是严重威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
但因为两国都具有将对方毁灭多次的核能力，谁也不敢轻易与对方“撕破脸”。再加上双方在反恐和核问题等方面均有合作，冷战后的俄美关系总体上处于“竞合并存”的状态。
奥巴马执政以来：高开低走
奥巴马上台后，美俄终于迎来发展双边关系的“机遇期”。
当时美国国内的国际问题智库向奥巴马团队提出政策建议，称美国应该对俄罗斯的核心利益表示尊重，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小布什时期与俄罗斯在独联体区域的地缘战略竞争，以应对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扩大的中国。
基于上述战略性建议，美国主动推动美俄关系重启。2009年1月，奥巴马总统通过电话和信函等方式传达了恢复美俄关系的意愿，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给予了积极回应。
当年7月奥巴马访问俄罗斯期间，两国签署了《对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共同理解》等文件，成立俄美总统发展合作委员会，以促进双方在安全、军控、外交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双方在上述领域也取得一系列合作成果。
在军控领域，美俄经过多轮谈判终于在2010年4月签署了前文提到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条约》（2011年2月生效，有效期10年），该条约有助于美俄发展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两国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也进行一系列的外交协调。
经贸方面，在美国的支持下，俄罗斯顺利完成与美国和欧盟的谈判，在2012年正式加入WTO。两国的石油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今后的合作投资额将多达5000亿美元。
外交上，奥巴马政府暂时中止了北约东扩的步伐，在中亚地区的政策也从之前的排挤俄罗斯转向为推进阿富汗的和平稳定服务。
可见，奥巴马执政初期，俄美关系在诸多领域都有了实质性的改善。
但好景不长，俄美之间在2011年俄罗斯杜马选举、《马格尼茨基法案》、斯诺登案等若干问题的矛盾，使得两国关系重启日渐乏力。
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关系重启宣告结束。克里米亚入俄后，俄美步入新对峙阶段。
此后，美国对俄进行了多轮制裁，其中最为严厉的是对能源、金融及国防领域的限制。甚至还借机复活北约，宣布给予乌克兰北约之外盟国的地位。奥巴马执政后期，两国关系每况愈下。
特朗普与普京的亲近关系，以及其在选举过程中承诺改善美俄关系，使得人们一度认为俄美关系会在特朗普上台后有所改善。
然而，由于国家利益的对立和国内政治现实的限制，并受到“通俄门”的困扰，特朗普在美俄关系的可操作空间有限，甚至采取了比奥巴马时期更强硬的对俄政策。
2017年以来，美国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军事威慑不断升级。而普京也不遑多让，针对美国的制裁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双方你来我往，最终导致两国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令人担忧的是，双方之间冷战时期那种缓冲地带已经不存在，爆发冲突的风险也更高，甚至有学者称，美俄已进入“新冷战”。
价值观与历史传统：矛盾的根源
回顾数百年的美俄关系，可以发现，尽管美俄关系曾经多次缓和，但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是非常短暂。两国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和分歧一直未能解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之间可谓是“旧仇之外，又添新恨”。
当前，美俄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制裁与反制裁、军事对峙、核威慑以及国际热点问题等。
乌克兰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推出了对俄罗斯的多轮制裁，特朗普上台后非但没有取消这些制裁，反而不断加码，且制裁范围越来越广、涉及人数越来越多。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7年7月美国参众两院均高票通过的《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CAATSA），该法案对俄罗斯能源、金融、军工等领域的制裁甚为严苛，而且规定总统在放松或解除对俄制裁前需经国会审议。
俄罗斯对美国不断追加的新制裁予以强烈谴责，并出台了一系列反制措施。
具有代表性的是2018年6月签署的《关于影响（反制）美国和其他国家不友好行为的措施》法案。
该法案授权政府在总统许可下使用终止或暂停国际合作，禁止或限制产品、原料进出口，禁止或限制不友好机构参与政府采购项目和国有资产私有化等手段反制不友好国家等。
同时， 俄罗斯不断减持美国国债，并加强与伊朗、古巴等同样遭受美国制裁国家的合作。
2019年3月以来，北约先后举行多场大型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全方位、多角度对俄罗斯施加军事压力。俄罗斯针对上述战略遏制行为，也采取了多重措施予以回应。
如有针对性地调整并完善西部和南部边界的军事部署、积极回应北约频繁的军演活动、集中力量研发高精尖武器、出动陆海空部队进行大规模核力量演习等。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俄两国在军控问题上的分歧加剧。
2019年以来，两国先后宣布暂停履行《中导条约》。针对美国公布的新版《导弹防御评估报告》，俄罗斯表示将维持与美国的非对称性战略平衡，若美国部署《中导条约》所禁止的导弹，俄将以对等措施回应。
此外，两国在乌克兰、叙利亚、伊核、委内瑞拉等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分歧至今尚未完全解决。
在上述表面上的分歧背后，美俄两国矛盾的根源，是价值观和历史传统上的差异，这种差异贯穿近百年的美苏、美俄关系。
西方的独特性是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影响下形成的（美国主要是新教），而俄罗斯接受的是东正教。宗教信仰的不同，决定了两国价值观和发展道路的不同。
尽管数百年来，俄罗斯一直以欧美文明为楷模，但其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而不是政治制度，在俄国“西化”进程中，东方专制统治的政治文化基因依旧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苏联时期，两国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更是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冷战结束后，一度回归“欧洲大家庭”的俄罗斯，并未与美国建立起平等的伙伴关系。
随后为加强中央权威而提出的“可控民主”、“主权民主”等理念也被西方指责为“民主倒退”，这也成为导致双方关系不睦的“症结”之一。
此外，俄罗斯认为，美国主导下的北约东扩和颜色革命，不断向其传统的安全缓冲区推进，对本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在接受中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纳入西方阵营后，俄罗斯对采取类似行为的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不再容忍，坚决抵制。最终在乌克兰危机后，美俄关系出现最严重的倒退，至今尚未缓和。
由此可见，与表面上的分歧相比，价值观和历史传统的冲突才是美俄关系难以缓和的根源。
结语
回顾数百年的美俄关系，尽管曾出现多次缓和，但这都是基于国际形势变化、以及偶然性事件对国内造成冲击的背景下，领导人做出的选择。两国在历史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依旧存在。
再加上表面上的各种分歧，未来两国关系已难以恢复到奥巴马执政初期的重启状态，成为伙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过，基于两国领导人推动美俄关系缓和的初心还在，美俄之间仍然存在着部分改善的可能性。两国当前共同面对的新冠疫情和油价下跌问题，便是两国改善关系可能的突破口。
前文提到的“易北河精神”，虽难以成为现实，但至少表明，美俄两国的领导人都存在这样的愿景。
再回顾近百年的美苏、美俄关系，其中的数次缓和，均为领导人基于国际形势变化对国内的冲击，进而做出的调整。
这次，利益至上的特朗普与奉行实用主义外交理念的普京，能否借机改善两国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当前美俄两国关系是否会改善，并不会对中美、中俄关系产生重大变化。美国依旧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而俄罗斯尽管一直试图与美国改善关系，但并不愿意以损害中俄关系为代价，中俄关系仍将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不过，中国依然需要重点关注美俄关系未来的走向。
并且，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还需要重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不断扩大朋友圈，提升影响力。挑战的背后，也蕴藏着机遇。
希望在这次疫情过后，中国的国际形象得以改善，国际地位也更上一层楼。
作者：刘若锋，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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