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新译】疫情打乱大选牌局，特朗普没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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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新译——

《拜登的总统之路：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By

 Uddipana Gosw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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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译：贺钰婷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期校对：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Prepare For A Biden Presidency: Paul Poast

来源：The Eastern Link News

作者信息

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是皮尔森学院的委任教授、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他的教研方向为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很大程度影响着当下和未来的世界格局，即将到来的2020年美国大选也聚焦着世界的目光。两者相互作用之下，美国的政治将走向何方、世界格局将会如何变化？Eastern Link副刊主编乌迪帕纳·戈斯瓦米（Uddipana Goswami）采访了知名国际关系学者保罗·波斯特（Paul Poast）。在采访中，波斯特讨论了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并分析了大选结果将如何影响疫情之下的国际关系。

戈斯瓦米：波斯特教授，感谢您在如此紧急的全球健康危机状态下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冠状病毒大流行，虽然仅仅发生了几个月之久，但我们已经目睹了安全领域的政治经济和同盟政治的巨大转变。这是两个您所研究的领域，您是否可以给我们的读者提供一些关于这些领域的概览呢？
波斯特教授：COVID-19病毒影响了全球政治联盟，并且其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但思考它是如何影响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相对位置，是十分有用的。一方面，COVID-19使中国有机会成为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领导者身份的替代者。这可能最终会让中国推出新的国际机构，例如一个由中国领导的、不包含美国的国际健康组织。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这只是一个机会。比如，尽管中国政府寻求通过捐赠医疗资源、帮助全球抗疫来宣传自己的作用。但是，最近中国的这些行动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对抗性反应。
不过，这场大流行让以中美竞争全球领导者地位为主要特征的未来更加清晰了。另一方面，COVID-19病毒也巩固了美联储和美元在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寻求美联储的帮助。个人、金融机构和政府也在寻求美元计价资产，例如美国国债——被视为是避险资产。这体现了美国的相对地位，至少在金融方面上仍然和以往一样实力雄厚。
戈斯瓦米：您觉得，这些变化对我们已知和生活与全球化有什么影响？我特别希望知道您是如何看待非西方世界对于这些变化将作出的反应？
波斯特教授：然而，这仅指全球化在金融方面的体现。至于全球化的贸易方面，前景则比较惨淡。世界各地保护主义反弹的暗流已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出现。COVID-19病毒的大流行加强了这一趋势。世界各国正在提高贸易壁垒，建造字面意义上的“边界之墙”，而且COVID-19也加深了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冲动。当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失败与疫情相结合，我们有理由关切世界贸易系统的未来发展。
戈斯瓦米：您认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这些变化会导致其内部治理的结构性变化吗？这些变化又将如何影响其对外关系呢？
波斯特教授：最近出现了许多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时期的文章。一战造成的分裂（以及1918年西班牙流感的影响)导致了国家间的一系列变化。最令人担忧的就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美国的第一次“美国优先”运动。这些教训之于今天的意义是全球混乱有可能使各国产生从全球事务中抽离的意愿。这种现象的表征是目前存在的对于限制贸易和旅行的支持，以及正在兴起的仇外情绪。
这种“缩紧”的意愿，会相应地壮大民族主义。最明显的是匈牙利，该国的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Fidesz Party)赋予总统奥班（Orban）巨大的行政权力以面对冠状病毒危机。这种现象的意义在于匈牙利目前被认为是第一个欧盟的非民主国家。奥班会放弃危机期间的这些权力吗？很可能不会。类似的情况是，鉴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COVID-19病毒大流行之前就已兴起，这些趋势大流行结束后逆转的可能性很小。
戈斯瓦米：我想知道您对于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的预测。正如目前产生的国际局势变化，国内局势亦然。美国正在做好准备迎接十一月政治面貌的变化。我想请您评价一下可能的大选结果。以及，在您看来，这一结果可能将对美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波斯特教授：在COVID-19大流行之前，我的预测是特朗普会连任。这个判断只是简单的基于一些结构性因素（例如现任者优势、美国经济的表现）做出的推断。然而，目前经济上面临的困境改变了这个判断。现在，我认为拜登更有优势。但是拜登当选将怎样影响美国的国际地位呢？第一，有些观念会立即改变。回想一下，奥巴马当选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不是乔治·W·布什。其实在他当选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改变。
相似的是，拜登当选会立即改变对美国的看法。但这究竟会改变多少美国面对世界的实质性政策呢？这将很大程度上视美国参众两院的组成而定。例如，拜登也许会希望签署新的环境协定，像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那样的。但是根据参众两院的组成来看，这样的协定将可能经历与1998年京都议定书和巴黎气候协定一样的命运：无法获批与最终的消亡。

本文由海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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