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从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签署一周年看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SOUTHEAST ASIA INSIGHT |《东南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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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 1SEE FIRST
摘要：2019年4月28日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签署至今已有一年。一年间中柬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往来频繁，双方不论是在处理国际事务、发展地区经济还是人文交流方面都有着高度契合的立场和需求。中柬命运共同体理念建构和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进展顺利。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和推进论证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必然性和可建构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层面的建构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自2019年4月28日中国和柬埔寨签署“中柬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以来，迄今已有一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和柬埔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基本理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为行动指南。在战略层面，中国一如既往支持柬埔寨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柬埔寨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照顾中方关切，中柬高层往来频繁，战略互信持续增加；在经贸往来方面，2019年中柬双边贸易额达到94.2亿美元，当年中国对柬投资6.9亿美元，截止至2019年底，中国对柬累计投资达79.6亿美元，中柬自贸协定第二轮谈判在疫情期间以视频方式举行，双方就协定内容达成广泛共识，有望年内签署；在设施联通上，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二区、金边-西港高速公路等“一带一路”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同时这也是中国-东盟互联互通项目对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民间文化领域，中柬成功举办文化旅游年、千人友好交流大会等活动，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在当地开展扶贫示范项目，利用中国经验助柬减贫脱贫，受到柬埔寨民众欢迎。2020年4月28日，中国驻柬埔寨大使王文天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表示，一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已经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
针对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1年，《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首次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2012年，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2013年3月24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第一次向世界传递对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理解。“共同体”词源社会学，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提出的“共同体”的概念是一种自然形成、整体本位的有机体，以本质意志为基础，通过默认一致和信仰将人们联系起来。从语词结构上分析，共同体有不同的表述形式。从主体上表述的，有生物共同体、动物共同体、人类共同体等。内容表述上，有情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等。命运共同体是内容和结果结合的语词结构，内容是共同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对集体身份认同的结果。在中国传统话语中，命运可以被拆分为宿命和运气两个部分，是定数与变数组合的一种形式：命是定数，运是变数。因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概念可以具体拆分为：全球化时期相互依赖背景下威胁的共同性和应对威胁寻求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就带有“历史必然性”和“主观能动的可建构性”两个部分。
二、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验证了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和可建构性
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不仅是中国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签署的首份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同时也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行动计划的签订和顺利推进同样也论证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必然性和可建构性。
（一）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历史必然性
从历史维度的来讲，国家、区域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历史必然。全球化时代所带来的客观背景不仅包括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恐怖主义、气候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的威胁。科技的创新带来互联网领域的发展，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的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成本越来越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人类社会日趋走向共同命运。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中提到，“全球化使一种我们面临的生活时空转变的现实，发生在遥远地区的种种事件，都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直接、迅速地对我们发生影响。”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弘扬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旨在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塑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集体身份以化解价值观分歧、以应对共同威胁的使命化解全球化争执。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是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地”的重要一步，是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验证。COVID-19疫情爆发后中柬以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行动计划为机制，共同应对国际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体现出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应对人类共同威胁过程中的合理性。COVID-19疫情爆发以来，柬埔寨首相洪森在中国抗疫最艰难时刻“逆行”访华，表达对中国的坚定支持。中方投桃报李，向柬埔寨派出周边首个政府抗疫专家组和全球首个军事抗疫医疗专家组，提供物资和医疗经验，在特殊时期展现了守望相助、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建构性
在世界范围内，国家之间在体量、国家内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等方面异质性较强，尽管全球化时代的许多国家已经树立了“共同威胁、共同命运”意识，但是在具体行动上依然更多倾向以国家中心主义为原则，因此一直以来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冠以“理想主义”的帽子，难以逃离现实主义安全困境和国家间零和博弈的桎梏。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的签署和顺利推行，论证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建构性，无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和理解树立了信心。除中柬双方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因而经贸合作往来频繁、中柬两国地缘位置相近，民间交流源远流长等客观因素外，两国高层互访频繁和政治互信是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纲领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方面，从柬埔寨的对华政策角度来说，自1958年中柬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纵观中柬关系50年来的发展历程，除在柬埔寨的朗诺政权（1970-1975）和金边政权（1979-1993）时期受柬埔寨政权更迭影响出现过短暂波折外，友好合作一直是两国发展的主流旋律。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柬埔寨对华关系较既往有很大的突破，柬埔寨首相洪森多次访中时强调“中国是柬埔寨的战略依托和坚强后盾”，2019年作为中柬关系新一个甲子的开局之年，中柬关系取得新进展。应李克强总理邀请，柬埔寨首相洪森于1月20日至2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柬2018年大选并组建新一届政府后洪森首相首次访华。9月25日，驻柬使馆在金边钻石岛会堂隆重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洪森首相亲率柬政府内阁6位副首相及柬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出席。这是洪森首相首次出席外国使馆在柬举办的国庆招待会，再次彰显了两国关系密切、中柬特殊友好。
另一方面，从中国角度来说，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关注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继承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战略经验，中国创新双边主义的外交传统，逐步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伙伴关系战略模式。按照外交关系等级，伙伴关系深入水平由低到高可分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也称战略互惠关系）、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若干级别。柬埔寨作为中国周边友邦，中国一直注重同柬埔寨的双边关系进展。自1958年7月19日中柬两国正式建交掀开中柬传统友谊的新篇章后，2006年4月，中国与柬埔寨确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1年12月，中柬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在政治、外交等高端领域以及经济文化等非核心领域进行全面合作。
同样，双方在建构命运共同体上也经历了多次积极互动。2016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柬期间首次提出两国应打造高度互信、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获得柬方高度赞同和积极响应。2018年1月，李克强总理访柬期间，双方就携手打造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达成一致并发表两国政府联合公报。2018年7月29日，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CPP）宣布在第六届国会选举中获胜，洪森再次当选首相，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向洪森首相发贺表示，“中国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柬埔寨走向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愿和柬方共同努力，推进中柬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2019年1月21日，洪森首相访华期间，双方同意尽快制定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19年4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构建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19-2023）》在北京正式签署。可以说，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体实践的一部分，是中柬双方共同意愿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其中既有中国和柬埔寨应对共同命运寻求共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也论证了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可建构性。
三、中柬命运共同体建构的挑战
应当注意到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在推进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挑战。柬埔寨国内政局的因素也是中柬命运共同体建构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因素。柬埔寨国内党派林立且彼此相互牵制，虽然目前上层在对华奉行友好政策上基本达成共识，但不排除未来柬埔寨政局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除柬埔寨内部因素外，外部因素对中柬命运共同体建构带来的不确定性也需要关注。尽管冷战后柬埔寨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地位有所下降，但是扶植亲美势力对柬埔寨内部进行干涉从而针对中国、控制亚太地区一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所在。就近期来说，在2020年4月23日的美国-东盟特别外长会议原本为了合作抗疫、讨论具体措施，为下一步战胜疫情做好准备，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发言大肆渲染对中国的敌意。四月初，由于越南渔船问题，美国借机炒作，指责中国利用全世界疫情蔓延的形势转移注意力，在南海问题上施加军事压力威胁地区安全；批评中国在湄公河上游建造水坝影响了下游国家的生产生活。美国的表态反映出其与东南亚国家合作背后的“小心思”，即希望打破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疏离感。
2017年，柬美关系进入历史冰点期，柬埔寨单方取消“吴哥哨兵”柬美联合演习，洪森公开斥责美国是在柬实施“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而后美国在9月宣布停发柬埔寨外交部总干事及以上级别官员和家属的商务和旅游签证，并威胁重新评估对柬进口优惠关税。自此之后的两年，柬美关系一直处于较为冷淡和疏离的状态。2019年11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去信柬埔寨首相洪森，寄望改善美柬两国关系，并于11月26日得到洪森回信。美国驻柬埔寨新任大使帕特里克‧墨菲在2019年10月23日也表态美国政府不会介入任何国家的内政，他出使柬埔寨的任务旨在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美国希望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伙伴。柬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周期性作为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为中柬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增加不确定性色彩，除此之外的台湾因素、越南因素等问题，也都或多或少会对未来中柬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和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产生影响。
结语
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是首份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签署的构建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表明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超越民族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有助于带动更多国家加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行动，携手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和谐世界。从目前来看，中柬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还处于初级阶段，从理念的提出、深化到确立共同目标和使命、再到落实具体实践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中柬双方共同努力合作。同样，中柬命运共同体的稳定建构和观念认同的不断加深亦会对第三方产生示范作用，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构和实现。
本期作者：魏天一，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地缘政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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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明年柬美建交7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两国关系更好发展》https://cc-times.com/posts/6814，来源：柬中时报，访问时间：2020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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