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发，人类需要更多合作才能携手迎接这样的重大挑战，然而我们的世界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撕裂、敌对和孤立。我们该如何理解和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又可以做些什么，来促进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和合作？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方可成在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简称，爱德传一基金）组织的第八期“传一沙龙”上，对以上问题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本文是其分享的整理稿，以及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南风窗杂志记者曹柠对其分享的一个回应。
*本文由爱德传一基金整理，经分享者审订。
*预告：传一沙龙第八期的参与者在报名之时都提交了一份关于在当前环境之下可以如何促进沟通与理解的文字计划；在沙龙上，参与者们对其中的一些行动计划进行了探讨和交流，有不少精彩之处，故而我们也将整理出来，后续分享给读者，敬请关注。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
我接下来所讲的是一个相对宏观的背景和框架，以便我们后面具体的讨论更加有参照系。
01
全球性危机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现在整个世界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那就是全球公共健康的危机。新冠疫情这场公共健康危机，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绝不是在一个国家控制住就安全了的。虽然中国目前的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挺好，但只要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存在疫情，中国和国际的交往就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国内的生活也无法完全恢复。也就是说，这样一个病毒，没有国界、没有种族、没有性别、没有阶级……并不是一个国家单独就能应对的。
事实上，如果没有这次新冠疫情，世界也依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全球性危机，而全球性危机的解决远不是一个国家可以做到的，它们需要全球性的合作以提供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例如，全球气候变化危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全球性议题，但对于它的讨论在中国是比较少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认识还远远不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中国网友对瑞典“气候少女”格雷塔·桑伯格（Greta Thunberg）的攻击。一些中国网友对格雷塔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批评就是说，你在那里嚷嚷，还不如去多种几棵树。这体现出，中国网友对气候变化这个全球性危机是严重缺乏认知的。我们需要看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全球气候变化危机绝不是每个人多种几棵树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每个人多种几棵树就可以解决，也就不会有格雷塔的出现了。
那格雷塔做了什么事情？她为什么获得了全球的注目，并且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肯定和鼓励呢？其实是因为我们正在面临全球气候变化的危机，而世界上基本所有的国家都行动得太迟了，在降低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方面做得太慢了，完全不足以应对危机。格雷塔作为一个学生，发起了中小学生每周五罢课的行动，呼吁当权者、全球政客、商界精英们对气候危机进行即时性的关注。她的行动在全世界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想说的是，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也应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气候变化的危机也是全球性的，不是哪个国家能置身其外的。但现在诡异的是没有哪个国家真正投入地应对这件事情。
除了全球公共健康危机和全球气候变化危机，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导致的大规模失业，也将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虽然还远远达不到科幻小说中的某些场景，例如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而反过来奴役人类等，但我们所能预测到的是它可能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而且这种失业多会发生在比如超市收银员、卡车司机等一些社会大规模就业的领域。这也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因为技术在全球的普及速度是很快的。那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在美国之前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叫杨安泽（Andrew Yang），他曾提出，要给每个人每月发1000美元的基本收入，以避免大规模失业所可能导致的社会问题。这个想法起初提出时被认为非常疯狂，但现在大家认为还是可以拿来讨论的。
02
但世界却似乎更加“分裂”了
我举以上几个例子想说明的是，我们生活的时代存在着多样的全球性危机，应该用全球方案来应对，但现在的世界看上去却似乎变得更加分裂了。
以这次新冠疫情来说，首先可以看到的是欧盟的边境加强了，之前的难民危机也没有使各国的边境树立起来，但现在病毒促成了这点。面对全球性危机，我们的设想是，有一个全球响应机制能够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促使各个国家一起应对危机，因为如果每个国家各自为政，显然是没有办法提供全球性解决方案的。但在这次病毒面前我们看到，各个民族国家的权力是在加强的，一些威权政客也在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自己在民族国家中的权力。
关于“病毒起源”的争论也在撕裂世界。对于我来说，这个争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病毒起源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其次病毒起源在哪里并不代表哪个国家或地区就有责任。比如，艾滋病、埃博拉、H1N1等病毒实际上都是能够查到起源于哪里的，但我们并没有说这些病毒起源于哪里，那里就应该负责任。所以，病毒起源本是一个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完全无关的事情，但却被生生地造成了一个中美之间的巨大政治争论，这从理性来看是讲不通的、荒诞的。在我看来，这和抛出这个争论的国家（的政客）所希望达成的国内的政治目的是有关系的，他们的目的并不真正在于所谓的“洗刷污名”——这污名本来就是不存在的；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会是“四面树敌”。我们很遗憾地看到，国内的政治议题使国际间的摩擦和分裂越来越明显。比如，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但现在关于“去中国化”的一些声音和讨论也在兴起，这对中国的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人民在世界上得到的对待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换一个视角，欧美国家为什么对疫情的反应这么慢？我也通过和几位美国朋友做访谈的方式来探究这一问题的原因。全世界都知道武汉在1月底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疫情，但在整个1月底、2月美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反应，直到3月中旬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采访中有很多解释，有一条挺有意思，我认为也有一定说服力，是说美国在1、2月疫情在东亚发生的时候之所以采取观望态度，是因为他们认为疫情离自己很遥远，与自身无关，直到病毒传到意大利，他们也还找各种借口，比如说认为意大利不是典型的西方国家，其实，这归根到底是“他者化”的现象，是思维模式的问题，是长期以来形成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的问题。
像“西方”“东方”“我们美国”“我们中国”等表述，显示出人们在看自己的时候多会持一种特殊性。但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可能有一个真正特殊的国家、特殊的种族是不会受到这种全球性危机的影响的。我们也能看出来，这些表述背后反映的是一个仍然处在深深的分裂中、没有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的世界。
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还体现在种族和种族之间、群体和群体之间、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欧美国家针对华裔、亚裔的歧视，以及在中国互联网上针对黑人的歧视、针对留学生群体的污名化和“举报”“抓特务”的再流行，等等。
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看到，一些人忽然就成了“网络批斗对象”，例如张文宏医生，他之前是高度受欢迎的，但就因为说了一句“不要喝粥，要喝牛奶”而成为了一部分网民批斗的对象；再比如，在微博上有一个人叫“耿直的阿拉斯加猪”，他过去经常在网络上攻击我，但这次他自己却成为了被网络攻击的对象，为什么呢？就因为他在微博上发表了一条评论，大意是说病毒是美国人带来的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由此他就被很多的网民批评，说他不懂对外舆论战斗等等。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当看到这样一些人都成为网络攻击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可以看到网络上以邻为壑的思维已经到了怎样一种极端的程度。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不仅国家与国家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人群和人群之间可能发生分裂，就连看起来是一个人群里的人与人之间也可能发生分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围绕公共话题的讨论正在撕裂着“朋友圈”，网络上的“仇恨言论”（hate speech）也正在流行，这种仇恨言论往往基于某个人的身份、群体属性来进行攻击，例如说“你是女人，所以你……”“你是河南人，所以你……”“你是穆斯林，所以你……”，等等。
03
民粹主义浪潮
所有这些的背后，其实是民粹主义浪潮的兴起。前段时间台湾的钱永祥老师做了一个讲座，在网上也进行了直播，应该能找到回放，我认为非常地好，也非常地推荐。我在这里引用他在讲座中说过的两句话，他说：“民粹主义的政治，是一种我们跟他们对立、我们跟他们斗争的政治。”“民粹主义所设想的人民是一种一元的、同质的、有集体意志的人民。”
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在中国，都有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我们”和“他们”是对立和斗争的，而且这种对立和斗争不是一个多元的对立和斗争，而就是“敌-我”关系的一种对立和斗争；并且，不管是“敌”还是“我”，其内部都被想象成是一元化的、同质的、必须统一思想的、一致对外的、内部的各种分歧都必须被压制下去的整体。这些都是民粹主义非常本质的特征。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世界的这种分裂其实并不是从这次疫情才开始的，而是至少可以追溯到美国总统川普上台、英国脱欧。它们的背后其实都可以看到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善于操弄民粹主义的政客，看到了、利用了这样一个思潮，然后获得了一些实质的政治权力。我认为，这是我们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整体来说，我们看到的是基于排斥的政治而不是包容的政治，是基于恨的政治而不是基于爱的政治。基于排斥与恨的政治和基于包容和爱的政治彼此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的。我想，基于排斥和恨的政治最大的一个长处在于有强大的动员能力，能给人非常强大的力量感；但这种能力和力量其实是蛮危险的，有可能会造成对自身的反噬，最终导致“四面楚歌”。而另一方面，基于包容和爱的政治看起来战斗力比较弱，但从根源来说，人类只有通过包容和爱的政治才能真正去和更多的人连接起来——这是基于包容和爱的政治所拥有的最强大的力量。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很多的进步，比如美国的民权运动，背后都有这方面力量的体现。
04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那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以分裂、仇恨来驱动的世界？
有人认为是人变坏了，我们这一代很差、很糟糕，不像之前的人那样可以不断走向融合和全球化。我不知道你们会怎样觉得，但我个人是不认同这样一种判断的。
其实，总的来说，全球的教育程度都在提升，中国的教育程度更是处在一个快速提升的状态。爱与包容实际上和教育程度有相关性，虽然不是严格的相关，但总体上如果教育程度提升，爱与包容也会提升。而从宏观的、历史的角度来看，人的观念实际上是在进步的。比如，在性别议题上，人们的观念进步在过去五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我不觉得世界出现分裂是因为人变坏了；我认为人没有变坏，甚至觉得人其实是变好了。
那人没有变坏，为什么世界的情况变坏了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原因，我在这里就举出两点。
第一点，不平等的全球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自身是有弊病的，是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希望世界融合为一体，但这种融合的背后并非是一个公正的机制。比如，它会有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相对来说，欧美国家在此前的全球化中受益是更加多的，处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像中国这种“世界工厂”型国家也受益比较多，但其他一些国家，例如一些资源输出国，它们的受益就少很多了。而就算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全球化的受益也是存在不平等的；比如，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获取，按照秦晖老师的观点，其实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换个说法其实就是建立在对农民工群体的不平等对待之上的，而对于美国的制造业工人来说就又是另外一种不平等、不公正。而中国国内的不平等、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最后都会导致全球性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认为，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世界的分裂是直接相关的。
第二点，值得一提的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最近，我看到两篇文章，分别讲“互联网讨论的消失”和“互联网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弯路”，都是挺有意思、能给人一些启发的文章；其实，它们主要在思考的就是，在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危机当中，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里面是不是起到了负面的作用。我觉得至少有几点可以去思考：
首先，很难说互联网就是一个坏的东西，毕竟它有很多功能为我们所用。但它也确实带来了一些值得我们反思的现象。其中一点是“极化”（polarization）和信息回音室现象，也就是人们在其中只听到自己的声音，导致思想越来越极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有很多学术研究已经表明，真正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发言的人其实是很少的，大部分人是“吃瓜群众”和“看客”，是不会发言的，但我们却误认为在网络评论区看到的言论就代表了所有人的意见，其实不是的。在网络上最聒噪的一群人往往比较偏激，被称为“喷子”，英文叫“trolls”，他们并不以和别人的讨论为乐，而是破坏讨论，以各种方式攻击、侮辱对方。而正因为大多数人不愿意说话，少数人拼命说话，导致了我们整个社交媒体的言论其实是没有办法反映民意的真正分布的。
此外，互联网其实是商业模式和技术特性的结合。所谓互联网创造财富的神话，其基础模式仍然是“注意力经济”的商业模式。在这样一种商业模式之下，需要去攫取注意力，需要去使内容得到传播、得到分享，这就和社交媒体的技术特性有了结合；社交媒体的核心特点就是分享，一篇文章只有被分享出去了才有可能达到“10万+”的阅读量。那什么样的文章更容易被分享呢？那就跟人的大脑思维是有关系的，一般来说，更加情绪化的内容被分享得更多；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类似“哈萨克斯坦渴望回归中国”这样的文章在朋友圈大行其道。商人想赚钱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在中国的自媒体创业环境中，一个人如果想成为能赚钱的自媒体商人，就只能是变成这样一种风格呢？
05
可以做些什么？
以上是我提出的关于世界分裂的可能原因的一些观点。下面，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在这种大分裂、危机四伏的时代中做些什么呢？
我首先想讲的是同温层的积极意义。刚才说到，互联网会导致所谓的信息回音室效应；我相信大家都很警惕这种效应，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这种效应会使我们看到的多样信息变少，但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有一些积极意义。例如，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安全空间”，能够为里面的人提供一定的保护，另外，在里面人们也可以相互取暖。
而关于行动的一些路径，我在这里分享的只是一些原则。首先，我们可能真的需要去考虑区分人群、因材施“教”。比如，在同温层里面，我们不妨设想一个同心圆，在最中心的一批人可能是我们最信赖的，可以彼此信任地交流更多的问题，但是随着这个同心圆的扩大，就需要去注意交流的策略了。
其次，我们需要分析具体机制，去做更有针对性的突破。比如，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社交媒体是不好的，我们不要社交媒体，这实际上很难做到、也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可以尝试具体去分析社交媒体中的某一个功能，比如“点赞”这个按钮、评论区的结构和展示方式等，是否助长了某种不好状况的蔓延。我之前写过知乎上的“沉默螺旋现象”，分析得很具体，比如它的答案排序机制和BBS不一样，它不是按照时间而按照投票排序的，久而久之就会形成非常强烈的“沉默螺旋现象”；如果在网站上有60%的人同意一个事情，基本上就会导致知乎上99%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这背后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机制。那如果我们能有机会设计知乎的信息排序机制，我们会怎么做？我其实在大家提交的方案中，发现大家对于观点除了赞同和不赞同之外，也会根据相应的机制去做一些设计，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考虑的路径。
另外，我们可以去吸取更多的思想资源。包括去看看国外很多的项目是怎么做的，去看看历史上是如何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实现重建与弥合的，比如回到二战的时代、纳粹的时代等，看看当时的那些人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我们还需要更多创造型的思维和跨界的合作。我很想提到的一点是，我们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是去寻找更多共同的朋友，也就是说通过行动本身回到同温层里，因为往往共同行动的人都是同温层里面的人。通过这样一个行动，我们也可以使得基于包容与爱的政治发挥它的最长处，那就是去结交更多的朋友、去形成共同体。
06
想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最后总结一点，我觉得现在我们确实面临非常多且巨大的危机，但这些危机或许也是全新开始的契机，我们可以去想象一种新的世界秩序。
我们可以尝试去想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中国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些什么样的东西？之前提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问题背后实际上是全球化中结构性的不公正、不平等的体现，那我们能不能去贡献一个更公正的共同体？我这里讲的“我们”其实指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智慧可以去贡献什么。
由此，我想到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个叫潘卡伊·米拉什（Pankaj Mishra）的印度知识分子，文章的题目叫“China Needs to Be More Chinese”,是一篇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国庆时候的评论，发表在彭博社。“China Needs to Be More Chinese”是什么意思呢？作者在文章里说：
“中国显然已经实现了‘站起来’的愿望，并且形成了对西方的挑战。但问题是：中国应该可以作出更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一套彻底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西方国家在变强大的过程中经过了残酷的殖民和奴役，发生了种族清洗和战争冲突。中国人应该贡献另一套模式，那样的模式带来社会的和谐与多元，倡导的是宽容与关爱，不必伴随着破坏和霸权，不必依赖武力和压迫，不必以牺牲特定人群的利益为代价。”
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其实对西方的历史有特别深刻的反思。那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呢？作者其实对中国的文化寄予了期待，他说：“不发展就要挨打，但发展起来之后，不要成为那个去打别人的人。”他也转述了梁启超、严复、孙中山等人的叙述，提出这些中国人的先辈们都对西方作出过批判，都希望中国能够贡献一种新的、更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但是，他也提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所依赖的主要还是西方的方法：革命、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工业化，包括民族主义，也是来自西方；他说：“中国的发展道路，还不够中国，还没能实现其先辈们的设想。”“一个问题重重的世界有理由在中国70周年庆之际期待一个更伟大的国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没什么新意的阅兵仪式。”
站在现在的时间点回头来看这篇文章，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文章里面提到的东西从乐观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深刻的危机也许真的给了我们一个去想象的可能，去想象一个 more Chinese的新模式的可能。这种新的可能性会带来真正的包容和融合，而不是不公正的融合以及最后导致的分裂。END
曹柠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
南风窗杂志记者
方老师刚才讲的几个点虽然很大，但其实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很宏大的问题里看到生活中存在的细节，比如说，疫情带来的分裂其实并不是突然出现的现象，而是贝克所讲的风险社会在我们年代的集中体现。人类面对这种整体性、现代性的风险时，无疑需要一个国际协调机制，或者说全人类的合作。可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民族主义的力量又回来了，而这些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并不是没有，只是被强势话语所抑制了。所以，就像方老师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思机会。
我们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高歌猛进，好似处于一直在进步的趋势之中，但殊不知忽略了一些东西，这个是全人类都需要反思的，尤其是知识精英。回到中国自身，用官方的表述来说，就是要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我们在这次疫情中很难跟国际形成一种很好的交流？我自己也在观察，或许这是我们的一个软肋，明明中国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积累了很多先进经验，但这些我们认为符合自身规律和国情的经验在和国际对话的时候，却不能被信服。当然这背后有西方中心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的原因，但也要反思我们的表述方式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反思，比如，为什么我们会在封闭的区域里形成民粹主义明确的动向，但在面对整个国际舆论时又非常抱团？
方老师最后给了大家一个比较积极的讨论框架，希望我们要有一个行动导向的产出，就是说或许我们会感到世界灰暗、现实焦虑，但决不是坐以待毙的，因为关怀需要一个出口，这也是本次沙龙的一个目标，希望社会各界的青年朋友可以从自身的角度畅谈对行动的理解。我们怎么去弥合这种不仅在国际上，也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的分歧呢？我们怎么能在生活的时代中寻找共识，做出重建共同体的努力？
以上是我对方老师演讲的回顾与总结。接下来，我简单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第一点是反思的重要性。知识群体不论是从2016年的英国脱欧，还是川普上台，以及现在疫情的爆发，看待这些问题时似乎在视野中都少了一些东西，这是让我们错愕惊奇的地方。我们到底忽略了什么？我们本身的话语权和知识上的优势需要进行反思。接触过社会科学训练的，都会讲观点、证据和逻辑，用基本的框架去反思我们所掌握的信条，比如说，我们并没有顾及到全部人群的感受，尤其是边缘人群——他们的声音是如何被提到的？我们如何与其形成对话？需要寻找一个对话、理解的途径。
第二点是可以从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智慧。疫情期间，我读了一本叫《大流感》的书。这本书的作者讲述了从1918年到1920年，疫情从爆发至蔓延到全球的过程，期间，民族主义的推诿扯皮、官僚主义的隐而不发，最后造成疫情的扩大；人们在事后的反思和努力对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完善起了极大的积极作用；按照现在科学家的粗略估计，那次流感造成了5000多万人的死亡。如此惨痛的教训，我们如何从中走出？以及它能帮助社会产生哪些实质上的进步，而不仅仅是我们的困惑，一次次产生又一次次消散？我觉得，我们再次回顾一个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非常相近的历史时，是能获得的一点安慰和智慧的。END
传一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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