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荐文】李渤：印度“印太战略”认知的影响因素：安全理念与安全问题

转载自国关国政外交学人

原文作者：李渤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与军事实力的增强,南亚“超级大国”地位的稳固,印度积极谋求走出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扩展对外交往空间,为其“世界大国梦”的实现营造更加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为此,结合“东向”转为“东进”战略的进程,印度提出旨在扩大其地缘政治经济空间与平衡周边区域影响力“中心”不断增长的“印太战略”概念。但受其既有的安全理念及其面临的内外安全问题影响，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日本,特别是美国推出的“印太战略”的意图有相当大的差异。 

【关键词】 印太战略　安全理念　安全问题　

【作者简介】 李渤，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独立后的印度领导人一直确信印度会成为超越南亚域限的世界或全球性大国之一，认为多种族、多文化的印度国家更适应现代世界。进入２１世纪，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家实力的增强、拥有了核武器、南亚“超级大国”地位进一步稳固及与世界其他地区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且其“东向”战略实施取得的实际成果，鼓舞了印度的政治精英进一步谋划印度在国际社会的普遍存在与权力，助推其早日成为世界大国。他们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及其所拥有的多元文化与多宗教信仰会让印度扮演一个特殊的世界角色。印度当权者更是誓言要在２１世纪实现印度的世界大国之梦。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将印度称为“一个复活了的强大国家”；曼莫汉·辛格曾表示，要“使２１世纪成为印度世纪”；而莫迪执政后则到处宣讲，“２１世纪一定是印度的世纪！”他表示，要向美国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大国家。时任印度外长慕克吉表示，今天的印度的对外政策要注视其正在扩展范围的环境开始由近邻移向已扩展的周边地区。印度外交秘书梅农也说，我们越过南部亚洲走向印度的扩展的周边地区。随着地区与全球利益的增长，印度会不可避免地加速进入“印太”这一广阔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空间的中心。

“印太”概念是在２００７年由印度学者提出，２０１２年２月，印度官方正式采用了这一概念；其后，日本也接受并开始使用此概念，美国特朗普政府则正在力推“印太战略”由概念转为实际应用。但是，受其安全理念与所面临的现实安全问题的影响，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美日两国所鼓动的“印太战略”的意图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1、印度的安全理念

印度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着严重的地缘脆弱性，即西北部兴都库什山脉的缺口和三面环海都给外来征服者提供了便利条件。从雅利安人进入南亚直至２０世纪初期频频到来的异族征服、入侵，以及独立后印度政府周边树敌，常以南亚霸主的心态对待其他南亚小国；印度国内的政治人物、政治派别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也经常以“外部敌人”“威胁”等言论、宣传影响和吸引印度广大民众的注意力；并因此造成的不同种族、教派及不同种群之间的相互排斥、猜疑、不满和仇杀，加之进入２１世纪后，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频繁，由此，印度次大陆始终处于战争、社会冲突和动荡之中。这些使得印度人形成了对自己生存环境安全的主观感受：

其一，外侮、内患。不断的战争、冲突、骚乱，使印度人经常要面对威胁、恐怖、仇恨和死亡，他们认为自己始终处于一种不安全环境之中，没有任何国家像自己一样面临如此之多的威胁，这使印度人内心有着极强的安全心理需求。

其二，印度次大陆的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缘环境以及历史发展形成的独特文化，使现代印度人在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交往时，常会显露出一种地缘文化孤立感。印度人认为自己总是不为其他国家、民族认同，或受到他们的蔑视与不尊重。

其三，此时的友邻可能就是彼时的敌人。彼此接近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矛盾、战争和暴力冲突的根本缘由；自己安全的最大威胁或危险、造成自己生存环境不安全的因素就是“近邻”。因此，印度人更愿意自我寻求安全，远离强大的对手，或尽可能地将强大的威胁限制在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区域之外。

基于对生存环境安全的主观感受，独立以来印度的安全理念，即处理国际事务、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具有较强的独立自主性，认为邻国是潜在的敌人；从地缘安全战略角度考虑，印度认为南亚具有地缘战略一体性，而周边极具挑战性的国家制约着印度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再就是屡遭强族侵略的历史、尤其是近代２００年处在西方大国殖民统治下的历史,又使印度在与世界强族、大国与势力接触时，极为敏感与谨慎，视任何进入印度洋，或从陆上靠近印度的大国为其威胁或敌人。

上述安全理念在独立后印度安全战略中的实际表现即是：主宰南亚，称霸印度洋，视整个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为其势力范围，在打压巴基斯坦的同时，强化对南亚其他小国的控制。印度先后与不丹、锡金和尼泊尔订立新的“友好条约”，加强与他们的“特殊关系”，与独立后的孟加拉国也签订了《友好合作与和平条约》，使其服从印度的安全利益。对印度洋上的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印度也保持着对其采取“安全措施”的主动权。

因印度欲做世界性的大国，所以对于域外大国在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的“动向”，印度极为关注和敏感，持有警惕、防范及“厌恶”心理。实际上，印度将任何进入印度洋和南亚次大陆的大国都视为是对其安全地位的威胁，并时常以此作为其军备扩张的口实。在英·甘地第二次出任印度总理时，为加强对南亚国家的控制，向国际社会表明印度是南亚地区独一无二的角色，曾明确声明，“印度不能容忍地区外大国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如果南亚国家需要外国提供援助来解决国内危机的话，它应该首先在本地区内寻求帮助”。

然而，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域外大国与势力继续追求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地缘利益，特别是“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加强了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渗入等动作，而印度自独立后一直都不具备独自应对或排斥某一域外大国或势力对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地区“进入”的实力和能力。因而，印度在国际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极强的独立自主性，为避免再次坠入被某一大国控制的灾难，在对待域外大国或势力时，独立后的印度基本采取了“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两不得罪的“中立主义”及不结盟立场，尽可能避开大国政治的漩涡。

因此，当此国际关系复杂多变时期，印度会坚守自己的安全理念，其“印太战略”的认知基本着眼于加强与东亚、南太平洋和太平洋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全面合作，共建所谓“自由、开放和繁荣的印太地区”，在为其经济发展开拓广阔地缘空间的同时，也借此将其政治、军事影响力由印度洋延伸拓展至太平洋。而外界对印度“印太战略”表述的反映也多认为这是其“东向”战略转为“东进”战略的“升级版”或变体，是印度体现地区大国意志、实现世界大国梦想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印度会更彰显其独立、自主的大国意识与不结盟立场，努力平衡与其他大国和势力的关系，不愿看到“一个超级大国外加其他大国组成的世界”的出现。所以，印度不会完全认同其他大国或势力所主张的“印太战略”，也不会加入由某一域外大国势力主导、具有围堵其他大国或势力的具有同盟性倾向的所谓“印太战略”体系充当人家“棋盘上的棋子”。况且，印度的政治精英们对美国特朗普政府重视“印太”的“认真程度”持怀疑态度，甚至有学者认为，美国需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它真的是亚洲的伙伴。因此，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的“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印度拒绝了美国希望将澳大利亚纳入参演国家的要求；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３日，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论坛”上，莫迪更是公开表示，“印度不认为印太地区需要成立一个成员有限的俱乐部，也不需要一个支配或对抗其他国家的组织”。

2、南亚的分离之势与印度洋的脆弱性和国际化

进入２１世纪后，为给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印度也为改善与南亚周边邻国关系付出了努力，但印度仍然没有摆脱自己制造的“南亚安全困境”。印度继续坚持南亚次大陆一体化战略，认为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巴基斯坦的敌视政策，防范南亚其他小国可能受到某些域外势力鼓动、秘密援助乃至公开支持的动乱,或全面倒向域外大国与势力。印度一再强调，这是其“‘特殊利益区’，不容任何域外大国插足南亚事务”。

印度自独立后在南亚次大陆实施的霸权主义与干涉主义政策，以及南亚国家在国土面积、人口、资源、经济与军事实力方面存在着的巨大差距，极度失衡状态及由民族分离、教派冲突、领土纠纷等各种安全问题导致的不安全与互不信任心理，加之大国地缘战略对此地区的关注，使得南亚国家虽围绕印度分布，却难形成“向心”之势，这种状态使得南亚从来没有成为一个完全统一的地缘政治区域。

出于对印度怀有疑惧心理，南亚其他国家为了经济发展及自身安全免于完全依赖或为印度控制的境地采取了积极寻求“国际机会”或域外安全“保证”的策略。除长期与印度公开对抗的巴基斯坦自独立后就加入了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外,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因其经济具有外向性特征,与域外国家联系“密切”。地处喜马拉雅山地区、与中印两大国为邻、地缘政治地位突出、又在印度“安全伞”覆罩下的两个南亚内陆小国———尼泊尔和不丹，也始终在做外交多元化的努力。而基本由多民族、多宗教信仰国家构成，处于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国内民族间互不认同与政治治理效能不足的南亚国家更是深受民族分离主义与极端恐怖主义组织活动之害，这就为域外大国或势力的渗入提供了有利条件。除作为军事盟国的巴基斯坦外，美国加大了对南亚其他国家的援助与联系力度，如加强与斯里兰卡的海上安全领域合作；２０１２年直接干涉马尔代夫纷争，后又与马政府秘密商谈建立军事基地事宜；２０１１年４月，与尼泊尔新政府签订了《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２０１２年９月,美国宣布把尼联共（毛主义）从其全球恐怖组织名单中去除，等等。与此同时，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组织都加速涉入南亚国家事务，扩大了对南亚国家的援助、投资与贸易。

南亚地缘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地处西亚、中亚、东南亚和东部非洲的交接点,更重要的是它控扼世界第三大洋——印度洋的海上重要贸易通道。自近代以来印度洋就是域内外大国全球地缘战略的最重要组成部分。２０世纪末至２１世纪初，东亚经济景气及环印度洋地带经济的发展使得印度洋海运航线和咽喉要道的作用异常突出。

但印度洋也是西方与东方，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及西方所谓儒教等多个文明的分界线或交汇地带，沿岸国家与域外大国的地缘政治与战略利益在此重叠，导致多样安全问题与冲突；同时，人口快速增长和贫困化，种族冲突及移民与原住民间冲突的滋生、蔓延，不同宗教组织或同一宗教组织内部教派之间的排斥、纷争与对立，还有生态环境恶化，等等，由此导致的国家政治制度效能缺乏或治理能力低下等问题造成民族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如今，印度洋区域已经是诸如海上走私、贩毒、军火交易及海盗活动等犯罪活动的聚集之地，同时对海洋资源争夺、占有的加剧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极为突出。加之，毗邻世界能源富集地区及地缘利益集中度较高、东亚经济景气带来的世界主要经济区对其航线的依赖、域外大国的渗透与明争暗斗,这些因素使得印度洋正在迅速呈现为地缘战略、经济等各方面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全球性交叉点。据统计，此区域３９％的国家处于政治不稳定及社会经济风险加剧状态，３７％的国家受海盗及武装冲突影响；５３％的国家涉及海上纠纷；３１％的国家受暴乱影响，印度洋成为全球典型的地缘脆弱区域。

至今，印度洋区域内尚未产生一个海上或陆上“霸主”能把它统一为一个地缘政治实体。自近代以来，印度洋事务都是域外强国主导或受其影响。２１世纪初，虽然印度国家实力增长强劲，但尚不能改变这一态势。作为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依靠其在印度洋上的迭戈加西亚海军基地及周边其他军事基地，迅速填补此地区出现的权力空间。虽然美国迄今未能推行一个连贯的战略来保护其在印度洋的利益或者管理该地区复杂的外交关系，但美国已然将主导印度洋事务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内容。

对于极度依赖中东与波斯湾能源的日本来说，印度洋自然与其利益攸关。而且，此区域至今无确定权力秩序的状态、加之日本“搭车美国”并“顺畅”通过东南亚的交通枢纽进入印度洋的优势，给这个近代就欲主霸于此的海洋大国以极大的想象空间。此外，除了在印度洋具有传统影响的英国、法国与俄罗斯，一些实力正在上升的国家，如印度洋边缘的两个正在上升的强国——澳大利亚与南非也更加积极参与进来，扩展自己的战略影响，以色列对印度洋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还有，像欧盟、北约、东盟等国际组织也将印度洋列入其安全战略视野。

既有的事实表明，在２１世纪，现今的大国、强国与正在走上强国之途的国家以及一些拥有实力的国际组织都决心要在印度洋圈占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确定其地位。对印度洋的掌控会是大国或强大的国际势力最终确定其全球竞争力的地缘政治标尺，印度洋地区会因此种地缘政治对抗或可能引发的冲突而导致其安全形势会更加紧张或动荡。２１世纪的印度洋区域已然超越了“地区性”，正在加速国际化，甚至越来越具有“全球性”特征。

南亚与印度洋的上述形势，一方面，反映出印度自身有限的实力与能力既很难推进其“印太战略”由概念转化为现实的进程，也不能阻止、排斥域外大国和势力干涉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难以限制域外大国海军在印度洋上的行动；另一方面，表明一些域外大国和势力、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对经济稳步增长、拥有了核武器的印度给以真正“尊重”，让印度成为他们的“平等伙伴”，也不会容忍印度“主宰”南亚与印度洋事务并向外扩张势力,在国际经济技术市场上仍对印度进行挤压与限制，“似乎要永远将印度限制在地区大国的位置上”。这些因素都在强化印度传统地对靠近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的大国敏感与忧惧心理，使其更担心此区域成为大国与势力的战略竞争或对抗之地。实际上，印度也一直对拥有迭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及在阿富汗保持军事存在的美国保持高度警惕。在此情势下，如果印度完全接受美、日的“印太战略”设想，不但不会得到自己理想的“地位”，还有可能陷入他们的“规制”之中，增强他们在南亚及印度洋区域的存在，尤其是有助于加速美国主导此区域事务的进程，或引发大国与势力之间的战略竞争和对抗。现实及未来，印度会继续对域外大国与势力参与或干涉南亚地区事务持有很强的“戒备”与排斥心理，努力争取扮演更强的地区角色，不会很快被拉入某一大国与势力遏制第三方的战略之中。而对于印度洋地区安全事务，印度力求扮演安全“净提供者”角色，打造印度主导的“印度洋海上防务链条”，体现其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3、印度国内安全问题

印度是世界上民族、宗教、语言最为繁纷多样的国家之一，地区间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教育普及度低；加之，自古遗存下来的社会等级制度使得印度国内存在着诸如民族矛盾与分离问题、教派冲突、地方利益及社会阶层分离等诸多复杂、交织、难以解决、治理的社会矛盾与问题，深刻影响着印度社会的整合与凝聚、团结与稳定，冲击着印度国家的安全与稳定。

印度独立后，历经三千多年的种姓制度虽然在法律上被废除，但印度政府对其并没有采取相应的社会根除措施，一些政党为了选举获胜，不惜代价拉拢和动员社会上的各种姓。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同种姓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就业机会上产生激烈的斗争。种姓之间及种姓内部派别林立，彼此间相互排斥、猜疑、不满和仇杀成为印度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５日，古吉拉特邦就爆发了至少造成１０人死亡的种姓骚乱;２０１６年２月２１日，哈里亚纳邦又发生了高种姓群体暴乱事件，猖獗的暴力及纵火事件造成数人死亡，致使多座市镇陷入一片混乱。此外，种姓问题还常与宗教、民族问题互为交织，使其成为印度社会众多冲突的根源，这也是阻碍印度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痼疾。

由于历史上进入印度次大陆的种族众多，使该地区存在的宗教文化也极为复杂。其中，印度教徒最多，约占印度人口总数的８０％以上；其次是伊斯兰教徒，占印度人口总数的１３％强。不同宗教组织或派别一旦彼此失信或不和必然会引起各种不同形式的争端或冲突，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国家安全。在印度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各政党往往利用宗教纠纷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由此导致政党之间的政治竞争表现为宗教上的冲突。在印度，普通民众往往也会因一些生活琐事引发尖锐的宗教矛盾，从而导致教派冲突不断。

２０世纪６０—９０年代，印度经历了四次教派冲突。据统计，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以后，在印度发生的教派冲突每年都达５００多起。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印度的教派冲突仍在延续；其中，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的冲突，在发生频率、规模、伤亡人数以及造成的影响等方面最为典型。２０１２年７月，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爆发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徒之间的报复性冲突，造成近８０人死亡、４０多万人流离失所、４００多个村庄化为灰烬。２０１６年，围绕一句带有浓厚印度教意味的口号“神母印度万岁”，印度各地又发生了一系列社会政治事件。此外，印度还存在印度教与佛教、基督教、锡克教之间的教派冲突，根深蒂固的教派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一直是影响印度社会发展的一颗毒瘤。惨烈的宗教或教派对立与冲突在造成所有印度人的心理都难以安宁的同时，也淡化了民族差异、削弱了国家认同,加剧了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裂变，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政治与社会安全。

再就是极端主义与民族分离主义也是印度政府难以治愈的社会安全问题。受民族、种姓与宗教的影响，缺乏国家认同，使得印度社会的差异性远非其他国家可比。印度国内某个或某些种族、民族、种姓或其他的政治势力为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往往利用教派政治，结果导致宗教极端与民族分离主义泛滥，他们所从事的极端暴力行为与恐怖主义活动严重威胁着印度国内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印度的民族分离主义多与民族利益、地方利益与教派矛盾或冲突缠结在一起，如，印度东北部的许多部落在英国人入侵之前并非印度本土宗教（印度教、佛教、耆那教）的信仰者，而是信奉原始宗教（图腾、超自然力、萨满巫术），与印度教徒本就存在感情上的疏远；英国人统治印度之后，在英国传教士的努力下，许多部落信奉了基督教。从宗教因素来看，他们对于西方人的亲和力要大于对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亲和力，离心倾向进一步加重。由于独立后印度政府的治理能力欠缺，在反对民族分离主义方面表现出耐心有余、措施不力、经济投入大、政治治理差,没有形成一个前后连贯、上下一致的合力，始终没能解决民族分离主义问题。近年来，除与印度教、伊斯兰教有着密切关系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活动较活跃外，印度极左翼武装活动又有活跃、回升趋势，印度６０２个地方行政区中的１８５个都受到影响，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红色走廊”。印度前总理辛格曾明确表示，极左武装已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２０１７年４月，极左翼武装在恰蒂斯加尔邦向当地警察发动袭击，导致至少２５人死亡，６人重伤。与此同时，冷战后的印度又成为恐怖主义活动的对象国，恐怖主义活动越来越频繁、烈度越来越强，印度现已被认为是世界上本土恐怖组织最多的国家。印度内政部的数据显示，印度有大大小小的恐怖组织数百个。在美国国务院２０１２年７月发布的《反恐报告》中，印度就被列为遭受恐怖主义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易遭到跨境恐怖集团攻击的国家之一。印度已成为各种恐怖主义的“试验田”，新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在被复制到西方之前基本上首次都是在印度实施的。在所谓自由和民主国家中，在印度发生的恐怖事件占到了７５％。猖獗的恐怖主义活动已经严重威胁了印度的国家安全。

印度前陆军总参谋长Ｖ．Ｎ．夏尔玛认为：“印度的最大弱点并不是经济，而是内部的不和。它所面临的最危险的威胁可能不是来自边界上的敌人，而更可能来自内部的导致民族、种姓和宗教之间暴力活动与日俱增的政治斗争。”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高度相互依赖的当代国际社会，印度国内安全状况不但造成了其社会冲突或暴力活动不断，不易形成团结“统一”的国家形象；而且，其国内相同的种姓、民族与宗教还多分布在周边不同的国家,成为跨国性的社会影响因素，国内的种姓、民族与宗教纷争或动乱及反极端与恐怖主义行为往往会影响印度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实际上，极端主义与暴力恐怖主义活动以及层出不穷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已经成为印度大国梦背后的一个严重隐患，严重危及印度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它不但成为拖累印度追求世界性大国地位、推动“印太战略”进程的难题，而且，更使印度对域外大国与势力染指南亚次大陆与印度洋的战略企图会更为敏感，对日本、尤其是在印度洋有极强军事存在的美国的“印太战略”的反应极为谨慎、警觉。

印度历史学家潘尼迦在考察了印度的防御历史后曾告诫自己的同胞：“１８世纪和１９世纪上半叶，印度统治者由于要求一个强国保卫自己的独立,屈服于保护国的建议，从而限制了自己的独立。”今日印度人也感悟到，无论在战略、还是武器和经济发展上，印度都不能依靠单一国家。未来，随着国力的发展、壮大，印度为了自己的大国角色与战略地位的需要及其国际自信心的增强，为避免在国际社会中陷入某种“边缘化”的境地、改善“南亚安全困境”，印度对外战略与政策上的“独立个性”在国际社会中将会有鲜明体现，会避免“一边倒”；它还应更体现印度的中间文化价值，即与各大国都保持适当距离，尽量发展能使印度游刃有余地发挥作用的多边外交关系，并且，投入更多精力进入更大的亚太地区，才是印度的未来所在。印度所需要的是这样的一种战略环境：既要受到大国重视、又要不被大国强制，在大国的竞争中使自己拥有更大的外交活动空间，从而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崛起。事实上，印度已经不再囿于“南亚篱笆”，在加强自己安全战备与政策基础的同时，正努力将自己的经济、政治与军事触角伸出南亚与印度洋，努力扩展其安全活动区域及地缘战略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彰显印度的安全影响。因此，印度的“印太战略”涵义难以与美、日“相类似”战略目的或诉求完全“契合”，在相关国际场合印度甚至还会刻意突出与之差异或保持相当距离，更不会与其他大国与势力联合打造一个“印太版的北约”。

但是，印度的安全理念及其安全战略与政策使得其与主要邻国间的关系长期陷于困境。在２１世纪初，印度对其周边国家的政治影响力还很有限,其作为该区域地缘政治整合、统一的核心或中心领导角色的理想定位与实际形象还有相当差距，从而制约了印度的战略视野与地缘空间拓展。同时，当代印度仍是一个被民族宗教问题、种姓制度、地方主义分解为无数个独立单元的“分裂”国家，缺乏民族认同，社会与政治凝聚力弱，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活动猖獗，这使得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极其缓慢、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不相称、政府政治能效受限，使得印度难以具备实现其“印太战略”设想的能力。

与此同时，印度洋的国际化越来越吸引大国的注意力，各种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麻烦不断，也给印度追求数十年的“印度主宰的大洋”抱负的实现及印度的“门罗主义”的推行增添了诸多复杂的不确定因素。如此，印度在继续与域外大国保持适当距离的同时，会积极发展与他们的经济、安全合作，尤其是与美国、欧盟、俄罗斯及日本的沟通与合作，平衡其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并且意欲借助域外大国与势力发展、增强其经济实力，实现自己的地缘安全战略抱负。与此同时，一些域外的大国与势力也一直在努力拉拢印度，欲使其服从自己的地缘安全战略需要。如，因印度是其“印太战略”构想中避不开的环节，美国在战略上讨好、借力印度之意明显，并且加大了对印度在地区和全球的支持力度，双方防务、经济等合作水平也不断提高，美国还扩大了与印度在反恐领域的合作，加强两国的情报共享，两国军界高层实现了互访;与此同时，积极谋划自己印太战略地位的日本也对印度施加影响，印日关系正越来越密切。所以，在现实国际社会中，印度也会附和、支持美、日“印太战略”的某些倡议，有限地介入相关的计划与行动。事实上，“印太”已经成为定义美印和日印的双边以及美日印三边关系的“关键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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