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美国陷入高等收入陷阱，是全球化走向衰退的最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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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全球化、中美经贸、及乡村振兴研究，以民建学术精英和清华大学学术精英为骨干，是介于政府与民间之间的智库。发挥“二轨”特色，争取“一流”目标，以期从正面推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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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观点
作者介绍：李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人类历史演进的三大核心力量
我今天讲座的题目是“全球化的哀歌”，或多或少包含了一些感慨。国际关系学是政治学的一部分，我虽然搞政治学研究的，但是我并不希望政治的逻辑成为人类历史的支配性逻辑，我希望经济学的逻辑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经济学的核心是以效率最大化为支配性逻辑的学科。我也很希望社会学的逻辑也成为支配人类历史演进的压倒性力量，社会学强调对人类社会属性的基本关怀，强调维护公平正义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
但是，过去几年我看到，在整个人类历史的演进当中，政治学的逻辑在起着支配性的地位。
一方面我感到高兴，因为政治学这个学科在今天仍然彰显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它的解释力非常强大。
但是另一方面我又感到悲哀，我不希望看到人类的演进是靠权力驱动的，或者政治权力的逻辑战胜效率和社会学的逻辑。
人类社会应当是由政治、经济、社会逻辑共同框定发展的方向。
全球化是什么？
简单来说，全球化就是抹平国界的运动。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全球化就是要尽可能淡化国界线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全球化就是经济效率的逻辑战胜国家权力边界和社会集团认同。全球化有多个维度，当中有各自的象征。
最基础的全球化就是抹平国界对于商品流动的限制，像WTO、上海洋山深水港，这是抹平国界或者商品贸易全球化最重要的象征。
这指的是全球性分工网络，我们周围任何一种复杂性的商品基本都是全球共同完成。比如苹果电脑、波音飞机以及富士康，这些都体现了生产的全球化。
某一个技术在某一个地方、在某一个研究室被发现出来，很快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散播到全球。例如硅谷就被认为是全球技术的枢纽，在硅谷研发出来的各种技术会以极快的速度散播到全球。
资本全球化的典型代表就是华尔街。华尔街把全世界的投资性资本集中起来，然后又流向全世界，体现为全世界的优质企业都要谋求到华尔街来融资。
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为中介，资本以极其有效率的方式被分配到全世界。所以华尔街代表了资本的全球化，代表了资本的高度开放。
但上海还不足以成为全球资本的枢纽，因为中国还并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资本在上海并没有实现全球化的配置。
这是全球化的最高阶段。人的流动的全球化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性后果。今天全球化遭遇的问题和困难很大程度与人员全球化密切相关。
人员全球化最主要的象征就是好莱坞的电影，没有一部电影只有一个人种，所有好莱坞的电影都会照顾各种各样的人种，这就是电影当中体现出人员或者文化的全球化。
全球化四个历史阶段的演进
（一）航海时代
这一阶段全球化主要由金银驱动，全球化是为了追求财富的冒险天堂。支撑第一个全球化运动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理念主要是重商主义，以及与重商主义相平行的宗教激情。
我们到第三世界国家会看到很多当年的殖民主义遗产——宗教建筑物，这是宗教激情驱动下的全球化的产物。
（二）工业时代
这一时代主要由商品驱动，工业革命创造出了海量的商品，这需要巨大的市场来消化，所以第二轮的全球化主要是开拓全球市场的过程。支撑样全球化运动的价值体系主要是古典的自由主义，以亚当·斯密，以曼彻斯特学派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
（三）金融时代
这一时代主要由资本驱动。随着工业时代逐渐走向常态化，新的金融时代开始出现，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主要国家放宽了对资本自由流动的管制，导致了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开始出现。
资本驱动的全球化带来的后果就是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的联动，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真正的投资家会24小时关注全球资本市场的状态。
支撑第三轮全球化的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实践的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经济学思想，它转变为可执行的政策就是“华盛顿共识”。
因此，华盛顿共识即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政策药方，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价值理念。
（四）信息时代
过去20年来全球化主要的驱动力量是数据的全球化，信息的载体就是数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革命在全世界狂飙推进，到今天大数据的驱动，使得地球成为一个真正的村落。
在美国发生的事情都会很快传递到我们这里来，这说明地球正成为一个真正的地球村落，支撑这个地球村落的新的意识形态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尝试给出的总结是技术至上主义。
以摩尔定律为基础的技术至上观念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人类一切问题。技术极快实现升级，但是对技术带来的各种潜在的后果的关怀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讨论全球化的哀歌是讨论信息时代的全球化究竟出现什么问题，当然工业时代、金融时代、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是逐渐递进的关系，信息时代的全球化也包括了工业时代、金融时代的全球化的基本要素。
最新一轮的全球化：动力和特征
为什么这轮全球化比前三轮全球化在深度或者影响上更大了？
（一）动力
交通成本大幅度降低，基本降低为0。我请教过一个学者为什么半导体领域、芯片领域会出现如此复杂的跨国分工体系。
比如汽车、波音飞机进行深度的全球分工可以理解，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异常庞大，需要的零部件众多。一架飞机200万个零部件，因而需要全球分工。
为什么很小的芯片也是高度全球化的分工，为什么不是一个企业把一个芯片从原材料到最后生产出来，而是分布在好多家企业、好多个国家。
我咨询的专家们给我的解释是因为芯片很小，但是含金量很高。芯片小，所以交通运输成本可以接近于0，所以当交通成本为0的时候，贸易的分工会更加深入。
通信的便捷，通信成本也接近于0。
二战以来前我们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的长期和平。
二战以来虽然爆发过几次大的战争，比如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两伊战争、阿富汗战争，但是总体上我们可以认定二战以来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平状态，尤其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和平状态。
这是驱动经济全球化非常重要的政治基础。看历史，战争是破坏全球化的最重要的力量。
（二）特征
最新一轮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生产和贸易网络的全球化
-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
- 跨国信息网络的形成
- 一个“悬浮”在底层民众之上的全球精英社会的形成
这个全球精英社会以达沃斯论坛为突出象征。
为什么我用“悬浮”这个词形容全球精英社会？因为达沃斯论坛和底层民众是高度脱节的，他们在五星级酒店里用同一门语言讨论全球化宏大的命题，但是和底层民众的诉求是脱节的，是很不接地气的。所以这也埋藏了全球化基本的危机。
全球化——自由秩序
全球化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经济领域的全球化意味着政治领域或者全球治理中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秩序，在过去几十年也形成了一个管理全球化的秩序，这个秩序就是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这是国际关系学里经常会用的词。
这个秩序究竟是什么呢？实际是建立在自由主义对全球化非常正面的希冀的基础上。自由主义者希望全球化能够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很多根本性问题。
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因为全球的分布网络和全球的贸易网络带来了生产效率前所未有的提高，它把规模效应发挥到极致。
实现制度和规则的趋同，导致历史的终结、各国实现共同制度、消灭基于身份认同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
人们不再是中国人、美国人，首先人是全球人，因为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扩散导致全球社会遵守同样的规则体系，于是就出现了所谓的全球公民社会的概念。
实现全球治理，克服无政府状态。1648年以来形成了以主权国家体系为基础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一体系的根本特征就是无政府状态。
但是自由主义者希望全球化最终克服无政府状态，形成一个由大量国际制度组成的全球治理模式或者极端来说就是世界政府的出现。
所以21世纪初，有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亚历山大·温特，他也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学家，他写了一篇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叫《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这是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很极端的观点。
欧洲的实践被认为是缔造了世界和平的绿洲，自由主义者希望把欧洲的模式放大到全球。
自由主义者很经典的名言就是“有麦当劳的地方都不会打仗。”麦当劳代表全球化。但是这句名言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没有想到麦当劳最后会成为本土主义的象征，而不再成为全球主义的象征。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世界将会生活在一个繁密的国际制度的网络当中，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将会逐渐离我们远去，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全球秩序之下。
图1
比如（图1所示）希望WTO能够成为世界的商务部，希望世界银行成为世界的财政部，希望IMF成为世界央行，希望WHO成为世界卫生部，希望IEA能够成为世界的能源部。
这是当时自由主义者对全球化的美好希望。
全球化和自由秩序的高潮—1990年代
到了1990年，全球化和自由秩序双双达到高潮，这基于几个原因：
苏联的解体使得两极格局中以苏联为中心、东欧国家为外围的计划经济模式大规模崩溃。而东欧国家诸多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纷纷进行民主制度转型，从而将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秩序推向高潮。
在这个背景下，亨廷顿写了他的有一本名著：《第三波》。
美国作为自由主义的灯塔、自由秩序的缔造者，在20世纪90年代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亨廷顿写了《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是无与伦比的孤独的超级大国。美国又恰逢遇到了克林顿时期的繁荣，要把美国的价值和规则推广到全球。
欧洲一体化也在9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欧元的诞生象征着世界统一的前奏。当时欧元诞生，多少自由主义者欢呼。
欧洲的现在就是世界的未来，所以当时整个亚洲也要学欧洲，搞一体化，搞亚元，通过区域的一体化，最终发展成为全球一体化。
日本曾经像今天的中国一样搞出一个亚洲模式，但是后来东亚金融危机标志着日本模式或者东亚模式的破灭，意味着世界终归要趋同的。保罗·克鲁格曼的著名文章《东亚奇迹的神话》从学术理念上摧毁了亚洲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融入既有的自由秩序，获得了新一轮的经济奇迹，其中又以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高潮。这似乎再次向全世界证明，自由秩序才是人类的终点。
这是整个20世纪90年代标志着全球化高潮的到来。
但是，政治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构建了一个非常简洁的文字的模型，来描述200年来人类历史的演进（如图2所示）。
图2
它展示了市场、社会、国家三股力量的互动。
- 市场的力量是基于效率，是通过非人格化交易的扩大把效率的逻辑推到极致。
- 社会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更强调人们基于社会关系所形成的小范围的认同。
所以马克思批评市场经济是冷冰冰的交易机制，完全是冷酷的、无情的、效率至上的。社会强调温情脉脉的东西。
这次疫情之后，人们感受到社区存在的价值，当然我们的社区越来越行政化，而不是自治的单元。所以市场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天然会发生对撞，这种对撞就是“双重运动”。
而国家逻辑要保证整个国家的安全，维持社会稳定，所以有时候要牺牲效率，而且国家的治理天然会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而产生特权体系因而，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和社会的逻辑又是不一样的。
国家处于市场和社会居中，需要管理市场和社会的。当市场力量扩张到极致的时候，对社会构成伤害，社会就会反弹，国家就会管理和回应社会的反弹。当社会反弹降低了市场运行效率的时候，国家又会释放市场的力量。
所以现在为什么说全球化出现低潮，是因为过去的全球化是市场力量得到了无限释放，某种程度上是社会，特别是国家联合社会的力量制衡市场力量的扩张。
过去一轮的全球化在今天出现三大困境
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到现在为止所没有办法解决的第一大困境。
- 经济的分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异化，资本红利集中于一部分人，代表中产阶级的茶党运动兴起；
- 还有产业的分化，出现资源诅咒、汇款诅咒、产业空心等问题；
- 以及地域的分化，比如美国的铁锈地带以及中国的东北经济“塌陷”；
- 国别的分化，比如全球化带来的数字鸿沟以及恐怖主义抬头。
第一个困境是经济学者重点需要研究的，那么第二个困境是社会学家需要重点回答的。
就是全球化并没有导致通往全球公民社会。绝大部分人因为不适应全球化反而更加加剧了本土化的认同，全球化带来了身份政治逐渐压导利益政治。
大家更加关心的是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谁，我们的认同是什么。我认同的是我所在的学校、我所在的地域、我所在的家庭、我所在的族群，还有我所在的国家。
全球化带来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现在又出现了集团认同的反弹，对国家认同重新的强化，对族群、地域、文化认同的重新强化，这是对全球化另外一种形式社会学领域的反弹。
这不一定是全球化导致的，但是全球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亚非拉地区大量出现了国家的失败。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很好地驾驭了全球化的国家。但是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很好驾驭全球化，甚至包括美国。
美国今天出现反全球化浪潮，就是与美国没有很好驾驭全球化有很大关系，更不用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
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能力没办法应对贸易商品、资本、人员的全球化，所以它们无可奈何地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失败者。
自由秩序的危机之一：西方世界的衰退
在这三大困境之下，管理全球化的秩序也出现了危机，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西方世界的衰退，尤其是西方精英世界领导全球化的能力出现大幅度衰退。比如美国目前的两个总统候选人禀赋都很堪忧，西方世界没有受人尊敬的政治家。
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全球化衰退的一个前兆。我们以前一直向美国学习，美国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但是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且这个金融危机暴露的是过度金融化带来社会结构的异化。
这个国家崇拜金融、崇拜挣快钱，金融家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大量收益，但是广大中下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太多好处，于是“特朗普革命”出现。
“特朗普革命”是对美国的社会危机、价值危机、领导危机的一种折射或者更加进一步强化，这种社会危机体现在美国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经济结构的变化，美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社会，200多年来也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民主运行比较好的原因。
但是发现今天美国正在呈现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而同时阶级斗争再加上种族矛盾两个问题混在一块儿，加剧了美国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
美国的价值危机不断加剧，越来越多人信仰社会主义。美国也不再愿意担任全球秩序领导者，连续退群。
欧洲债务危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利国家的危机。福利国家是欧洲人俾斯麦发明的。俾斯麦发明的福利国家调试了整个自由主义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避免了19世纪末期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现在福利国家的南欧国家出现的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福利国家对于自由主义的调试恐怕也不是很好的办法，至少不是最终的办法。
英国的“脱欧”，90年代欧元的诞生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崇拜的最重要的象征，大家相信英国人有朝一日一定会加入欧元。但是今天英国干脆彻底从欧盟脱出来，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暴露了欧洲一体化模式的某些问题。
尽管日本社会相当稳定，有很多优异的方面，但是日本社会缺乏活力，日本长期停滞的30年，0-1%左右的速度增长，日本不是70年代、80年代那样让人激动人心的经济体。
这一系列体现了自由秩序的领导者出现了大幅度衰退，一方面是西方世界的衰退。另一方面，美国发出的最重要的警报就是高等收入陷阱。
高等收入陷阱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指的是国家整体经济仍然增长，国家的高科技仍然在发展，国家的金融力量仍然在不断放大，资本家的收入在增长。但是整个国家中位数家庭的收入不增长。
比如说美国3亿人口，排名在1.5亿的人几十年收入不增长。2001年美国中位数家庭收入大约5.6万美元，到了2015年中位数收入仍然是5.6万。1990年美国收入5.2万，1990年-2015年长达25年的时间，整个美国中位数家庭的收入水平是不增长的。
这就意味着不管美国经济再怎么增长，一半的家庭收入是不增长的，这就是一种高等收入陷阱。美国很多的问题恐怕都与高等收入陷阱息息相关。
高等收入陷阱证伪了经济学中很重要的理论，就是“涓滴效应”，用中国俗话解释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但是通过美国的案例发现，“涓滴效应”基本在失效。先富的人更加富裕，但是没有能够带动后富。
根源：自由市场经济与大众民主体制的不匹配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为什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西方世界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说，根源在于自由市场与大众民主体制的不匹配。
以前，我们老把市场经济与民主体制放在一起，现在我的观察和研究发现，这两者其实有着一些内在的矛盾。
1
自由市场经济是一种对抗式的经济形式
我们老说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是两个灯塔的两个灯，但是没有想到过这两个灯发出来光的颜色可能是不一样的，甚至是互斥的。
自由市场经济总体是对抗性的经济形式，尤其是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它一定会导致在对抗经济形式当中有失败者，有成功者。
这样对抗性的经济形式在政治上需要共识性的精英政治作为基础。欧美当年运行比较良性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共和体制。
中国和新加坡为什么自由市场经济搞得相对成功？是因为建立在开明的强人政治基础上，比如邓小平很有智慧，不争论，强行依照个人权威树立社会共识。
李光耀也是如此，在新加坡实际上搞得是社会市场经济，新加坡的财富分配就没有香港那么糟糕。
2
共识性精英政治转向对立性民主政治
我们现在在搞大争论，共识性精英政治为什么在欧美和东亚开始退却了？因为转向了对立性的民粹政治。为什么今天出现了对立性的民粹政治呢？因为信息时代来临，使得精英无法垄断信息。
以前广大民众是不说话，是追随者，将权利让渡给了精英，而现在精英无法垄断信息。
另外全球化所导致的阶级的分化，利益冲突加剧了，使得各阶层的人要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意见。通过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意见。
亨廷顿用了一个词描述这种情况就是社会各阶层都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普力夺（Praetorian）社会”。“普力夺社会”没有对应的中文，表达的是这个社会当中人人都参与政治，社会“泛政治化”。
3
市场经济带来很大痛苦
市场经济带来很大痛苦，有两种应对方式：
- 一种国际层面上就是国家化，提倡贸易保护，美国共和党的部分人士，特别是衰落的中产阶级，主张通过这样的方式应对市场经济的痛苦。
- 在国内层面就是财富再分配，建立福利体系，美国民主党就是要强调用这样的方式应对市场经济的痛苦。
自由秩序的危机之二：异质力量的崛起
除了西方世界自己遭遇了全球化的困境之外，自由秩序的第二个危机就是异质力量的崛起，至少西方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首先是国家资本主义兴起。原来是希望自由市场经济能够一统天下，但现实是另一种新的经济制度模式快速崛起，并且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力量。
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制度竞争开始出现。90年代以来，西方以为世界制度会趋同，但现在出现了制度竞争。
中国的经济奇迹，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强调中国的思想、中国的方案，都是这样一种异质力量的崛起。
此外，中国作为大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政治力量，开始冲击既有的国际政治体系，导致的是大国政治的悲剧或者权力政治的回归。
大国政治的悲剧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这就是为什么我感觉到悲哀，今天全球社会主导国际体系的力量不是经济效率的力量，而是大国地缘政治的力量重新回来，而且地缘政治力量的回归对经济力量的抑制超出我们的想象。
我是做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去4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相互依赖是不是带来世界的和平。现在看来，在强大的地缘政治力量面前，经济力量是很脆弱的。所以美国要搞经济脱钩。
最后是文明的冲突，身份政治凸显。这体现为两股力量的冲击：伊斯兰力量的复兴、中华文明在市场经济面前所体现出强大的韧性。
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市场经济冲击下，中国在文明认同方面也会逐渐趋同，但是中华文明体现出了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一面。
上述三个方面都体现出异质力量的崛起对自由秩序的冲击。
中国与全球化
中国是过去40年以来少有的成功驾驭了全球化的力量，是因为我们有选择性参与了全球化。
首先，商品领域的全球化。我们以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加入到商品的全球化，为什么美国和欧洲特别强调“reciprocity”，认为中国是以不对等的方式加入到全球化，是因为我们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参与了商品的全球化。
生产的全球化，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成为生产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全球化了没有？并没有，现在才刚刚开始。
技术的全球化，我们成为全球化技术的最大吸纳方，但是我们原创性的技术全球化（对外转移）才刚刚开始。
资本的全球化，我们曾经想做，但是后来又发生了退却。
人员的全球化、自由化，我们是没有的。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的种族问题、非法移民问题，我们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信息的自由化我们同样也是很谨慎的。
经过这样的讨论，为什么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我们把全球化的“糖衣”吃了进去，全球化的“糖衣”是世界工厂。
我们有两大优势：巨大的人力资本，我们不光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同时有世界上最多的受过比较好教育的人力资源。我们有比较深入骨髓的教育文化，再穷不能穷教育。
同时又有深入骨髓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文化，口号就是要致富先修路。经济学家研究中国为什么能成功，用了很多学术概念表述中国过去40年经济体系与西方经济逻辑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最核心的就是要致富先修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为企业提供好的服务。我们把世界工厂这个“糖衣”吃进去了。
另一方面，我们把全球化“炮弹”——负面的东西吐了出去，形成了中国特色。为什么能把全球化“炮弹”吐出去？因为我们始终有强大的国家能力。
我们在某些关键领域，比如信息、人员、资本自由化的过程中建筑了非常坚厚的城墙和壁垒。
我们资本、人、信息没有放进来，我们构筑了坚厚的城墙，而且我们有这个能力构建坚厚的城墙。越南等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做独立的搜索引擎吗？基本上很难。
更重要的是过去40年中国奉行了非常低调的外交政策，不当头，不争论。不与别的国家争当领导者，也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从而能够缓解巨大的国际压力。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我们能够成为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中国经济总量的大赶超，1993年超过俄罗斯，1996年超过巴西，很难想象我们在90年代还不如巴西，2000年超过意大利，2005年超过法国，2006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
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错。我们还希望着2030年左右可能超过美国。
今天全球秩序遇到了困境，国际社会如何应对？
一个是国家主义的复兴。以美国为例，特朗普经济学是对内自由，对外壁垒。特朗普政治学的核心是信奉强人政治，退出各种多边制度，同时用各种各样的工具打压对手。
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复兴。内核是平等、反对特权、反对自由竞争。我们看到了桑德斯现象的崛起，这一次桑德斯没有像2016年一样走到最后，但是桑德斯在美国体现出来雄厚的支持力量，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今天在美国受到了很大的欢迎。
美国曾经有一本书《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现在美国社会科学家可能需要写《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全面发酵》。中国某种程度上也在重新采取社会主义的一些方式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痛苦。
新冠：压垮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
首先是暴露出全球领导危机，全球治理需要国际领导，暴露出这个世界是无政府状态，美国不负责任，不愿意承担领导成本。
与此同时，我们中国仍然还缺乏一些大国心态，我们对国际社会对我们的批评采取的方式是怼回去，而不是认真倾听或者真诚解释，这说明中国还不是特别自信。在国际上担任领导，首先就要有挨骂的承受力，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是不挨骂。
全球治理的危机，疫情暴露出没有任何一个国际机制，包括WHO，能够有效应对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经济危机。各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各行其事。不像2008年有G20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全球生产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效率至上的逻辑所存在的问题，疫情过后，在岸生产和近岸生产，将会压倒全球化的生产，成为生产的一种新的趋势，安全逻辑压倒效率逻辑。全球贸易危机，关税壁垒台湾，以及世贸争端机制瘫痪和航线的阻隔。
社会治理的危机也表露出来，过去几年出现了民粹主义和排外主义，这次疫情进一步加剧了排外主义，加剧了本土认同，加剧了对外来人口的敌视。在国内就可以感受到这点，不欢迎人口的流动，要阻隔人口的流动。
社会领域也出现脱钩。我今年2月以来没有任何一次国际出差，现在全取消了。到现在为止出过一次国内差，以前每两个星期我要出一次差。疫情之后，这些类似活动能不能回来？可能会回来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回来。
面对经济和社会的脱钩，中国如何选择？
中国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做全球化衰落的顺应者。比如坚守某些国家主义政策，拒绝更大程度开放，构建独立技术体系，坚持独特的中国模式，适应中美经济脱钩。
第二个选择是区域集团化的拥护者。全球治理越来越难，那搞区域治理行不行？具体表现为重点联合中日韩、东盟，打造东亚生产网络，在东亚生产网络基础上构建或者强化东亚治理机制。
第三个新型全球化的引领者。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自我的更大开放，包括商品、资本、信息、人员、技术。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要为世界提供全球治理的可操作性方案，而不仅仅是口号。
要贡献更多的国际制度与规则，这个国际制度是要能够约束自我的。当年美国建立的很多制度是约束美国本身的，中国现在能不能接受国际制度对我们自身的约束。我们还要提供更多的资金。总之，我们不能独享全球化的好处。
这三个选择恐怕不是非此即彼，是综合性的选择，中国应对全球化的方案可能从会中挑选一些基本的要件。到底未来我们会怎么做，只有实践能够告诉我们。
谢谢！
本文根据作者6月28日下午在民智国际研究院研讨会《经济大脱钩与全球化的哀歌》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文章已获得作者授权。
文字编辑：李卓璇
图片编辑：李卓璇
图片来源：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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