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专家｜国家为何而战：勒博关于战争起因的文化理论

转载自海国图智研究院

原文作者：陈定定、唐世平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历史中的永恒主题。什么样的国际结构原因导致战争？如何防止战争？古代战争与现代战争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几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在孜孜以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一些比较流行的解释。比如，有些学者提出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这种解释的主要关注点是国家之间的实力或力量对比状态，其中最著名的是新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新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两极体系能够促进国际关系的稳定，比如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的两极体系，但是这种理论有着不少的问题。比如，冷战时期的两极体系并没有持续太久；苏联最后的衰落更多的是与其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系，而不是跟美国竞争有关系。

权力转移理论则持相反的结论。这种理论认为权力均衡并不能带来稳定与和平；恰恰相反，战争最容易爆发的时候就是当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实力相当的时候。其原因是崛起大国往往对国际制度或规则有不满，这种不满会随着崛起国实力增强而增加，当到崛起国有足够实力挑战主导大国的时候，不满就会转换成战争。另一方面，主导大国往往不甘心自己的衰落，容易在崛起国尚未羽翼丰满时发动预防性战争来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另一流派则关注国际制度或者是国家内部的制度。就国内制度来说，最著名的是“民主和平论”，即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并且民主的传播将带来一个和平的时代。民主国家之间之所以不会发生战争是因为民主国家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民主国家内部有分权制衡的制度来制约好战的领导人，或者民主国家之间信息交流更加透明等等。目前，关于民主和平论的争议很大。更何况，就战争的起因这一问题，“民主和平论”只有一个负理论：它并不告诉我们战争是为何爆发的。

而以国际制度为核心支点的战争与和平的理论是另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流派，即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国际政治中的“国际制度学派”。但是，对许多研究战争缘由的学者来说，“国际制度学派”更多的是讨论“战争之后”的制度安排的，对战争爆发的缘由，“国际制度学派”和“民主和平论”一样，是一个“负理论”。关于战争的起因的另一个相对不为大家所熟悉的流派是社会心理学流派。因为这一个流派的理论通常都不是大理论，这一流派通常在中国不太为大家所熟悉。但是，这一流派其实也包括许多国际政治领域的巨匠，如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罗伯特·杰维斯。他们的知识借鉴的核心之一就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个体和群体冲突理论，以及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知觉”与“错觉”）。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教授从一开始就属于社会心理学流派。他1981年出版的《在战争与和平之间：国际危机的性质》是对国际危机的社会心理学探讨的经典著作之一。

而最近，勒博教授又新发展出战争的文化建构主义理论。勒博教授现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系国际政治理论教授，同时也是剑桥大学研究员。勒博教授的文化理论以古希腊人的动机与认同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关于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具体地说，他将动机分为四类，即欲望，激情，理智与恐惧。通过对一系列案例的分析，他得出六个命题，分别是：

命题１　最咄咄逼人的国家是急于获得大国认可的崛起国家和谋求霸权的主导大国。

命题２　崛起国家和主导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战争。如果存在战争，崛起国家会与至少一个大国结盟。

命题３　主导和崛起国家倾向于进攻衰落国家和弱小的第三方国家。它们也倾向于与其他大国结盟，来削弱暂时弱小的大国。

命题４　所谓的霸权战争几乎总是意外因素的结果，尽管国家并不希望打战，但是战争还是会不断扩大。

命题５　意料之外的战争升级和对均势的误判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非仅仅因为不完全信息。

命题６　弱国和衰落国家经常发动针对大国的战争。

这六个命题建立在对现存的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权力转移理论，马克思主义，理性主义和定量分析）对战争的解释的批判的基础上。勒博教授的观点和这些理论或者路径的多数假设和预测相左。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激情是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地位、荣誉或者复仇的欲望（复仇也是激情的一种体现）合在一起，可以解释他数据集合中68%的战争。相反，恐惧和欲望分别解释了18%和8%的战争。

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均势主义者认为，战争基本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权力失衡，或者国家受到不完整信息的影响而错误地估计权力均势而引发的，尤其是那些多数大国都被牵涉其中的战争。勒博教授的一系列案例分析挑战了这些观点。误判更多是因为领导人在诉诸武力之前不能够认真进行战争成本的权衡。自1648年以来，大国和崛起国家输掉了一半以上的由它们发动的战争。他的数据表明，三分之二的战争发动者输掉了它们发动的战争。如果战争发动者进行了任何理性的战争成本估量，并且只在它们认为自己能够赢得战争的时候才发动战争，它们赢得自己发动战争的比率要远远超过50%。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很多战争爆发的起源是复仇以重新夺取在前期战争中丧失的领土。这些战争的发动者一直都是衰落的大国和弱小国家，并且它们基本上都输掉了这些战争。复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非理性的引致战争爆发的动机。

数个世纪以来的战争动机的分布并不稳定，它们一直在变化中。其中一个变化和欲望有关。在大国和崛起国家发动的所有战争中，经济收益是18世纪战争的一个重要动机。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财富可以通过劳动分工、工业化、规模经济和国际贸易与合作来增加。慢慢地，各国意识到：和平有助于增加财富，战争则会损害经济发展。因此，在最近几个世纪，因为经济收益而发动战争的频率开始下降。

勒博教授的研究并不认为战争一定就永远不会发生了。但是他成功地挑战了现在流行的一些关于国家间冲突和战争的理论，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未来中美关系和东亚安全局势有很大帮助。

他的研究充分证明了一个观点：即主导国家和崛起国家之间并不会相互攻击对方，这和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完全相反。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因为美国的强硬派一直以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基本框架，来分析中国崛起对于大国权力格局的启示。他们认为，所有的崛起国家都会理所当然地追求重新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国际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点它们不惜发动战争。而美国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恐惧，因此也会发动战争来阻止中国的崛起。但是，这一论断缺乏历史证据的支持；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关于东亚的安全局势，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也持悲观论调。他们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存在历史恩怨、领土争端、制度竞争、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等；这样的后果就是中日之间必有一战。这种悲观论调其实没有理论依据。根据勒博的理论，如何理解荣誉、地位、激情、复仇和理智对我们解释和预测东亚安全局势很重要。虽然中日都追求地位，但今天的地位并不是以战争胜利来衡量的，地位更多的是跟其他非军事性的物品相关。国家可以在其他各类活动中开展竞争并战胜他国获得地位和荣誉，比如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这样一来，中日之间就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的竞争来证明自身的地位和荣誉。

勒博对于战争动机的研究无疑是极有创意的，他对众多历史和思想史资料的掌握更为他的著作带来严谨性和深刻性。但他的研究不是毫无缺点的。例如，他对每个战争案例的定性归纳是可以讨论的，或许很多历史学家不会完全认同他对一些战争动机的定义。而他对他的数据集的数据所做的处理更是有颇多可以改进的地方。

从更加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看，一定意义上说，勒博教授从早期的社会心理学流派走到他如今的“文化建构主义”并不奇怪：社会心理学离文化很近，而文化离建构主义很近（或者说，建构主义离文化很近）。但是，这种过于强调心理机制和文化的关于战争的理论往往会相对忽视一些非常物质性的因素，比如领土、经济利益等等。而这些因素又往往和心理机制或因素相互作战，推动战争或者和平。如何将这些不同的因素有机地整合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理论，勒博教授的书也没有给出太多的答案。

而从社会演化的角度来看，发展出一个一以贯之且相对简约的关于战争导因的理论恐怕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

尽管如此，勒博教授的理论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西方的经典传统思想对现代国际关系的重大意义；同时他也启发我们去重新认识中国的传统思想如何塑造中国外交实践。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学者任重道远，还有很多研究需要学者们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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