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新译】苏联是如何陨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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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新译——

《苏联是如何陨落的？》

By

Charles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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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编译：杨泽宇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海图校对：陈 勇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How a Great Power Falls Apart

副标题：Decline Is Invisible From the Inside

来源：Foreign Affairs

作者信息

查尔斯·金(Charles King), 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国际事务与政治系(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Government)教授。

编译摘选

内容摘要：苏联在斯大林的铁腕领导下走向了繁荣的时期，但是在繁荣的背后也留下了种种隐患。这些逐渐积累的隐患最终在20世纪中后期浮出水面，也引发了苏联的解体。而在苏联解体的二十多年前，一位似乎名不见经传的历史学家就对解体做出了准确的预言。本文从苏联历史学家阿马尔里克的理论出发，带领读者回到苏联仍然繁荣的那个时代，对苏联的解体原因做出了探讨和解释。

1980年11月11日，一辆汽车在这个雨天沿着湿滑的高速公路驶向马德里，车上的作家们要去参加一场苏联人权运动的会议。车上坐着的人们都饱经了人权运动的风风雨雨：弗拉基米尔·鲍里索夫（Vladimir Borisov）和维克多·范伯格（Viktor Fainberg），他们两人都在列宁格勒精神病医院遭受了可怕的虐待；塔塔尔族艺术家古泽尔·玛库迪诺娃（Gyuzel Makudinova），她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许多年，还有她的丈夫--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 Amalrik），他在遭到逮捕和拘禁后逃亡去了西欧。
（Andrei Amalrik生前照片）
阿马尔里克在开车。距马德里约40英里时，这辆车突然偏离出既定车道，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其他人都平安无事，除了可怜的阿马尔里克，他的喉咙被一块金属刺穿了，很可能是被方向盘的转向柱刺穿的。 42岁的阿马尔里克生前并不是苏联最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出版了《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然后移民到了美国。安德烈·萨哈罗夫（Andrei Sakharov）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后由于苏联政府驳回其签证申请而被迫缺席领奖。但是在这些被调查、监禁或者流放的反对派领袖中，阿马尔里克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安德烈·萨哈罗夫）
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的领导下，苏联国内掀起了打击持不同政见者的浪潮，对作家、历史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法律诉讼接踵而至，这使得国内的反政府运动领袖们备受刺激。对西方的许多观察家来说，这种新生的民主运动似乎为逐步淡化冷战提供了一条道路。 1968年夏天，就在苏联坦克驶入布拉格（捷克共和国的首都）的几周前，《纽约时报》用三页的内容阐述了萨哈罗夫（苏联原子物理学家，人权运动先锋）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知识自由”的文章。萨哈罗夫说，在拥核时代，西方和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合作以确保人类的生存。正如他所说，这两个国家体系已经目睹了“融合”，并且必须学习和睦相处，消除国家间差异，采取措施实现全球共同治理。
然而，阿马尔里克给合作派们当头浇了一桶冷水。 1970年秋天，他设法将自己的手稿走私到苏联之外。手稿内容很快刊登在伦敦的《调查》杂志上。阿马尔里克认为，全球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并没有融合，而是实际上在逐渐分裂。甚至共产主义世界本身也有分裂的危险。苏联和中国越来越不信任彼此，这些似乎指明了一场大灾难的即将发生。（一年前的1969年，两国在共同边界上发生小规模武装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但是，阿马尔里克写道，萨哈罗夫的真正问题在于，他未能意识到苏维埃国家和苏维埃体系-维系政治经济秩序的国家体系和共产主义都正走向自我毁灭。为了表明自己的观点，他将自己的论文标题为“苏联能否挺到1984年？”
这件作品展现了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人士的挣扎，这些志士们努力诊断出了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的体制痼疾，不过阿马尔里克也发现了一个更庞杂的政治问题：大国总是受制于自我欺骗。上世纪60年代，苏联政府已经建立了一个会令列宁或斯大林时期的民众难以置信的伟大国家。消费品，单户公寓，太空计划，国际体育英雄，航班遍布全球的航空公司-这些充分展现了苏联社会的成功。然而，阿马尔里克比当时的任何其他思想家都多想了一步，并推导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国家总是陶醉于历史成就中而逐渐衰落。当面对未来时，强大的国家及其公民往往变得保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舒适崇拜”是一种诱人的趋势，在看似稳定的社会中，人们在这种趋势下往往会相信“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结果，当最终危机到来时，一切就会变得出乎意料、令人困惑并最终引发灾难。造成危机的原因会很简单，结果也很容易得到弥补，前提是如果领导人不犯错的话。没人相信有领导人会完全做到这一点。
阿马尔里克也提供了一种异化分析的方法。他建议人们尝试思考一下——如果末日发生，自己该怎样存活，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可能发生的。这种方法是要让人们尝试体验一下自己曾经无法想象的生活，然后系统地、仔细地、彻底地反省自己。这个计划的关键不在于要让人们从一个极端的情况去推导一个特殊的结论，而在于让人们跳出自己线性变化的思维，哪怕只有一会，也要考虑一下——或许现在对自己而言难以置信的结果，在未来可能会成为历史学家谈论该如何避免的灾难。
从2020年开始算起，阿马尔里克的作品发行在50周年之际产生了出人意料的时效性。他担忧苏联该如何处理内部的种种危机，包括国内秩序的不稳定，狡猾、冷酷而又腐败的政客，体制矛盾引发的国内动荡。他想了解社会崩溃的逻辑，以及错误的政策选择会怎样引发解体。他的预言是有时间限制的，预测了1984年之前的事情，但是这些预测在今天仍有着幽灵般的回响。人们想要知道这个大国是怎样终结的，而其实这种求知欲比直接研究其解体可能更有破坏性。
摇摇欲坠的国家阿马尔里克在文章的开头就列举了为什么他有资格提出这些。作为一名历史学学生，他曾研究过基辅罗斯公国（Kievan Rus）（这个中世纪的公国为后来兴起的现代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奠定了历史基础）。但他却因为自己的研究而受到了排挤。他被莫斯科国立大学开除了，因为他指出真正创立俄罗斯的是北欧商人和殖民者，而不是斯拉夫人。这一说法现在已被历史学家广泛接受，但当时与苏联官方历史著作背道而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作为作家和记者的战友，他与苏联的民主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认识苏联国内的民主运动领袖。他说，他对于西方世界的意义，就像是一条会说话的鱼对鱼类学家的意义一样：他们都神奇地传达出了另一个世界的秘密。
阿马尔里克在下文中指出：通过调查一个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来对这个国家做出政治预测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人们可能会将同伴区分成自己的敌人，或者反过来被那些所谓的“专家”定性为敌人（强硬左派，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等）。但是这种分类并不能很好地将不同意识区分开来/比较模糊。即使是被定性为同一类人，他们对于什么才是东正教的正统信仰或哪种政治纲领更加清晰合理等等这类问题也几乎无法产生共识。
更好地思考政治裂隙（political cleavages）的方法是观察社会中哪些部分受到变革的威胁最大，哪些方面又希望加速变革，然后思考国家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差异。官僚和政治界人士想保住他们的工作。工人想要更好的生活水平。知识分子质疑民族身份起源的真实性（前文所提阿马尔里克因此而被大学除名）。这些分歧会给国家权力机构带来巨大的问题。 “自我保护显然是主要的动机，”阿马尔里克写道。 “（政府）唯一希望的是一切都照旧进行：权威得到认可，知识分子保持沉默，危险而又陌生的改革不会发生，制度也就得以稳定。”但是，当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不同世代之间权力的转换发生时，事情无法按照旧套路演变时，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呢？镇压永远都是一种保留节目，但是聪明的统治者将有选择地使用他们的权力——起诉作家，或者解雇与领导层意见不符的高级官员。更加开明的当局可能会“通过渐进的变化和零星的改革，以及以更聪明，更合理的团队取代旧官僚”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但是，人们应该对承诺改革的领导人实际执行的程度持怀疑态度。各国政府善于指出其他政权的或者整个时代的过失，但对根植于其自身政权的社会不公却一叶障目。阿马尔里克认为，对于像苏联这样的大国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大海上平稳地航行的同时将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它就不会有动力去看一下核心的腐烂部分。 “该政权认为自己是完美的，因此无论是出于自身意志或者是出于对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让步，都不会希望改变自己。”同时，旧的镇压工具（在苏维埃指斯大林主义）已被放弃，因为既落后又不人道，现在已经过时而无法运作。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变得越来越差异化，对国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是人们却不太相信国家可以实现。这个国家唯一可以称道的政治体系，也远比任何人（甚至那些致力于复兴的人们）所能接受的程度还要脆弱许多。
当然，没有人思考过自己的社会正处于危险之中。在与同志交谈时，阿马尔里克提到说，他们只是想让事情平息一下，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公民倾向于将自己的政府视为既定的条件而不是可变量，好像什么都无法替代他们所熟知的国家机构一样。公众的不满通常不是针对政府本身，而只是针对某些缺点。 “每个人都对财富的差距，工资低下，严峻的住房条件以及（以及）因基本消费品的缺乏而感到愤怒，”阿马尔里克写道。只要人们相信总体上情况会好转，他们就会满足于坚持改良主义的思想和逐步积极改变的希望。
 至此，阿马尔里克一直遵循萨哈罗夫和其他民主派人士所熟悉的分析思路。稳定和内部改革始终处于对立的两极。但是他随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突破点在哪里？政治体系在触发两个极端之前会花多久完成变革？—是变革首先遭到受变革威胁利益的人的强烈抵制，还是变革者们先意识到他们的目标在当前秩序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已不再可能实现，只能通过正真的革命来推翻？阿马尔里克警告说，在这里，大国自欺欺人和自我孤立的倾向使他们处于特别不利的地位。他们将自己与外部隔离，也很少吸取从数百万来就不断积累的人类经验。他们倾向于想象自己不受影响其他地方和系统的侵害。同样的倾向可能会在整个社会中蔓延。各个社会阶层可能会感到与政权相隔绝，阶层之间也彼此分离。 “这种孤立已经存在于社会的每个角落，从官僚精英到最底层的社会，都个人对世界及其在世界中所处位置都产生了错误而虚假的印象，”阿马尔里克总结道。 “然而尽管这种社会状况让政体更好地维持了稳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幻象与现实的对抗变得不可避免时，政体的崩溃只会因此而更加彻底和迅速。”
没有理由相信这种社会崩溃的推论只会威胁到某些精英阶层。在合理的情况下，整个国家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在自己的结论中，阿马尔里克明确了这种结果发生的四个驱动因素。一个是扩张主义、干预主义外交政策造成的“道德厌倦”和随之而来的永无休止的战争。另一个是长期的军事冲突导致的经济上的困难（在阿马尔里克的想象中，指的是即将来临的苏中战争）。第三个原因是，政府将越来越无法容忍社会上公开表达的不满情绪，并暴力镇压“部分民众的不满或各地方零星的骚乱”。他认为，当镇压者（警察或内部安全部队）“与骚乱人群属于不同的民族”时，这些镇压行动可能尤其残酷，而这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些民族之间的仇恨”。　
然而，是第四个趋势直接预示了苏联的终结：政治界中的相当一部分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放弃与首都政府的友好关系来保证自己的未来利益。阿马尔里克认为这可能发生在苏联少数民族中，“首先出现在波罗的海地区，高加索地区和乌克兰，然后出现在中亚和伏尔加河沿岸”，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他更主要的观点是，在危机时期，这些精英们面临决策问题。他们会紧紧依附于曾赋予他们权力的国家系统，还是将自己重塑成知晓国家将倾的有远见的智者？尤其是如果该政权被视为“失去对国家的控制，甚至脱离现实”，权力中心之外的精明领导人就会有动力去保护自己，并在国家倾覆时无视上级的指示。阿马尔里克说，在这样一个不稳定的时刻，某种程度的重大失败将足以“推翻该政权”——例如“首都民众不满情绪的爆发，罢工或武装冲突”。他总结说，苏联政权的倾覆“将在1980年至1985年之间的某个时间发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终章阿马尔里克错估了国家瓦解的确切日期，他的预测比实际日期提前了7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试图实现国家的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民主的进程释放了国内潜在的一系列力量，并导致苏联在1991年逐步分裂。这一年年底，戈尔巴乔夫从这个衰败国家的领袖位置上宣布辞职。不过，在世界历史性事件的政治编年史上，阿马尔里克的准确性可能值得一提。他对大局的掌握是正确的。以苏联为例，改革在本质上与国家本身的存续是不相容的。
在西方的学者和政策专家着手于提出自己的关于20世纪的历史观点与理论时，阿马尔里克已经死了。这些学者们——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警告了帝国过度扩张的危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对自由民主写了千禧年赞歌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文明间的新种族主义冲突。但是在90年代初期，阿马尔里克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他对苏联解体后的情况特别有见识：独立国家的团结，俄罗斯主导的新的联邦，波罗的海的共和国加入“泛欧联盟”以及中亚发生的革新（革新保留了苏联的壳子和地方专制的特点）。美国保守派人士把阿马尔里克称为西伯利亚的卡桑德拉（古罗马神话中具有预言能力的女神）。尽管全球主义者和反核派支持萨哈罗夫，并幻想与一个暴政的帝国共存，但争论还是存在的，他们本来应该留意阿马尔里克的意见。这样做可能迫使他们与摇摆不定的苏维埃国家提前开始对峙并加速共产主义的瓦解。例如那句“勃列日涅夫，推开这堵墙（指柏林墙）！”（美国总统里根曾在演讲中呼吁苏联领导人拆除柏林墙）。
阿马尔里克也错估了很多地方。他错误地判断了苏中战争的发生，而这场战争是他理论分析的支柱之一（尽管有人可能说苏阿冲突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品：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由腐朽的领导人发起，最终耗尽了苏联政府的资源。他夸大了与苏联解体有关的暴力行为。解体比任何人所料想的都要和平得多——尤其是考虑到边界争端的频发，民族主义的冲突以及在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内部的精英竞争。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它的继任者之一——俄罗斯已经重塑了自己的强大力量，并有能力做苏联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了解和利用其竞争国家的主要社会分歧，从美国到英国，并就此发挥重大的政治和战略影响。阿马尔里克没有预见到国内的东西方因素融合的可能性，虽然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资本主义垄断寡头受到外部监视，极为不平等的人权处理方式，对全球产业供应链的依赖性，面对经济冲击和病毒疫情的脆弱不堪。如果得知萨哈罗夫的“两种制度和平共处”最终以这种形式呈现（并至少持续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感到惊讶。
“苏联的火箭已经到达金星，”阿马尔里克在他1970年的论文结尾处写道，“但是当时在我居住的村庄里，土豆仍然是手工挖掘的。”　他的国家斥巨资追赶其竞争对手。作为全球超级大国，苏联一直在努力竞争。但是最基本的事务却无人留意。国家的公民受困于经济发展停滞，彼此之间以及对他们的领袖了解甚少。在这种情况下，阿马尔里克感到，渐进的民主化和与西方进行卓有成效的合作的未来是一种幻想。在面对一系列外部冲击和内部危机，并受到国外更具活力和适应能力的竞争者的追赶的情况下，这个国家远要比当时任何人所能猜到的要短寿得多。
所有国家都有终结的时候。每个社会也都有处于低谷的时候——被黑暗笼罩，面临即将来临的冲击。阿马尔里克写道，早在六世纪，人们就满不在乎得在古罗马城市广场的遗迹上放牧山羊了。作为一个本身具有一些理论条件的理论家，他在许多方面都是宿命论者。他认为苏联缺乏进行体制改革的敏锐感，但是仍然可以生存，他是正确的。但是他更主要的贡献是向其他体制不同国家的公民展示了该如何关心国家政治。他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使人们深入了解政治的秘密，也可以使人们敢于提出在当前时代似乎过于古怪的问题和思考。
这种方法揭示不了政权永生的秘密。（请记住那些在遗迹里吃草的那些山羊。）但是，通过系统地研究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结果的潜在原因，人们可能会变得更加聪明——面对现在需要做出的、困难的、引发权力变更的选择时更加敏锐。而正确的选择将使政府对社会变革更有责任感，这些选择也会使一个国家在历史的舞台上留下更耀眼的印象。处于权力中心的人不习惯于居安思危。但是在少数派眼里，在持有不同政见的人士们和流离失所的人们眼中，一个国家必须熟练掌握这种反省自我的技巧。我们是否应该继续等待变革的世纪？我们在变革时又该准备些什么？我该在哪里发挥怎样的作用？无论是生活还是政治，“希望”二字都不是绝望的解药，真正的解药应该源于自己想法和筹划。

本文由海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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