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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鼠疫大流行与新中国防疫体系的建立
鼠疫的三次世界大流行鼠疫是一种存在于啮齿类与跳蚤的一种人畜共通传染病，它由鼠疫耶尔森菌引起，这种细菌通过染病跳蚤叮咬、直接接触和吸入肺鼠疫患者的呼吸道飞沫等方式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播。临床上表现为发热、严重毒血症、淋巴结肿大、肺炎、有出血倾向等。鼠疫在世界历史上曾有多次大流行，因其流行性和危害性被世界各国列入烈性传染病的名单。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鼠疫流行，首次爆发的鼠疫疫情是在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建都于君士坦丁堡，因其版图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当地疫情的爆发带来了世界性的鼠疫流行。因为此次大流行发生于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统治时期，这次鼠疫也被称为“查士丁尼鼠疫”。鼠疫细菌从首都君士坦丁堡传播至西欧，又在地中海地区流行了两世纪之久。这次鼠疫大流行使得欧洲南部1/5的人口丧命，在五六十年间造成的总死亡人数估计达1亿人。
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开始于公元14世纪20年代，一般认为病源地为中亚细亚的戈壁。1347-1350年间，仅在欧洲就有2000万人死于鼠疫，1350-1400年间的欧洲人平均寿命也因此从30岁缩短到20岁。被感染者面部、颈部、腋下、腹股沟出现大肿块，皮肤出现黑斑，并大多在48小时内死去。鼠疫在这次流行中也被称为“黑死病”，受灾最严重的佛罗伦萨在此次疫情中，城中95000人死亡了55000人。直到16世纪末，欧洲每10年就发生一次鼠疫流行高峰。
第三次世界性的鼠疫大流行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病源地被认为是中国的云南省。云南赵州诗人师道难在《死鼠行》一文中用“鼠死不几日，人死如圻堵”等语句描绘了当时云南疫情的惨烈状况。相较于前两次，这次流行波及地区范围更广。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及其附近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我国南方的鼠疫之后蔓延到印度, 1900年传到美国旧金山,在10年期间就传到77个港口的60多个国家, 死亡达千万人以上。疫情在几十年间相继波及亚洲、欧洲、美洲和非洲。这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到20世纪30年代才得以终止。
大流行引发多国对公共卫生体制进行完善鼠疫的世界大流行，引发了许多国家对建立完备防疫体系的迫切需求，也为完善当地公共卫生体制提供了新的思路。欧洲在与黑死病纠缠的漫长过程中，不仅探索出了隔离检疫的方式，也开始颁布防治传染病的法规，逐步建立从中世纪沿用至今的卫生体制。例如当地政府在港口设置港务监督——作为“健康督查人”的官员。城市内出现“城市医生”等专职防疫人员。威尼斯在1374年成为第一个禁止来自疫区的旅行者和商人进入的城市。1377年，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拉古萨共和国首先要求所有来自疫区的商船在指定地点停靠40天后才允许靠岸[5]。而“海港检疫”（对船舶及其附属设施、船员、乘客、行李等进行的医学卫生检查）的概念，也在此期间产生。
而针对中国地区的鼠疫流行采取的治理手段，对于近代中国的防疫体系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意义。在1910-1911年肆虐东北，造成6万余人丧生的鼠疫大流行中，清政府起用留洋医学博士伍连德主持防疫工作。伍连德是我国著名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他的团队在这场疫情中使用隔离、消毒、阻断等科学防控手段，用时四月消灭了这场因捕杀旱獭所引发的惨烈疫情，拉开了我国近代防疫体系的序幕。
新中国防疫体系的探索与建立1910-1911年始于东北一带的鼠疫大流行是我国防疫事业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这场瘟疫波及数省，造成巨大的社会恐慌。此次疫情过后，中国百余年再无如此惨烈的公共卫生灾难。对此次鼠疫的防控展现出我国防疫工作在不断细化和提高。在此次防疫中，以伍连德为首的中国医疗团队总结出了不少应对疫情的经验措施，为之后我国防疫事业的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首先，采取隔离检疫、限制交通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蔓延。当时的清政府实施了多区域的隔离政策，对东北实行“防救兼施、水陆并举”的封关、封海等措施，在山海关封关、东北封海后将疫区划分为关内外两大板块。并阻断了东北入关的部分铁路交通，沿线车站分段设点“节节察验”。防疫机构被大量设立于港口，严防嫌疑船只驶入。在青岛，德占当局对外来本国侨民实施为期十天的隔离，确保健康才可进入[6]。严格的隔离政策将重疫区限定于东北一带，大大减轻了关内压力，为抗击疫情提供了更多时间和条件。
其次，就地火化尸体以防止疫情反扑。在东北抗疫的过程中，伍连德曾电奏朝廷请求尽快批复焚尸灭疫案，要求就地火化尸体并消毒。伍连德发现，鼠疫细菌可以在尸体上存活数日，传统的丧葬方式可能使得细菌随尸体再次传播，让之前的防疫措施功亏一篑。虽面临着当地民众因为信奉“入土为安”的习俗而产生的矛盾，这项基于群众卫生健康考虑的焚尸政策仍在有力展开。焚尸灭疫的政策切断了人际传播，也杜绝了啃咬尸体的老鼠来年继续传播鼠疫。这项切断传染源的措施也带来了令人振奋的战疫效果。焚尸政策开展当天，哈尔滨“死亡数字开始下降”，此后两个多月“逐日减少”，“并无反复”。
最后，增设官方防疫机构，增加民间防疫组织来管理群众。疫情下社会秩序的混乱，需要更明确的管理制度和更多的人力资源。东北疫情恶化后，清政府要求有关地区增设卫生会及防疫局，并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设立防疫卫生队，调派更多人手于防疫事务所和医院。民间防疫组织则多由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组成，作为官方防疫的重要补充力量，以及和民众沟通的润滑剂。两者结合能促进防疫政策更好的实施。
经过四个多月的努力，一度威胁大半个中国的鼠疫退散。东北鼠疫的成功处置是20世纪人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典范之一。此次疫情中建立起的隔离、消毒、尸体处理等一系列逐渐完备的防疫体系，为新中国以后的疫情处置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意见。
当前肺炎疫情下的现代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成熟的防疫体系。无论是要求外地人员14天隔离，公众场合佩戴口罩，还是武汉“封城”等措施，无一不在努力阻断疫情的蔓延。随着现代医疗知识的普及，民众对政府的防疫措施的配合度和理解度也越来越高，很少再受到旧俗或封建迷信思想的束缚，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强了防疫的效率，减少了社会的恐慌。一场疫情的流行，不仅是对各个国家防疫体系的挑战，也从侧面促进着公共卫生体系更完善的发展。
（潘羿如）
参考资料
[1]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内蒙古再现鼠疫》
[2]世界卫生组织官网：《鼠疫》
[3]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鼠疫》
[4]孟庆云.“人见死鼠如见虎”——鼠疫的三次世纪性大流行[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3(08):42-44.
[5]杨雪. 黑死病：欧洲人的铭心之痛[N]. 科技日报,2020-05-06(001).
[6]谷永清.1910-1911年东北肺鼠疫的政府防控与民间应对[J].东岳论丛,2020,41(07):67-77.
原文摘自《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总第62期
本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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