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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辛迪加】民主化创新

海国图智001 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1-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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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图新译——

民主化创新


By


Dani Rodri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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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委托海国图智研究院翻译,进行全球传播。报业辛迪加与海国图智致力于携手整合国际多语资讯,为中国与世界读者提供国际、各界、多语专家的思想精华,促进国内外作者的互动交流。


本期编译:萧静怡,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文章信息


原标题:Democratizing Innovation

来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信息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是哈佛大学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直言不讳谈贸易:如何打造一个明智的全球经济》一书的作者。

编译摘选




剑桥———创新是驱动当代经济的引擎。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生产力的增长,而生产力的增长又取决于新技术的引进和传播。由此一来,这些新技术让我们能以更少的地球资源,生产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普遍理解创新的重要性。然而,很少有人认识到,创新议程被为数不多的投资者和企业群体掌握,而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不一定反映社会需求。

 

在如今的发达经济体中,私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的研究与开发工作。商界在研发总支出所占份额各自不同,从新加坡的60%到韩国的78%不等。在美国,商界占的份额偏高,为72%。但事实上,公共部门为私人研发提供了必要条件,如社会、法律和教育基础设施。

 

私营部门的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基础科学和研究实验室的资助。它依靠由公共基金资助的大学所培养的科学人才。国家通过派发专利赋予创新者垄断权,并通过劳动合同法确保私人研发的收益。再者,私人研发通过税收抵免和其他政策,得到国家的大量补贴。

 

作为一个社会,我们不仅应该关心整体的创新进程,还应该关心新技术的具体研发类型。我们应该确保投资的技术安全、不损害环境、并且赋予自我完善的能力。与此同时,新技术不应该只是取代劳动力,也需符合民主价值观和人权。

 

技术变革的方向不是固定的,也不由社会和经济体系以外的因素所决定。相反的,它是由激励机制、价值观和权力分配所塑造。

 

尽管政府大力支持创新,但事实上他们通常很少关注技术变革在私人领域的走向。然而,私营企业的优先考量往往导致它们对具有长期回报的技术投资不足,比如能够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再者,他们对数字化创新对人权或隐私造成的影响缺乏关注。例如,制药公司为了获得更好的回报,往往会着重开发针对发达经济体罕见疾病的高价药物,而不是影响贫穷国家数百万人的热带疾病疫苗。

 

此外,公司为了增加对资本及经营管理的回报,往往会对自动化技术进行过度投资,最终牺牲员工的利益。正如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 和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指出,这可能会产生“平庸的技术”,不仅对提高生产力没有太大的作用,还会让员工的处境更糟。

 

对自动化技术的执着,也有可能把最聪明的投资者引入歧途。2016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 宣布将在一个新的全自动汽车工厂制造特斯拉 Model 3轿车,其运行速度将超过人类的可行速度。两年后,计划陷入困境,新工厂出现了严重瓶颈,表明实际产量将远远低于公司的目标。马斯克被迫在工厂里建立一条新的流水线,全由工人运行。他在推特上承认:“人类被低估了。”

 

创新者的优先考量自然由他们自身的文化和社会背景形成。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哈佛商学院教授乔希·勒纳(Josh Lerner)和拉马纳·南达(Ramana Nanda),对创新者与普通人的价值观和优先考量进行了量化比较。

 

在美国,风险投资在初创企业创新融资中的份额过高。风险投资行业高度集中,前5%的投资者占了融资的50%。

 

旧金山湾区、大纽约和大波士顿三个地区大约占到了整个行业的三分之二。顶级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也有超过90%来自这三个地区。再者,由于经常为其他投资者把关,顶级风投公司的影响力甚至更大。

 

大部分做出投资决定的人拥有相近的出身和教育背景。勒纳和南达报告称,在顶级风险投资公司担任至少一个董事会职位的人当中,就有四分之三的合伙人曾就读常春藤大学、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将近三分之一的人毕业于哈佛或斯坦福商学院。因此,不出意料的话,该群体做出的投资决定,将受到他们的社会背景所影响。

 

勒纳和南达认为,风险投资公司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可能导致其他地区的创新活动 “空心化”。他们表示,“其他城市的风险投资公司,在对当地经济活动进行评估后,可能会选择对非常不同的公司进行投资。”

 

公共创新项目在优先考量上也普遍具有偏向性。在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是高科技创新项目的最大支持者。顾名思义,它面向军事应用技术。虽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旗下的许多项目也产生了民用效益(不仅仅是互联网和全球定位系统),但机构的优先考量显然围绕着国防事项。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清洁能源技术对应机构,也就是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E),仅有前者预算的十分之一。或许最大的遗漏是,目前没有一个国家有专门资助“劳动友好型”技术开发的项目。

 

如果技术创新是为了服务社会,它的走向必须反映社会的优先事项。由于大家普遍认为改变技术的进程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此政府回避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责任。然而,我们还未尝试足够的方法将科技引向正确的方向。创新至关重要,不应该仅由创新者决定议程。


版权所有:报业辛迪加,2019。



本文由海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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