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文章】新冷战的分析：正剧与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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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风云
新冷战的分析：正剧与笑剧
关键词：中美关系，新冷战，外交政策分析
摘要：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对华外交异动频频，在一系列的官方文件与演讲中，美政府及高官堆砌了大量冷战式的术语与二分法叙述。在如何认识这些“新冷战”动向上，现有观点多将其定性为“特殊时期满足美国国内选举需要的短期举措”，缺少将其视作一项严肃外交战略一部分的整体性分析。本文认为：分析美对华“新冷战”动向需首先将其视为严肃的长期外交战略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做到“以美审美”，即从冷战外交战略思维的角度分析“新冷战”战略的成色。为具体阐述此论点，本文将对比美苏冷战初期乔治·凯南的对苏外交战略思维，分析“新冷战”外交战略的行动逻辑及内在问题。
近期美国对华外交频有异动：5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6月下旬以来华府高官发表一系列鹰派涉华讲话。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chael Pompeo）在尼克松故居前发表题为《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总结式”演说。稍后的7月30日，美国国务院官方推特转发了蓬氏演讲中关于“中共政权是一个马列主义政权”的言论，其鲜明的“新冷战”色彩引起国际热议。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新冷战”动作并不“新”。早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201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中，美国政府就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此后副总统彭斯（Michael Pence）在2018年和2019年两次发表对华政策主题演讲，其严厉程度较蓬佩奥演讲不遑多让。鉴于这些“新冷战”动作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一脉相通且时间跨度较长，我们应视其为代表了美国政治界、战略界某些思考的严肃战略，而非只是一二政客的简单投机行为。那么就一外交战略而言，“新冷战”战略的行为逻辑是什么？效果如何？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下文将对比冷战初期乔治·凯南的对苏外交战略与“新冷战”的对中战略，分析后者的行为逻辑与内在问题。
历史的正剧：乔治•凯南的战略分析
当我们看到华府熟练地捡起“自由世界-共产党国家”、“共产党-人民”等词汇和二分法叙述时，我们不应忘记塑造这一话语体系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作为一名资深外交官和富有洞见的战略思想家，凯南成功塑造了冷战初期美国对苏外交战略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其余响至今不绝。而这种非凡影响力的基础是凯南对敌（苏联）、我（美国）、友（潜在盟友）三个维度的深刻认识和分析。这集中反映在凯南1946年2月的“长电报”(The Long Telegram)，与1947年7月的《苏联行为的根源》(The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这两篇在那个关键历史节点上诞生的文件中。
在二战结束的初期，美国政府内对苏联的态度存在严重分歧。一派以杜鲁门总统（Harry S. Truman）为首，强调对苏强硬；一派以“保守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A. Taft)为首，同样主张对苏强硬，但同时主张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而在强硬派之外，以时任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为首的“自由主义者”则反对与苏联决裂，主张维持美苏在战时形成的合作关系。
这种对苏态度分歧的根源在于美国国内——特别是政府内部——对苏联认知的不足与混乱。彼时苏联虽然在东欧、伊朗和土耳其的势力划分上与美国出现摩擦，但因二战前两国长期的隔绝生疏与在二战期间两国的紧密合作，包括美国政界人士在内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苏联，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苏联这个二战期间的重要盟友。因此当凯南的两篇雄文面世后，其人立时在美国政府内外声名鹊起，成为“冷战早期一位关键的政策制定者”（米尔斯海默语）。
凯南的脱颖而出并非偶然。24岁时学习俄语、26岁开始深入研究共产主义和多年驻苏外交的个人经历，使凯南形成了一套基于对苏联意识形态及国家历史分析的、高度自洽的对苏认知。凯南指出：苏联并非伙伴，而是竞争对手。苏联政权对西方存在强烈的不安全感、敌视和冲突倾向，与美国存在根本性的敌对关系。具体言之，在意识形态方面，凯南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教导苏联通过暴力手段解决经济冲突。而为了争夺世界经济的主导权，推翻境外“反动的、顽固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政治势力是社会主义苏联的历史使命。这种基于意识形态的暴力论和宿命论使苏联注定成为美国的敌人。
同时，凯南认为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强化了苏联对西方的不安和敌对身份的建构。历史上俄罗斯因长期与“凶暴的游牧民”为邻，而对地区内出现的“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社会”带有传统的不安全感。而十月革命后最初一段时期的经历——作为少数派通过解散立宪会议上台以及内战中遭受西方干涉——则加重了苏联领导人的不安全感和对西方的敌视。近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接触到经济相对发达的西方后，出于对西方渗透的担心，苏联对西方的不安与敌视又再次被放大。
在对苏联行为的认识上，凯南精准地指出，意识形态、历史经验和物质条件的建构使苏联的行为本质上趋于保守而非军事冒险。“苏联关于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的理论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它并不急于实现这一目标”。苏联可以为最后决战作长期的准备，也不会为虚幻的未来而冒丧失目前所得的风险，因而不具备冒险性。俄罗斯历史上的教训也教导苏联要谨慎、灵活，因此苏联“不会为进行必要的退却而不安”。只要它的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并明确地展示使用这个力量的决心”，苏联就会倾向于在外交上作出让步，而非寻求军事冲突。最后，在物质条件方面，苏联的国民经济脆弱且不平衡。除冶金和机械制造业外，苏联的其他产业在基础设施、效率、技术、管理方面都落后于西方。这些问题在短期都无望改善。因此苏联的经济力量无法支撑其扩张性政治抱负。
面对这样一个危险、狡猾又多少有些外强中干的对手，美国应如何把握国内的局势？凯南认为应凝聚国内共识。首先，应加强美国的国内治理。美国必须保持其国内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以应对共产主义的渗透。这要求美国政府在国内推行能解决社会问题的进步政策，提升美国人的士气和纪律性。再者，政府与新闻界须合力通过宣传来“教育”美国公众，“了解俄罗斯问题的真相”，重塑美国人对苏联的认知。如此一来，因不知情而造成的“歇斯底里的反苏情绪”会减少，但冷静面对“丑陋现实”的人则会变多——其方法的实质是通过重构关于苏联的宣传导向和话语体系发展出更坚定的反苏人群。另外，即使两国外交上完全翻脸，美国也无需担心付出高昂的成本。美国并无多少在苏投资与对苏贸易需要保护，且因为苏联官方对与势力范围外国家间发展经济合作的漠视态度，未来苏美经贸联系也不会变多。
最后，凯南还准确评估了潜在盟友的心理并指出了赢得这些盟友的方法。他认为，欧洲国家已因为战争而疲惫不堪，且对重蹈覆辙格外恐惧，因此他们格外看中自身的安全而非抽象的自由，需要的是“领导”而非“责任”。因此，为了让这些国家按照美国所希望的模式发展，美国需要树立起“可以承担起一个世界强国责任”的可靠形象，并为其他国家描绘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以此来吸引和领导其他国家。更妙的是，在凯南的“长电报”发出后仅一月后，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就在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其中“美国拥有强大力量并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和“英美结成特殊关系”等说法都与凯南对盟友的判断相呼应。这更加“证实”了凯南战略的前瞻性和可行性。
综上所述，凯南的对苏战略思路清晰且极具可行性。由意识形态和国家历史造成的、短期难以改变的敌对身份出发，凯南清楚有力地向美国政府内外说明了苏联究竟是什么以及美国为什么要与苏联敌对。另外通过阐述苏联行为模式、美国应如何整合国内力量以及美国应如何团结盟友，凯南不但揭示了与苏联博弈的“取胜之道”，还在具体策略上给出了可行性极高的方案。这种高质量的战略对美国的对苏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冷战期间美国政府的对苏具体政策有过几轮调整，但其行为底色都不离凯南若干年前对“敌-我-友”三方的战略认知。从“马歇尔计划”和成立北约的“领导自由世界”到“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示敌以力，甚至到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把希望放在下一代”，凯南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得上是历史正剧的剧本。
当前的笑剧：“新冷战”的行为逻辑与问题
凯南对苏冷战战略的思考为评估美对华“新冷战”战略提供了“教科书式的”理想对照标准。不过可笑的是，这两者可比性的基础不在于当前的国际局势与二战后的局面有多相似，或中国与当年的苏联有多少可比性；而在于本届美国政府对华战略设计者们表现出的对旧式冷战思维的迷恋和“刻舟求剑”式的模仿。这种不合时宜的迷恋与模仿直接导致了“新冷战”在形式上虽然热闹但在战略层面沦为一出水过地皮湿的笑剧。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同样由身份重构开始。奥巴马时期，美国由于被经济危机和中东问题的牵扯，与中国的保持着“既合作又竞争”的非友非敌关系。但自特朗普总统任期开始，美国政府即着重从片面强调美中经济领域的矛盾着手重构中国的“经济敌对身份”。尤其自2018年贸易战以来，特朗普政府特别强调中国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补贴、倾销、强制技术转移、间谍盗窃等——对美国经济安全造成侵害和威胁，这一叙述模式也一直沿用到近期一系列“新冷战”文件和演讲中。客观来说，这一身份重构策略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2019年8月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华恶感自贸易战爆发的2018年开始骤增，至疫情爆发前2019年已达60%。而今年3月的民调则显示85%的美国人认为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对美国而言是个问题（49%认为是严重问题），62%的美国人则将中国视为对美国的主要威胁。然而细究之下，这种单纯从经济角度重构中国身份的策略并不成功。今年3月的同一份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美中经济问题的关切仅列第四，居于对中国在环境、人权和网络攻击方面行为的担忧之后——然而美国对中国这三个方面的指责早在奥巴马时代之前就已开始，特朗普政府并没有“首倡之功”。因此可以说“主打中国经济威胁”的策略并未达到特朗普政府的预期。
或许是察觉到经济威胁作为单一论点的分量不足，特朗普政府也着手将中国在经济、意识形态（特别是人权）、军事等方面对美国的威胁进行捆绑推销，试图把两国关系定义为某种“全方位敌对身份”。但相较于凯南战略思想的直指核心，这种策略显得比较业余、凌乱，且成效不尽人意。以华府今年5月20日发布《对华战略方针》以来的行动为例，在除开占据约一半篇幅的“反中成果展示”后，这份“新冷战战略文件”缺少阐述中美间某种“不可调和矛盾”的核心论点和完整逻辑链条，却在不长的篇幅里采用“乱枪打鸟论证”（gish gallop），通过在多领域指责中国来试图坐实中国的敌对身份。但因其涉及太多话题和细节，反而造成了重点“失焦”。紧随其后的一系列高官演讲虽然更加言辞激烈且对具体领域中的“中国威胁”有所补充，但在核心论点上依然付之阙如。且由于国务卿蓬佩奥在“收官演讲”中犯下一些常识性错误，这种对“全方位敌对”的鼓吹反而在美国战略界造成分歧和反弹。具体可见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7月23日《华盛顿邮报》文章中批评蓬佩奥在演讲中对中国行为模式和尼克松对华政策的错误理解。
在对中国的行为的认知上。由于对中国身份的重构基于“新冷战”策动者的“一厢情愿”（wishful thinking）而非对现实背景的严密论证，“新冷战”战略的策动者对中国的行为产生了“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并在论述中使用了“单方论证”（cherry picking），因此显得与现实格外脱节。在“新冷战”策动者们对中国的认知与“证据链”里，中国对外接触时强调意识形态竞争，军事上野心勃勃、四处挑衅。这与现实的偏离大得令人发笑。在对外接触方面，自邓小平时期以来，中国已不热衷于输出意识形态，而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扩展自身的影响力。在军事方面，中国的2019年国防白皮书明确说明，中国的战略重点是维护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另一个被“新冷战”叙述漏去的关键事实是：自1979年对越战争之后，中国虽然军力日盛，却再未与一个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因此如理查德·哈斯5月7日《华尔街日报》文中所言，中国至多是“一个寻求削弱美国在其后院影响力并增加对邻国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北京并不寻求推翻当前世界秩序，而是要增加自己在其中的影响力。”对这些关键事实的忽略不只反映出“新冷战”叙述漏洞，也反映出策动者的无意的愚蠢或有意的偏执。
在对美国国内局势的把握上，相较于凯南凝聚国内共识的方法，“新冷战”战略幕后的策动者们的操作可谓背道而驰。迫于国内疫情防控不利以及迫在眉睫的总统竞选的双重压力，于此时刻打出“中国威胁牌”来为开脱和造势固然是权宜之举，但也为“新冷战”战略在凝聚国内对中国的共识上增加了更多阻碍。首先，一个绕不开的基本事实是：美国正因为特朗普政府防控疫情失败而陷入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在此时指责中国并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故而特朗普在疫情问题上对中国牌的过度使用也不出意料地引起《大西洋月刊》、《外交政策》、《名利场》等媒体刊文批评。这在客观上打破了美国政府与媒体在对中问题上的“统一战线”，使美国国内对中国的声音变得混乱。同时由于总统大选临近，美国民主党也不容许特朗普在此时期以中国为话题转移焦点或聚拢人气。这突出表现在美情报机构指责中国“干扰美国大选”后，长期反中的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8月9日竟为中国辩护：“情报机构说中国人更喜欢拜登，这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却这么说······但是（中国）真没有干涉美国总统选举”。这种美国政治圈内对“中国威胁”的口径不一给“新冷战”战略的可信度与长期可行性都打上了问号。
此外，不同于凯南在对苏敌对成本分析时体现出的底线思维，“新冷战”的策动者们似乎活在一种单向度逻辑的“政治宣传思维”中，因此似乎从未对最坏情景下（即与中国翻脸）所要付出的成本做过认真计算。首先要承认的是，“新冷战”的策动者在政治宣传技巧上很出色。他们利用掌握官方话语权的优势，通过长期的政治炒作将人们置于其编织的特定语境中，将“中国正在伤害美国”的视角无限放大，替代了大众对中国原本就模糊乃至偏负面的印象，营造出了一个用话语建构的“现实”。可在一味论述“在现有关系下中国正不断伤害美国”时，这些“新冷战”的策动者们回避了思考这样一些关于成本和可操作性的问题：如果按照“新冷战”思路砸掉现有美中关系，美国将付出多大的代价？这个代价会比现有关系造成的损失大么？美国能否承受这些代价？具体又该如何操作？是将两国的贸易由目前的6000亿美元下降到本世纪初的200亿美元？还是挡住两国间每年500万的人员往来？如果这群人真这么干，或许他们以后只能像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一样在“战情室”（War Room）之类的节目里——现在来看可能是在监狱——谈谈外交和政治了。当然，这种底线思维的阙如也可以解读为他们也不认为两国关系会因他们的战略而坏到哪去。可如果一个战略的提出者都不认为该战略会有多大影响，该战略能有几分成色也就大约可知。
最后，在对盟友的把握上，“新冷战”的策动者再次与与凯南“领导、承担责任和描绘更好前景”的忠告背道而驰。这直接导致美国国家信誉的损失，队伍也越来越不好带。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对外关系（包括对盟友）中都坚持“美国优先”的信条，在无法做到“美国（意见）优先”的领域，通常采用的方法有两个：更加专横以弹压异议或者索性退出。前者的问题在于撕掉了对等关系的外衣，明确地将美国的利益置于盟友的利益之上，且毫不遮掩地损害盟友的利益，这造成了盟友对联盟可靠性的怀疑和对美国行为的反弹。这体现在美国今年以来在能源供应、旅行禁令、防御安全和贸易税收方面与欧洲盟国（特别是德国）间的龃龉。而退出这一做法的隐患更大。除了令其他行为体对美国作出的“承诺”心存疑虑以外，还会透支美国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战略潜力。一旦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形成了某些微观或宏观的新常态，那么想再将话语权尽复旧观则是痴人说梦。近期的一个例子是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在制裁伊朗问题上的力不从心。同时，由于美国没有对中国形成全领域的碾压优势且目前自顾不暇，所以在阻拦盟友接受“中国方案”（如“一带一路”和华为5G）的同时没有能力给出更好的替代方案。那么对于一些“滑头的”美国盟国来说，在某些领域给美国些面子后跟着中国“吃肉”成了明智的选择。譬如英国就将弃用华为5G设备的年限设在2027年——毕竟下下届总统的事情谁知道呢。
综上所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新冷战”战略同样从身份重构入手，但由于其第一种“经济敌对身份”建构中只是抓住了中美经济关系中占次要位置的矛盾一面，因此并没有一锤定音地重构中国身份。而其后的第二种“全方位敌对身份”的建构中，因为技术方面的原因，有组织地重构中国身份的尝试同样效果不佳。同时，由于对中国行为模式的错误认识及对国内局势和战略推进难度的错误把握，“新冷战”战略在美国国内层面引起诸多分裂，增加了战略的推进难度。最后，由于特朗普政府并未采用良好的团结盟友的策略，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并没有积极参与到对中“冷战”中，这在一定程度决定了“新冷战”有限的的波及范围和烈度上限。
结语
将凯南的冷战思想和“新冷战”战略放在一起，我们很容易发现后者在行为逻辑和话语逻辑上对前者的模仿。但仔细的的对比分析发现，恰恰是“新冷战”策动者们对冷战思维的“末学肤受”导致“新冷战”战略在理论和实行上都问题重重。而在现阶段选战临近、美国国内议程上升为主要议程的时期，特朗普政府究竟有多少精力、多少政治资本、多少政治号召力去推行一个并不高明的战略？即使真正着手推行了这个战略，以本届政府所剩不多的时间又能在国内党争政斗的情况下将这一政策推行多远？
当然，这并不代表特朗普政府任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中美关系会平静似水。相反，未来的半年里，无论是为了选战胜利还是捞取“历史地位”和未来政治资本，特朗普总统本人及僚属在政府权限内打“中国牌”的理由只会越来越充足。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攻击还将继续砸碎很多既有的准则和默契，砸掉很多布局精巧的棋盘，也自然考验着中国人的心智。不过这种“大锤乱砸”并不值得害怕。美国通过数代人努力塑造的国际关系在运转良好的情况下对任何一个“后进者”都不友善，因此特朗普政府破坏既有的国际、国家关系等若是以“卖祖产”的方式为新的国际、国家关系开路，也为中国探索新型国际、国家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窗口期。从这个角度讲，或许我们应当庆幸凯南一流的人物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界都是少数，更多的只是庸常的头脑和各有算计的人。
作者：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陈红州
审校：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葛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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