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后疫情时代的东南亚经济：困境抑或机遇？

SOUTHEAST ASIA INSIGHT |《东南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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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ME #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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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的东南亚经济：困境抑或机遇？

摘要：新冠疫情下，东南亚国家高度依赖外部环境、非正规经济规模大、社会保护制度不健全和支柱产业受损严重；其中，中小企业由于本身抗风险能力差，并且是东南亚整体经济结构和支柱产业重要组成部分，故而受到重创。这反而使东南亚国家在困境之下寻求数字化策略的解决路径，在弥补既往薄弱环节的同时也迎来了“中小企业+数字经济”的新机遇，一改过去中小企业的保守倾向和政府动员能力不足的局面。在未来，东南亚国家可以通过吸引新基建投资、进行贸易改革进一步把握机遇。

疫情下经济结构弊端集中爆发

席卷全球的COVID-19疫情对东南亚国家的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显著影响，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波动较大，多国下调GDP增速预期。在中国释出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数据之时，作为东南亚枢纽和经济引擎的新加坡，也还陷于复工复产、同时应对第二轮爆发的关键时期，新加坡金管局局长对本国经济形势保持审慎的态度，认为新加坡经济形势依然严峻，甚至会因全球需求和供应链的影响而出现持久的变化。

东南亚经济形势在这场疫情中表现得格外被动，源于东南亚国家的几个特点。首先，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高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流动。这加剧了这些国家的财政困难，资本迅速外流、股市大幅下跌、整个地区汇率迅速贬值，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大约四分之一的股票市值蒸发殆尽。

其次，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有相当规模的非正规经济。据估计，非正规就业约占整个区域劳动力的75%，这种结构特征意味着许多企业可能无法获得政策支持措施，而且许多无法获得社会保障福利的工人尤其容易受到收入下滑的影响。这也造成性别不平等问题，因为女性相比男性更有可能在非正规经济中谋生、更多地作为流动性强劳动力出现；女性也往往承担更多的家务和育儿责任，随着企业裁员，学校暂时关闭，女性肩负的压力将同时来自职场和家庭。

再次，很少有东南亚国家有全面的社会保护制度。多数东盟国家仅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用于社会保护计划，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而在西欧国家这个数值一般为25%，拉丁美洲国家为12.5%。因此，能够享受到有助于渡过危机的、诸如失业救济金和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福利的工人相对较少，反而是民间社会组织更可能在帮助、支持工人和公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最后，该地区许多最繁荣的产业都受到了这场危机的严重打击。东南亚许多关键部门特别容易受到这一流行病的影响，例如许多国家的旅游业和酒店业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外汇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然而随着新冠疫情下出台的国际旅行禁令和其他限制，这些支柱行业遭到重创；另外，许多纺织、电子和汽车行业的制造业企业中非常依赖按部就班的运营模式，但也不得不放慢或停止生产，这种困窘的情况使得无数工人被解雇。

中小企业遭遇重创

在如此恶劣的经济形势下，大型公司都很难渡过难关，而成功渡过难关的公司也可能会进行大规模裁员、推迟投资，无法预测这场疫情在未来数月和数年内将如何影响它们的业务运营；中小企业往往内部资源较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有限、供应线受到限制，因此运营很可能受到疫情特别的影响和干扰，无法克服流动性缺口并迅速调整其商业模式、工作方法和营销渠道。

在东南亚各国更是如此。调查显示，大约三分之二的东盟中小企业4月初的现金储备不足两个月，而超过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预计将裁员40%以上。它们也同时长期面临上文所述的问题，即东南亚地区本就高度依赖外部环境、非正规经济野蛮生长、社会保护制度欠缺等特点，所以中小企业未来发展之路更显风雨飘摇。东南亚中小企业的销售额、就业人数、固定资产等规模极小，中国的中小企业在东南亚完全可以被视为大企业，而这些格外脆弱的中小企业恰恰是东南亚各国经济部门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一般占东南亚国家总企业数量的90%左右，从业者占东盟国家总就业人数的52%至97%，因此是东南亚地区国民重要的生计来源，在许多国家，如果这些从业者被迫放弃一周的收入，他们的家庭就可能会无法保障最低生活水平；中小企业对地区GDP的贡献率也达到50%，并带动了该地区30%的出口业务。

更为致命的是，从业务领域来看，东盟中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旅游、纺织、农作物产品、食品、鱼类养殖等领域，原本是东盟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但恰恰是这些产业在疫情下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以农作物和食品贸易为例，东盟国家原本是世界上主要的食品供应商，成员国约占全球粮食出口的12%，如果按全球食品各类别的出口量排名，多个东南亚国家能够位列前十。但是疫情爆发后，食品生产和分配受到政府控制，临时出口管制使得多国终止食品出口和出口许可证的发放，隔离政策也阻碍了工人前往农场工作、肥料无法向种植园运输，耕作成本和歉收风险都大大增加，最终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消费者大量流失，中小企业无法扛住压力。

数字化策略化解困境

虽然在疫情后遭受较大的打击，但是一般认为中小企业在抗险能力弱的同时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更能成为后疫情时代走出困境的良方。中小企业可以在摆脱危机中发挥关键作用，因为规模小的特征意味着更容易创新，只要有可能为中小微企业设计有针对性的措施，确保其尽可能具有动态性和适应性，就有效保证了经济机器的运转。

值得庆幸的是，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了中小微企业受挫的严峻性与化解危机的潜质，并开始发展化危机为机遇的解决方案——其中鼓励企业数字化的是最主要的手段。随着实体店关闭，潜在客户因为隔离政策被迫困于家中，在线平台成为许多企业继续运作的唯一途径。东盟关于COVID-19应对措施的会议一再强调数字化作为摆脱危机的途径的重要性，近期的“东盟10+3”特别峰会也强调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贸易的必要性，以使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在危机期间保持运营。

许多中小企业应声而动，利用这一契机加速采用数字技术并调整商业模式。在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许多技术辅助型企业向业务主营企业提供了如何使用电子商务平台、如何更好地宣传和描述其产品或服务以及如何调整其商业模式的建议和线上培训。在新加坡，政府还推出了食品配送和电子商务促进方案，旨在支持当地餐饮企业和零售商将其业务上线，并使收入来源多样化；与此同时，泰国政府帮助开发在线平台，将科技初创企业与药店连接结对，以帮助当地药店提供在线咨询服务；马来西亚还专门推出了中小企业自动化和数字化配套措施，使中小企业能够以优惠的价格购买相关设备，并且通过要求受益人完成一轮数字化培训和认证，将网络安全和新市场拓展等方面的目标纳入国家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计划；在文莱，政府也推出电子商务平台以帮助其中小企业推销当地产品和服务。

过去，许多中小企业在数字化方面进展缓慢，阻碍发展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支付系统薄弱、快速且安全的宽带连接数有限、后勤基础设施和服务得不到跟进、网络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框架薄弱等诸多问题。新冠疫情反而推动既有问题的解决，更开拓了数字化进程的新方向，围绕智能城市农业、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和工业物联网进行创新，增加了对员工新技能加强培训和企业科技能力建设的需求。这些举措对东南亚来说是重要的机遇，因为它们可以提高生产力，加快本区域在全球舞台上的竞争力。

“中小企业+数字经济”机遇降临

如果没有疫情作为契机，东南亚“中小企业+数字经济”的整合模式将长期处于起步的阶段。众多东南亚国家其实早有意发展数字化新经济、也重视扶持中小企业，然而因为缺乏将新经济大战略与中小企业紧密结合的围观政策手段，所以导致中小企业没能及时把握发展的快车道，新经济的发展也比较虚浮。

一方面，东南亚中小企业丧失最好的数字化发展机遇之原因是有迹可循的。从企业运营的角度来看，虽然这些中小企业在经济结构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此番疫情的打击也暴露出较为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在过去经营思维保守、安于现状，这在泰国、老挝等佛教国家尤为明显；同时，东南亚中小企业中的家族企业占比较高，特别是在马来西亚、印尼等地非常普遍，他们倾向于对公司业务亲力亲为，导致熟悉业务却缺乏专业经理人的长远眼光，不能够紧跟市场导向；另外，东南亚国家与东亚国家有一定民族性上的区别，在商界体现为不主张激烈竞争，因此也缺少压力，没有迎合时代潮流进行企业创新管理和积极营销的动力。如此诸多特点也就解释了东南亚中小企业此前与“电商”、“数字化”等新锐趋势的不亲和，以及东南亚本土电商过去成长土壤不够肥沃的原因。

从政策扶持的角度来看，在上个世纪，东南亚国家就已经开始在产品开发、技术援助、市场开拓、人力训练等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扶持，但是直到2018年，东盟对于中小企业的政策领域也还是徘徊在这些方面，如企业家精神、创业教育与技能、市场准入与国际化、技术和创新等。在当时世界各地已经拥有广阔的电商网络之时，东南亚对中小企业的推动和帮助也仅为塑造其成为学习型和外向型的企业机构，与域外市场建立尽量紧密的协作和网络关系，并且增强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在疫情冲击之前，反而是京东、阿里巴巴等企业“下南洋”，将中国的电商发展模式复制到东盟，才给当地中小企业提供了拥抱电商的机会。

另一方面，东南亚的数字经济计划早已布局，但是宏观的政策过去一直没能充分适配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中小企业群体，国家层面的目标宏大却未真正将政策意涵落到实处。东盟国家普遍出台了国家数字化转型计划及发展方向，希望加快发展数字政府、新经济和数字社会，并以新经济在国家GDP中的占比、光纤宽带和5G移动网络普及率等作为衡量依据。如越南政府计划在2025年使新经济达到该国GDP的20%，在2030年前普及光纤宽带和5G移动网络服务，使拥有电子支付账户的人口比例超过80％；又如泰国正在积极推进“泰国4.0”战略，该战略希望以5G等技术手段开启经济转型，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推出5G服务，成为东盟第一个提供5G商用服务的国家。然而，经营模式传统而保守的东南亚中小企业此前并未领会到这些发展目标与自身商业模式的联系，也就难以理解国家政策的用意。泰国商业部部长发现，许多泰国商家是在使用阿里巴巴平台之后逐渐发觉“泰国4.0”国家战略也与企业转型升级息息相关，然后才开始关注泰国国家电子商务网站，从而踏上新经济的快车道的。

这说明东南亚“中小企业+数字经济”的整合模式之所以在疫情之前没能迅速推广，不仅是因为东南亚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保守倾向，还是因为商务部门没能对中小企业进行足够的动员和引导。在疫情的阻断措施使该模式成为中小企业经营的首选方案后，中小企业成功自救，东南亚国家的数字经济目标也有望“因祸得福”、实现突破。

如何把握新机遇？

东南亚的数字经济本就具有巨大的潜力。业界预测，在未来十年，东盟将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届时70%的东盟人口会成为中产阶级，消费市场的规模将成长为4万亿美元，其中数字化的新经济将是消费市场的一大主线。2015年到2019年间，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六国的新经济的年复合增长率为33%，2015年总成交金额为320亿美元，2019年首破1000亿美元的里程碑，占到总GDP的3.7%；预计到2025年将大增至3000亿美元，占到总GDP的8.5%。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对于“中小企业+数字经济”整合模式的推动将大大增加东南亚数字经济的发展速度。疫情期间线上新鲜食品销量涨了3-4倍，8成以上受访消费者表示后疫情时代将继续网购新鲜食品，85%受访消费者表示疫情期间尝试了新的手机应用程序，很多人是初次使用。2019年底，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六国的网民数已经从2015年的2.6亿增加到3.6亿；专家估计，到2030年，东盟的数字技术价值可能高达6250亿美元。

外界已经普遍看好东南亚未来的数字经济，加之客观的人口红利，使其具备了足够的投资价值，所以东南亚国家下一步可以通过吸引外部投资来弥补自身短板、辅助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需要注意的是，需要投资的不仅仅是数字平台本身，东南亚国家需要目光更为长远的谋篇布局。东南亚国家体量都较小，特别是有众多岛屿，制约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便是基础设施，比如在印尼，目前仍有1亿人生活在农村、未接入互联网，偏远地区的农业和渔业从业者需要平等的技术基础设施；同时，还要鼓励对物流供应链等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这样才能够促进整个地区新经济的协调发展。中国作为东南亚国家最主要的国际直接投资来源方，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突破了既有的投资传统基建的思维，注意到了如通信基础设施等新基建的投资潜力，与东盟不断加深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2020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方向也基本聚焦于有很大市场增长空间的智慧城市发展、工业互联网等方面，是值得期待的合作领域。

东南亚国家内部也需要通过自身努力将此次机遇的效益最大化。首先，在中小企业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之后，一个地区性的数字监管框架也就有了建立的必要。此前，《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已经建议在数字创新框架下开发东盟开放数据网络的计划，这些框架就包括中小型企业技术平台、数字金融包容性和数字数据治理。如何利用东盟的平台对中小企业的基本信息、业务数据进行规范管理，甚至于建立区域内的促进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的操作框架、清晰条例和互动平台，是东南亚国家可以深入合作的方向。其次，引入数字经济之后，中小企业将迎来更大业务量的挑战，东南亚国家首先能做的是在区域内部优化供给和需求端的水准，为中小企业发展保驾护航。东南亚国家可以进一步解除区域内的贸易限制，最大化减弱疫情带来的影响。比如在供给端放松出口限制，避免未来海外出口销售的损失，为企业提高产量和投资新产能扫除障碍；又如在供给端放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限制，毕竟东南亚不存在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国家、都十分依赖进出口贸易，更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壁垒的扫除也将为中小企业的业务扩张带来持久的便利。

结语

中小企业是东南亚经济的核心，保证中小企业向好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就能为经济走向定调。在过去，东南亚中小企业未能紧随数字化策略的步伐，但是得益于疫情带来的压力，“中小企业+数字经济”的模式在东南亚逐步成为主流。这一模式在东南亚的深化与推广将有利于东南亚国家吸引投资、在中小企业和数字化战略上协同发展以及推进区域内贸易改革。逆全球化阴霾笼罩，东南亚国家反而在疫情促动下夯实中小企业发展、实现开拓数字经济等措施，总体上增强了区域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化困境为机遇。相信这些宝贵的经验，将有助于东南亚地区在未来更有勇气地面对各类挑战。

（殷逸煊，海图国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东南亚政治经济、东盟区域共同体建设）

参考文献：

[1]ASEC (2020). ‘ASEAN Policy Brief: Economic impact of COVID-19outbreak on ASEAN’. Available at: https://asean.org/storage/2020/04/ASEAN-Policy-Brief-April-2020_FINAL.pdf

[2]AMTC (2020). ‘COVID-19 SME impact survey’. Available at: http://asiantradecentre.org/talkingtrade/supporting-the-small-in-a-pandemic

[3]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0). ASEAN Focus March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5/ASEANFocus-March-2020.pdf

[4]Yusof Ishak Institute (2020). ASEAN Focus June 2020. Available at: https://www.iseas.edu.sg/wp-content/uploads/2020/05/ASEANFocus-June-2020.pdf

[5] 21世纪经济报道. 东盟加速拥抱新经济中资如何占得4万亿美元市场先机[EB/OL]. http://news.sina.com.cn/o/2020-07-10/doc-iirczymm1539906.shtml.2020-07-11/2020-07-18

[6] 前海创新研究院. 读懂中小企业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推进的关键[EB/OL]. https://mp.weixin.qq.com/s/PhJlHMBuNzUwWfdmGq9cXw. 2017-08-25/2020-07-13

[7] 新华网. 李克强向2020中国—东盟数字经济合作年开幕式致贺信[EB/OL].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0-06/12/c_1126108141.htm. 2020-06-12/2020-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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