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侨华人】地理符号与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
SOUTHEAST ASIA INSIGHT |《东南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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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符号与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
摘要：如今，东南亚地区的华人会馆不仅是华侨华人坚守和传承中华文化的载体，也是建构对祖籍国身份认同的地理空间。华人会馆的地域名称作为一类地理符号成为了华侨华人群体在海外建构地理认同的重要媒介，华侨华人通过对地理符号的内化和在地理空间的实践逐步形成个体的身份认同偏好。
“认同”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在上世纪80年代被王庚武先生引入华侨华人研究领域，这一概念主要是指人们在认知或交往的过程中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角色等所产生的心理或行为上的归属感与接纳。而认同的形成就是确定自己归属于哪一类，不属于哪一类的活动。与国家认同相似，华侨华人的身份认同也含括了多个维度，比如族群认同的维度、文化认同的维度等。本文则尝试从地理认同的维度探讨地理符号在华侨华人身份认同建构中的意义与价值。海德格尔较早地使用“栖居”一词以描述自我与地理的统一与链接，他认为地理与个体自我认知的社会、文化和情感联系表明，地理对于个体而言不仅仅是抽象的空间，同时也是个体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系统。也就是说，在个体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地理成为了个体认识自我、建构认知的重要媒介。而地理符号则是此种双向互动的产物，是人类借用词语等媒介形式对地理范畴的指称和命名。一方面，地理符号是构成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社会文化也在不断地通过实践将意义记录在地理符号之上。
地理作为一类认同要素在华侨华人的认同研究中已经有所体现，比如黄国富在对新加坡的华人报纸进行研究后发现，跨越地理的空间和文化内涵的地理意义使得海外的华人得以建立以中华文化为象征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边界。一般来说，个体的身份认同都是附着于一定的地理空间，而且这个地理空间会随着时空情景的变化而出现层次排序上的差异。比如，当一个景德镇人在国外向外国人介绍自己时，大多会说自己是中国人。当在外省时，则会介绍自己是江西人。在江西境内才会介绍自己是景德镇人，此时，“中国”、“江西”、“景德镇”就成为了一类地理符号，同时也投射出了个体的身份认同偏好。个体对自身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总是会产生依恋的情感，从时间序列来看，待在一个地理空间的时间越久，对地理符号的内化更为充分，对当地的认同度也就越高；而从空间序列来看，越是具象化的地理符号越是能激发更高的认同度，比如村民对村中宗祠的归属感就要比对所在省份名称的归属感更高。但是对于华侨华人群体而言，他们的地理认同与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居民则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已经在地理空间上与中国的领土相剥离，特别是对于华裔后代来说，由于出生、成长在海外，并不存在所谓的乡土情结。因此，华侨华人的地理认同往往就需要通过其他媒介形式得以塑造，被媒介所再现的地理环境和符号往往由于其再现时所处背景的差异而展现出不同的外在，通常会被作为一种地理符号形式再现出来。媒介中所展现的地理因此不一定是客观现实的反应而更倾向于是一种浓缩了文化和社会意义的符号，这种符号创造出了远超过其自身生成的指代意义。华人会馆就是这样一类重要的媒介，名称上的“潮州”、“惠州”、“琼州”等地理概念也成为了典型的地理符号，华侨华人群体通过对此类地理空间的体验以理解自身的身份定位。
作为在国外定居的中国公民，华侨群体的地理认同还需转化为对中国的领土认同，领土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也是测量国家认同的必要维度。领土是一个杂糅了地理与政治的空间概念，是自然空间向政治空间演变的结果，也是现代国家的必要构成要素之一。领土认同中的地理符号更具有政治指向性，比如台湾本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中国的第一大岛，但我们却常常听到“台湾问题”一词，这就需要将其放在领土认同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华侨群体通过接收带有政治意涵的地理符号，以一种看不见的、有边界的、可确认的领土空间想象共同体的领土边界，也就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在这一进程中，他们也被特定的地理符号所标记，成为了国家利益和国人身份在海外的自我投射。从这个角度来看，华侨群体理应成为在海外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支重要力量。而对于已经是他国公民的华人群体来说，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也有学者提出全球化时期东南亚新华人的地域认同包含了三个层面，分别是传统情感指向的心理地理空间、现代国家指向的政治地理空间，以及全球化时期的跨国社会地理空间。近年来，包括印尼、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会出现了“再华化”的现象，也就是东南亚土生土长的华人对华人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再确认或新寻求（包括同中国及祖籍地联系的建立与强化）。在“再华化”的过程中，地域性的华人会馆也成为了建构记忆的地方生产和实践的地理空间，通过将记忆刻画在地理景观中转化为地理符号，从而形成公共记忆和地理认同。
（郭剑峰，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现为研究院出版物《东南亚观察》编辑。研究兴趣：亚太研究、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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