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文章】德美关系中的结构性转变：两个不同维度下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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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美关系中的结构性转变：两个不同维度下的视角
摘要：德国外交部长马斯6月28日接受德新社采访时说，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即使是拜登上台也无法恢复到从前的状态。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和德国在政治互信、伊朗核问题、对俄罗斯和中国战略、以及经济往来等方面摩擦不断，而随着美国于7月末从德国撤走12000名士兵，战后两国关系的基石——军事同盟与互信也受到了挑战。美德两国的结构性战略分歧在哪里？可以从哪些不同的维度来看待？美国大选之后两国关系又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和不确定因素？本文将从欧洲区域合作vs美国全球霸权以及特朗普 vs 默克尔两个维度出发，探究美国与德国关系中的深层共同利益和矛盾，以及探讨大选之后两国关系的可能走向。
德美矛盾激化和战略分歧
最近数个月来，德国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7月29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德国撤走1.2万美军部队，其中大部分将重新部署在比利时、意大利和波兰三国，其余约5700名士兵返回美国本土。此外，美军还决定将欧洲司令部从德国移到比利时。对于为何要撤军，美国政府内部回应不一。美国国防部给出的理由是这样做可以强化对俄罗斯的震慑，并巩固欧洲的安全形势；而白宫则指这是因为德国迟迟不肯兑现2018年北约峰会上将国防开支增加到GDP的2%的承诺，认为这使得美国因保护盟友付出了过大的经济代价。尽管美国给出的理由与德美两国关系没有直接关联，但撤军这一行为却体现出了两国关系的裂痕——德美同盟的根本实质上是北约框架下的军事同盟与合作，而美国从德国撤军并将欧洲司令部移出德国正是这种军事同盟出现问题的征兆。这一现象表明德美两国过去二十多年，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的这四年的分歧已经开始伤及两国关系的核心。
这种分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两国在外交战略方面对于战后自由国际秩序“挑战者”的态度分歧，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中国和伊朗的政策。俄罗斯方面，虽然德国代表欧盟参与了美国在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后的对俄制裁行动，但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德国并不想进一步激怒俄罗斯。德国在2015年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开始动工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输送管道。由于北溪二号管道直接架设在波罗的海海面上，绕过了传统陆上管道的必经之地如乌克兰、波兰等国，导致这些国家的不满，认为这一举措会伤害两国作为天然气中间输送站的利益，并进而使俄罗斯能在与欧盟的直接能源交易中获益。时任美国驻德国大使格伦内尔就曾在2019年初多次威胁要就北溪二号制裁德国企业和政府。这些言论引发德国国内的反弹，默克尔公开表示欧洲的能源政策是欧洲自己的事，和美国无关。在本次美国撤军之前的7月21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制裁北溪二号的法案，这将进一步加深德国以及整个欧盟与美国在能源和地缘政治方面的分歧。
中国方面，德国虽然跟随五眼联盟在香港问题上对华采取强硬态度，包括谴责中国全国人大“强行通过”香港地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及暂停德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但德国在对华为的态度上一直左右摇摆，尚未像英法两国那样从政府层面上跟随美国制裁华为，或就排除华为设备列出明确的时间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电信与华为合作的5G网络建设已经覆盖了半个德国，若排除华为重新建设的成本将过大；二是德国本身确实需要华为的技术力量来提升自己的移动网络建设，尤其是满足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网络需求。除了实际上的利益，德美之间的分歧还与美国的领导力缺失息息相关：6月29日，默克尔在接受英国《卫报》采访时说，欧洲国家应该认真考虑一个新的事实，即美国无法再力求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了。她还建议欧洲“设想一个没有美国领导的世界，不能再理所当然地认定美国的领导地位”。并且欧洲各国要为美国不再是世界强国的现实做好准备，并且优先调整与美国相关的事项。由此可见，德国对于世界领导力有着很高的需求，并尽力保证自身能在领导力明确的状况下获取最大利益。而当美国的领导力逐步走向缺失时，被普遍视为美国头号竞争者的中国，也成为德国考虑实现领导力平衡的对象。因此，出于自身利益和对领导力的希望，德国不愿在制裁中国方面处处紧跟美国，这就导致了两国之间的隔阂。
伊朗方面，德国和美国同为伊核协议6+1成员，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协议的做法令德国十分不满。德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寄希望于通过多边合作、取消制裁和更频繁的经贸往来监督并改变伊朗的和政策，而美国则在特朗普政府的领导下失去了这一战略耐心，认为只有不断通过“极限施压”和更大的制裁才能从外部逼迫伊朗彻底放弃核计划，迫使伊朗接受更大程度的对美让步和妥协。刚过去的8月20日，已经单方面退出核协议的美国要求安理会恢复对伊朗的全面制裁，遭到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余五国的一致反对。德国、法国和英国都认为，既然美国已经退出，就无权力要求留在协议内的其他各国发动协议内制裁。这是美国单边主义外交战略和德国多边合作主义的又一最新分歧。
德美分歧第二个大的方面在于经贸问题，主要是美国对德国长期对美保持贸易顺差的不满。美国和德国的贸易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西德经济的高速发展期，1985年的《广场协议》规定包括西德、日本在内的主要欧亚工业国应采取措施让本国货币兑美元升值，以此压制这几国对美国的高额贸易顺差。受此影响，西德马克兑美元到了1988年相比1985年升值了70.5%。但即便如此，随着两德统一、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德国在欧盟中的经济地位愈发重要，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201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4.9亿美元，引发了美国政府的不满。美国部分观察者认为，德国长期对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保持高额贸易顺差的关键因素有两个：第一，德国的低工资和低福利和高储蓄率压低了德国制造产品的价格，而德国制造业又以大宗商品和高端制造业为主，因此挤占了全球大量的同类产品市场空间，构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第二，德国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投资太少，其企业对外投资过多，致使德国国内各方面需求长期处于相对低位，进一步加剧了其对其他国家的贸易顺差。2017年默克尔在特朗普上台后首次访美就和美国在经贸问题上出现了纠纷：特朗普一方面称赞了德国的经济表现，另一方面又着重强调两国之间应有“公平”的贸易关系。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欧洲进口的钢铝加征25%的关税，而默克尔于同年4月的访问在此问题上与美国谈判无果，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到2020年8月，美国已对价值75亿美元的欧洲商品加征了额外关税，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德国。
这两个方面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德美两国冷战后长期战略需要——特别是欧洲区域主义和美国大西洋霸权之间战略需要的分歧所致。同时，2017年特朗普的上台进一步激化了这一分歧：特朗普政府透支美国长期政治利益、透支美国国际公信力，以及过度追求短期美国经济利益的做法，与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新自由主义方针格格不入，导致两国之间的矛盾激化。这两点构成了如今德美关系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本文接下来将要讨论的重点。
欧洲区域主义 vs 美国大西洋霸权
德国和美国的根本分歧之一，是冷战结束后欧洲区域一体化目标和美国全球霸权之间的矛盾。在冷战时期，两极对峙和美国为西欧提供的安全保障，是欧洲各国互相放下成见、共谋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而从内部因素来看，冷战时期的欧洲区域主义以经济合作为基底，结合了西欧各国相似的价值观和北约军事盟友的身份，形成了西欧国家内部稳定的相互依靠安全网络。而在这一过程中，西德通过与法国和解和经济复苏实现了崛起，但因其本身处于两级对峙最前线，加上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西德对美国的依赖性要远大于两国在其他方面如经贸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因而冷战前的欧洲区域主义和美国在欧洲的霸权目标并无本质性的冲突。
在两德统一、冷战结束后，随着共同敌人的消失，以德法联盟为首的欧洲共同体和美国的分歧逐渐浮上台面。首先，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带来了一个政治逐渐迈向一体化的欧洲前景，随之而来的是欧洲“安全共同体”身份的构建——按照卡尔·多伊彻（Karl Deutsch）的说法，这种安全共同体是以互相适应主体价值观、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对使用战争手段的强烈反对为基础构筑的。这反映在欧盟苛刻的入盟基本条件上：拥有捍卫民主稳定的机构、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拥有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以及应对欧盟内部竞争压力和市场力量的能力；履行成员国职责的能力，包括恪守政治、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宗旨。而在此基础上的各项量化指标就更是繁复不计，使得要加入欧盟的准成员国，尤其是东欧国家，往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改革才能获批进入。这些严苛的准入制度和复杂的规则设计是为了实现欧盟各国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更在身份和价值观上的共同体，并让这个价值观和身份共同体逐步取代本国的民族主义，成为欧盟各国内部的核心政治认同。
在这一过程中，德国发挥了主要作用，积极推动欧洲货币联盟和政治联盟的同步推行，不断加强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的权力，促成欧盟内部各机构的精简和改革。与此同时，德国的国家力量也在欧洲区域化啊的进程中得到了空前加强：仿照德国银行体系建立的欧洲中央银行设立在了德国的法兰克福；德国主导了欧元的发行和流通，并主导建立了欧洲统一的货币政策，使得其他欧盟成员国无法单独影响欧元币值和效用；更重要的是，德国凭借自己优势的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成为欧盟向东扩张最重要的推手，并借此传播并巩固了德国和欧盟的价值观与身份观，使得德国的主导地位在欧洲区域化进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德国前总理科尔就曾表示，一个统一的欧洲是“对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及大国争夺的最有效保证”，而其继任者施罗德和默克尔也遵循了这一道路，使得德国成为欧洲区域化的中心，和欧洲身份与价值观最突出的代表。
显然，德国这种以政治经济联盟为基底，通过和平手段塑造共同身份和价值观的做法，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北约框架下以军事同盟和抗击苏联（俄罗斯）为根本的美国大西洋霸权体系。冷战时期美国对欧洲防务固然有整体的考虑，但在外交战略上并没有把欧洲作为整体来看待，更对一个在身份上和价值观上高度趋同，并拥有独立的政治和货币同盟框架的欧洲联盟充满了疑虑。同时，因这套体系而大幅提升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德国也冲击了美国在欧洲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霸权：欧洲的经济发展越来越由德国的发展，而非美国的发展所驱动；而欧洲价值的捍卫者和推广者这一身份也逐渐从美国开始向德国过渡。虽然美国和欧盟仍然通过《跨大西洋宣言》等纲领性文件维持着紧密的盟友合作关系，但德国的一系列行动使得美国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的影响力事实上遭到了削弱，这也成为美国国内部分新保守主义人士对欧盟不满的借口。
而随着欧洲区域化的不断加深，德国主导的欧盟自主外交战略也开始和美国的地区外交战略产生冲突，最显著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欧俄关系。德国和欧盟虽仍旧在北约框架下处理安全事务，但其对俄罗斯的敌意已远不如冷战时期那样大；而如前文所述，欧盟惯常采取的以和平手段和经济议题主导外交战略的做法，则更是与美国通过军事和经济手段持续制裁俄罗斯的行为产生了冲突。尤其是从2014年克里米亚问题开始，欧盟一方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在政治和战略上采取谴责、抵制甚至制裁等一系列不友好手段，另一方面德法两国又时常寻求和俄罗斯对话，并在能源等方面保持合作关系，这使得美国对德国在安全和战略议题上与美国的一致性保持怀疑。显然，德国追求一个越来越独立于德国对美国的安全要求保障之外的外交政策，而美国对这种政策的怀疑只会随着两国冲突进一步增多而增加。
总之，德国主导的欧洲区域化进程和美国的大西洋地区霸权在战略目标、身份认同等方面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间隙。但这些摩擦在特朗普上台之前都暂时不构成德美两国的巨大分歧，也没有触及到两国同盟的核心。而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民族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政府则从2017年开始和已经在德国掌权十年的默克尔政府产生了更大的矛盾，并将德美关系带向进一步恶化的深渊。
特朗普 vs 默克尔
除去两人作为“政治素人”和职业政治家等资历和经验方面的不同，特朗普和默克尔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对领导力和领导作用的理解差别上。在特朗普看来，美国过去几十年在欧洲维持霸权是以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牺牲为代价换来的，而这种代价在今天已经不再值得，因为这已经不符合“美国优先”的原则。特朗普同时还认为，德国和欧盟在经济活动上“占了美国的便宜”，尤其是长期的贸易顺差使美国处于劣势并从美国抢走了制造业工作。按照前国家安全助理博尔顿（John Bolton）在《事发之室》（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一书中的回忆，特朗普长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欧盟比中国更恶劣，只是（在体量上比中国）小一些而已”。而上文所提到的德国军费支出问题也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激化的，特朗普在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甚至一度准备以威胁退出北约的方式逼迫德国让步，后在博尔顿等官员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劝说下作罢，而只是提出了德国等欧洲国家应当遵循的“提高防务支出时间表”。由此可见，特朗普把美国的领导力视作一项应当不断赚取利润的“资产”，认为只有纸面上的数字“收入”才是美国实实在在获得的利益。这种短视的做法可以理解为特朗普本人及其幕僚对德国和欧盟长期“占便宜”的一种不满的发泄，也可 以视作特朗普为了迎合国内选民而刻意展示出的“强硬”和“成功谈判者”形象，但毫无疑问这对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是一种透支：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和其设立的多边制度的公信力下降，使各国对美国在短期内，甚至中长期内是否能保持全球领导力存疑。
默克尔作为执掌德国政坛13年的常青树总理，素有“长袖善舞”的名声，在移民等问题上曾经为了迎合选民反复摇摆，也使外界对其评价不一。然而，默克尔作为科尔的学生和施罗德的继任者，她将德国在欧洲的中长期战略贯彻了下去：采用和平主义的手段，以经济和政治联盟为基底，以共同身份和价值观为交往原则，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欧盟的整体对外战略。长期执政的成功经验使默克尔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根本的执政原则：推动自由贸易、普世价值的传播、倡导国际合作而非对抗优先，并发挥德国作为欧盟制度缔造者和建设者的领导力优势。在这一点上，默克尔和特朗普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特朗普在外交、内政等方面都更具有民粹倾向，即无条件讨好其“基本盘”选民的各种要求；而默克尔仅在内政方面倾听民意较多，而在外交战略方面则长期维持新自由主义原则不动摇，并不惜为此“得罪”其他域内外大国。一个例证就是在默克尔执政时期，德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但默克尔从未在“人权问题”等价值观分歧上对中国让步，而是坚持欧盟一贯的政策。默克尔政府这一追求建立在欧洲价值观上的独立外交政策，寻求在对域外各大国关系中保持平衡的做法，显然与以“保护者”身份自居的特朗普格格不入。而由于两人在政治问题上都不愿退缩并寻求维持较为强硬的形象，无疑造成2017年以来两国矛盾的进一步加剧。
结论
德美关系作为跨大西洋联盟的支柱性关系，是维持两国和大西洋区域发展的长期制度性保障。而这种支柱性关系又以两国在北约框架下的军事同盟为基础，保护了德国和欧洲的安全和美国在欧洲的长期存在于利益。然而，随着德美两国外交战略分歧不断加深，以及两国的强势领导人关系恶化且不愿让步，两国关系已经开始出现结构性转变，并持续滑向失去互信的深渊。虽不知这一转变是否会随着11月美国大选的结果而发生改变，但已无疑对战后世界秩序在欧洲的维系提出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新、最大的挑战。
作者：韩仕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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