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文章】“亚洲版北约”形成的可能性分析

刊物介绍

《美国政治追踪》是由海国图智研究院在2018年12月对《中美关系每日速递》改版后推出的每日智库报告，作为对2020大选追踪的前期产品，通过对白宫内部动态、党派竞争动向、美国各州情况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梳理和跟进，保持对美国内政的持续关注，并配合之后的大选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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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郑榕健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本文审校：

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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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版北约”论再度浮现？

“亚洲版北约（也称‘亚洲北约’、‘亚洲小北约’）”是对“亚洲小规模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构想的简称，指的是在以美国为主导下的一个包括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多边军事联盟，其主要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展和发展。“亚洲版北约”这个概念，最早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07年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时出现，提出以日本、美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组成“自由与繁荣之弧”，但该理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国际反响。2012年，安倍再度提出类似的想法，但也并没有得到奥巴马政府的积极响应。

但自2017年底，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式认定中国为战略对手之后，美中就开始在贸易等领域开始不断出现摩擦和冲突。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两国全方位的紧张气氛更是快速升温。特别是美方以地缘安全为核心议题之一，在亚洲周边针对南海、台湾问题、东南亚和香港等议题采取和发布新的政策，并在军事上也保持高压态势。而特朗普政府也比以往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都更加强硬，且更乐于采取实际行动。事实上，从今年九月初开始，美方就从多个渠道——如美国副国务卿比根在今年八月底的讲话和蓬佩奥近期的演讲中——透露出“希望在以美、日、印、澳为核心的‘四方安全对话’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以应对共同威胁为目标的多边军事同盟体系”。种种迹象似乎透露，美国意图在“印太”战略的设想基础上成立一个类似欧洲北约的“亚洲小北约”，以防范“来自中国的潜在挑战”。同时，随着近年来中美关系的紧张及和在东亚地缘政治上的摩擦日渐频繁，中国方面为维护自身在南海，台湾议题和东海等地缘政治利益，采取了不少行动，如加强海警巡航和进行更强硬的外交表态；加上近几个月以来中印喜马拉雅边界的冲突时间亦有发生，其它几个相关国似乎开始感觉到了共同的压力，以及与中国的摩擦和冲突加剧的可能。

由此，上述四国似乎都感受了共同的压力：中美双方行为和认识上的改变似乎正在打破该地区多年来勉强维持的平衡。似有重新评估中国对它们本国利益的可能威胁、讨论是否要逐渐“走到一起”的动向。再加上随着美国外交系统近期的最新表态，“亚洲版北约”这个话题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那么，该联盟真的可能形成吗？如果想要形成的话需要“应付”哪些问题和挑战才可以实现？

美国面对的挑战：决心是必要但不充分条件

无论是美国哪个党派执政，美国面临的最基础且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它肯在这个联盟中付出多大的代价和有多大的决心。因为这种规模的军事同盟必须以美国为首，其实现必定需要美国在该联盟中投入大量的资源。退一步说，即使美国真的肯付出巨大的代价和决心来建立和维持该军事同盟，它还要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和困难，这些并非仅凭“决心”就可以解决。第一个困难就是该联盟的政治凝聚力建设问题。因为“亚洲版北约”可以形成的最大动力就是来自中国的压力，但除此之外，这四个国家并没有足够多的相互政治利益连结来维持这一军事同盟。并且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外交等领域都对自身利益有不同的追求，如何协调这些不同的需求，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点且更重要的挑战是，虽然在地缘政治等领域与中国有龃龉，但在经济上，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都对中国的供应链和市场仍然存在着巨大的依赖和需求。这些国家与中国在经贸上的联系可能会使他们无法进行过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行动和表态。实际上，自从新冠疫情全球大爆发以来，大多数国家都考虑和已经实施把本国的产业链向东南亚新兴市场转移的政策。即使美国政府决心推行该联盟，但要想使其真正有效，就需要借此机会协助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进行产业链的转移和重组，并在这一过程中加深互相的经贸联系和技术交流，从而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等政策对亚洲国家的影响，才能使得该联盟更具有基础和长期的可维持性。如果不解决内部凝聚力及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问题，美国想领导“亚洲版北约”成为现实是非常困难的。但当下的美国是否有足够能力及动机去“扫他人门前雪”，有待商榷。

日、澳、印：可能性背后的不确定性

今年以来，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相继发生了一些事件，似乎表现出想寻求外部势力来进一步平衡乃至对抗中国影响的想法和动作。比如澳大利亚反华声音相对增加，双方在铁矿石和红酒等经贸领域也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还在最近出现了澳大利亚籍公民在中国被拘捕、针对中国籍人士进行政治审查的消息。近日来，中方还对澳方的红酒征收了超过百分之二百的反倾销税，同时在铁矿石，羊毛等自然资源领域也征收了不同程度的关税和入关阻碍措施，从而使得澳洲向中国这方面的出口受到严重打击。但澳大利亚国内的民意并没有妥协，反而显的更加积极抵制中方的压力，这给予了澳方更大寻求美国影响和帮助的意愿和动力。

印度由于自身跟中国近几年来的边境摩擦，和中国在印度洋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影响，也似乎开始有所改变其过去的不结盟政策，积极寻求外界帮助来抗衡来自中国的军事和安全战略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印度在几个月前和中国的边境摩擦中，从俄罗斯紧急购买及定制了许多武器和装备以增强其局部战区的实力。与此同时，印度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反华社会浪潮。另外，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在现在莫迪政府的眼中并非靠前的议题，国内政权和社会的稳定及军事和政治上的安全才是莫迪考虑的首要事件。这也意味着美国的更多加入会更受到印度的欢迎和期待。举例而言，今年十月份美印就签署了一些军事协定，如美国扩大对印军售及分享卫星和情报资料等协定；如果与美国的其他盟友进行横向比较的话，这些基础协议可以说已经使得美印双方达成了准盟友的级别。

尽管这些变化似乎增加了“亚洲版北约”成型的可能，但还要注意到，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国各自和中美两国的“三角关系”都颇为迥异，这大大加大了联盟的不确定性。首先对日本来说，军事和安全上，日本无疑会去和美国盟友进行积极的配合及合作，乃至进一步加强双边的关系。但经济方面却要打个问号。虽然自从疫情开始以来，日本政府也曾公开表示会对把制造和产业链迁回日本或转移到东南亚等国家的日本企业提供一定的政府补助。这种情况下，经济利益在中日的双边关系中可能会降低。但在疫情的经济压力下，日本的新任首相菅义伟是否真的能像前首相安倍晋三那样较强硬去面对中国，现在尚是未知数。对澳大利亚而言，虽然它是美国“五眼联盟”中的忠实盟友，但其对中国经贸上的依存性仍然很高，受到牵制。印度可能是相对而言，对“亚洲版北约”最积极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复杂的国内状况和其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武装冲突、与尼泊尔的矛盾等问题中。再加上疫情带来的复杂状况，也让其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存在不确定性。例如今年九月，印度曾经与法国、澳大利亚一起举行过三国高级外交官的会议，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紧缺的抗疫物资供应互相支持。似乎印度在寻求更多国家的支持，以为可能到来的地缘政治恶化情况下的印度争取更多盟友。因此，也难言印度是否会一直把“亚洲北约”作为战略重点。

地缘政治：“遥远”的联盟构想

第三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成员国地理上的距离和分散使得印太地区相关国家客观上整合联盟的难度很大。不同于冷战时期在欧洲大陆建立的北约，“亚洲版北约”并不具备西欧和中欧国家那样在地理层面极强的连接性和一致性，比如苏联对西德的入侵就等同于对整个西欧的入侵，因为它们之间的接壤和紧密的地理联系。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各在中国的三个方向，且每个之间都隔着几千海里的距离，甚至在不同的次区域板块；并且在这一空间中还隔着众多国家。这一地理上的差异使得该同盟急需海军和空军来维护，但这一维护代价高昂且具有极大的时间后置性。即使其中一方与中国发生了军事冲突，其他各方能否及时救援都是一个技术上的难题，特别是在现代战争这种极为快速的背景下。综合来讲，上述困难和挑战，或者说是先天性的障碍，都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从而会对亚洲版北约的形成造成影响。

总结而言，无论是从东亚局势还是从内部因素看，“亚洲版北约”确有形成的条件和可能性，但短期内，该同盟要从概念变为现实，还面临着很多挑战和先天性缺陷需要去克服。并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必须肯付出很大的决心和资源去主导和推动这一进程，并且通过多边协商来确立可能实现联盟的具体机制。而这些过程的实现都存在非常复杂的政治与经济博弈，以及不确定性。

拜登会如何对待“亚洲版北约”？

拜登对中国的外交策略很可能会和特朗普有很大的不同。拜登在10月25号接受CNN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最大威胁，而中国并不是美国的首要敌人，只是美国的最大竞争对手”。这一定位与特朗普政府相差很大。当然拜登竞选时期的表态不能完全代表他的未来政策倾向。随着拜登接管政府，他和他的团队能接触到更多的情报和讯息之后，也很有可能做出新的判断和定位。但在大选前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做此类公开表述，拜登应该也是做过充分的考虑，暂且可以当做对其未来战略选择的参考。

如果基于对拜登团队近期表现出的政策动向及其他行为的判断和定位，那么目前来看，“亚洲版北约”这个话题有可能会被拜登政府所抛弃，或进行一些更偏向贸易层面的调整，或者至少不放在其主要的战略议程中。具体而言，首先，拜登强调带领美国重回特朗普此前退出的诸多现有国际多边框架，来重新参与国际协作及国际争端磋商。他支持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和巴黎气候协议等国际组织和条约，民主党也很支持朝核问题的多边会谈，这与特朗普直接跳过各种中间人直接与金正恩握手会面截然不同。而中国在这些国际组织和多边机构中大多有重要地位。这意味着也给予了中美两国更多外交和其他渠道对话的机会，有望打破特朗普治下美国外交部静默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拜登会转而去筹谋一个针对中国的、目前还并不存在的“亚洲北约”组织。

其次，拜登目前的首要任务是针对特朗普时期遗留的诸多问题进行修补和解决。从美国的新冠疫情到经济恢复、种族歧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大量时间和资源去实现，而很可能无暇顾及去重新推动“亚洲北约”的形成。

第三，从政策领域和行为模式上，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大概率上会从川普时期的不可预测性和以军事、地缘政治、经贸和意识形态等领域，转换成更相对更理性和可预测的有限竞争的议题选择上来。这一策略固然会以团结美国的传统盟友和国际组织为主轴，并可能在如气候、人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施，但总体而言还是有可能带来一个比特朗普时期缓和的双边关系。从现在有披露出来的有限信息和拜登指定的内阁成员及国家安全顾问，如杰克苏利文等人履历和过往来看，他们一直保有的都是对中国维持“接触战略”和“合作加竞争”的模式，只要这种模式继续，就意味着拜登政府不太可能像特朗普政府一样对中国强硬。

最后，拜登政府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公开且明确的表示过其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且美国参议院还在共和党的控制下。因此，关于拜登政府对于“亚洲北约”的态度及行动，首先还是要看其上台后整体体现出怎样的对华政策，才能够进一步回答。

中国的应对之策：RCEP的良好示例

那么，针对这一准概念及其背后的政治外交、经济与军事上的角力，中方有哪些可能的对应之策呢？对于中方而言，鉴于其对外政策的整体战略是既定的背景下，中方可应对的策略主要是集中在更灵活的游走于多对双边关系之间，争取分化这三国与美国的关系。如果短期内效果不够明显的话，可以转而主要把外交精力着重于东南亚等其他分布在这三国之间的国家，与之进一步拉近关系，从而使得这一同盟在地缘政治上更为分裂和难以整合。

更重要的是，中方可以在亚太地区主导更多的多边贸易协定和对话机制等，来分散和削弱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力力及上述三国对美国主导这一目标的态度和跟随度。如近期签署的RCE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特别是这一贸易协定中包括了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但却没有美国。类似这些行动都是中方可以采取的对应之策。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版北约这一构想的背景和实现条件，以及该议题内各成员国所面临的不同挑战，都使得“亚洲版北约”完全实现的可能性较低。而且，在美国的拜登政府下，亚洲小北约这一议题有很大可能会被搁置。但是，“亚洲版北约”所代表的对中国遏制的战略压力，是需要被重视的。中国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强自身“一带一路”等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可以加强在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多边外交，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走审慎而开放的外交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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