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南方】为什么印度发生了农民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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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南方》是海国图智研究院推出的全新中英双语刊物，整合了原有的《东南亚观察》、《拉丁美洲观察》，和《南亚观察》三本刊物内容，并增加了非洲观察的板块，希望为对中国外交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整合更全面多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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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樊慧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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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国内看疫情下农民抗议动因

// 摘要

2020年9月，印度出台了新农业改革方案，即《2020年农产品商贸条例草案》与《2020年价格保证和农业服务条例草案》。该方案虽首次取消了中间商大大提升了市场自由度，给予印度农民更大盈利空间，但同时也取消了广大民众赖以生存的最低保障价格并允许土地买卖，导致收购价比之前还要低，严重影响了国内农作物价格稳定，给予了资本家进行土地垄断的机会，引发大规模农民抗议。然而正如印度农业专家德文德·沙马（Devinder Sharma）所说，“印度农民的愤怒是复合的，其抗议的目的不仅是要叫停农业改革，更是要‘挑战’印度的经济结构。”新农业改革在此次抗议的诱因当中实则只扮演了导火索角色，其实质是印度社会内部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一、疫情持续恶化为印度农民抗议埋下伏笔

由于国内疫情多发，印度长期重视疫情防控，政府自2020年1月初即开始关注疫情形势，并通过加强入境体温检测、停航、撤侨等措施，在整个2月都将新冠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控制在个位数。然而由于印度自身公共卫生体系严重滞后，疫情最终走向失控。截止至2020年12月31日，印度累计确诊新冠病例超一千万例，感染人数居世界第二，且感染病例仍在以日均2万左右的速度增长。

疫情的持续恶化导致印度经济持续下滑，低层民众难以维持生活。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调查数据显示，疫情以来，10%的印度农场主因劳工不足无法收获，22%粮食囤积无法卖出。因此，新法案的出台无疑对已身处困境的农民雪上加霜，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

疫情的持续恶化同样继续拉大了印度贫富鸿沟。印度第三产业年生产总值占总GDP的70%左右，而仅占GDP30%的农业与工业却集聚着印度70%的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低层贫困农民。与此同时，印度封国政策更是促使大量印度农民面临失业和货物囤积等问题，直接威胁底层民众基本生活，也为此次农业改革所引发的民众抗议埋下隐患。

二、领导层与民众的认知隔阂加剧矛盾

莫迪上台伊始即致力于深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的经济改革，强化市场机制和私营部门的作用，立志于解决以往历届政府经济改革遗留的顽疾。根据相关数据分析，2015年以来，印度的农业总支持水平（TSE）由负转正不断上涨（见图1），莫迪的“绿色革命”对印度农业发展看似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总量（GSSE）近年来也迅速增长（见图2），说明印度政府在包括改善农业环境、加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创新农业科技和技术培训等方面加大了补贴力度。一系列积极信号都坚定了莫迪推进农业改革的决心。

然而对于农民而言，在政府此前颁布的“亡羊补牢”的农业扶持政策尚未完全落地之时，新法案的通过带来更多不确定因素。c例如，根据新法案，农产品价格将很有可能被大公司操纵，使农民的命运被大资本家掌控，因此莫迪的改革被视作是政府为争取高种姓既得利益者的支持，而不顾低层民众利益的政策。

显然，莫迪希望从根本上转变印度农业贫困处境的雄伟目标，难以与下层民众的短期温饱需求实现兼容。改革必将或多或少牺牲短期发展，而莫迪政府在与农民代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一意孤行的态度，如宣称只会对某些内容做部分修正，更加剧了农民抗议的风潮。

图1：印度农业总体支持总量（TSE）

 图2：印度一般服务支持估计者总量（GSSE）

三、政府取消中间商引发农民应激反应

印度农民的销卖方式有其特点。由于大量农民缺少接受教育的机会，农民自身的议价能力弱，因此中间商是农民维持销路稳定的关键人物。而新政策要求取消中间商，或将导致印度农民在议价中占劣势。另外，新政策还将取消最低保障机制，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为农民的销路兜底，这些政策都将使农民在交易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而引发不满。

然而事实上，印度农民因中间商操纵价格导致利益受损的事件屡见不鲜。在交易中，中间商凭借其中介地位可“前压后抬”，即肆意压低农民的批发价，之后再哄抬倒手价格，这种人为干扰甚至曾引发整个市场物价的剧烈波动。考虑到印度农民的收入没有稳定保障，莫迪政府此举实则基于民情，只不过农民大多安于现状，对中间商长期以来的心理依赖政府一时难以解决。

四、反对党与利益集团以支持抗议为夺权工具

印度向来自称“最大的民主国家”，其自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竞争性选举制度。但这种制度在体现民意的同时，若不加控制，则容易演变为民粹主义。印度以农业立国，因此农民在其社会构成当中占据了较大份额，这一阶层的选票往往决定了政权的归属，因而一方面驱使印度各政党主动或被动地，通过民粹主义口号和经济社会政策来争取民众支持。另一方面，更成为反对党与对执政党心怀不满的利益集团蓄意挑唆事端的有力工具。

在此次印度农民抗议当中，源源不断的组织后勤保障并非全由农民自发组建，也有反对党和部分利益集团的暗中参与，同时不排除抗议当中职业表演的成份，以放大少数派的利益，使执政党陷入不利局面当中。反对执政党的势力既阻碍了政府整合社会的进程，也阻碍了社会内部通过市场力量自发整合的进程，其对土地产权、劳工权利和小业主的保护所持有的“政治正确”立场，导致印度工业化进程长期受阻，也加大了改革带来的社会成本。

五、小结

此次印度农民抗议可谓是印度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最久以及最有组织性的低层民众抗议事件之一，其爆发原因可总结为疫情下经济衰退威胁民众生存、领导层与民众的认知差异、取消中间商所导致的农民应激反应，及反对党与利益集团的干预四个方面。此次抗议根本上植根于印度内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下难以调和的矛盾，至今仍未有中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或将延缓印度发展速度，增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导致印度社会内部离心趋势加剧。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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