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东时间2月4日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务院总部大楼发表演说，阐述其任内外交政策的方针。整篇演说的核心关键话语是“美国回来了”，意味着美国之前以其多种外交手段主导的对外政策将会回归到日常决策上，换而言之，在特朗普当政四年之前美国所采用的对外政策方式都要重新建立起来。然而，面对更具竞争态势、风险更高的当前态势，拜登政府将采取怎样的应对方式，“回归”已经不再寻常的中美关系？这又会对未来的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在整篇演说中，拜登一共提及中国六次，虽然在数量上少于措辞显然更为强烈、更有针对性的俄罗斯，但依然体现了中国议题在拜登对外政策上的重要性。不过，相较于建立一个独立体系的对华政策，在演说中所体现的拜登对华政策，更像是处在一个较为宏观的美国对外政策框架之下。因此只有理解拜登对外政策的整体思路，才能理解拜登对华决策与过往美国政府所产生的区别。拜登政府将在统一内外政策的“中产阶级外交”（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思路下展开对华决策。所谓“中产阶级外交”，顾名思义，即外交政策需要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利益服务，也就是说，拜登政府的外交与国家安全政策绝非自成体系的策略，而是与拜登治理美国国内的决策进行协调与配合，从而形成内外相联系的战略。这意味着在对华决策上，经济议题将依然是拜登政府的重中之重，但与特朗普政府猛打贸易牌进行单边施压换取妥协的方式不同，根据拜登的演说，一方面美方将非常关注中方的“经济违规行为”（economic abuses），对此实施针对措施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与工人权益；另一方面美方将加大投资本国产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扩充促进就业方面的举措，以持续保证美国在全球市场的竞争优势和利润，中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因而不可避免。而经济政策还仅仅是“中产阶级外交”较为突出的一环，未来中美关系在其他拜登政府认为可能影响美方工薪阶层权益的领域，也有可能产生摩擦矛盾。“中产阶级外交”思路将牵动拜登时期的对华整体策略。同时，拜登政府将在重建美国民主品牌、修复与盟友联系的方向上调整对华态势。实际上，早在竞选阶段，拜登就在政纲以及为《外交事务》杂志撰写的专稿文章中，阐明了美国外交所需要达成的重要目标是“振兴民主”（reinvigorate our democracy），而在此次演讲中，针对中俄两国对美方构成的挑战，拜登提出不仅要修复美国的民主制度，更要与其他盟友一道“反制威权扩张”（push back the authoritarianism’s advance）。毫无疑问，通过“民主”来重新恢复与美国各盟友的紧密联系，再联手推出制衡中国的举措，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又一重要方向，也是拜登政府与前任特朗普政府在外交路线上的鲜明区别。实际上，在本次演讲之前，不论是拜登本人，或是上任不久的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在近一段时间内的各类通话对象，都是美国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传统盟友或伙伴国家，而且在大多数有关通话的新闻稿中都提及了“中国的挑战”，足见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方向。此外，拜登政府将以重归国际多边平台、恢复美国全球领导力作为另一条主线，重构多边舞台上的对华策略。在拜登的演讲行文中，在提及中国构成的挑战后，他紧接着就叙述了美国要重新回到国际平台，重夺领导权的主张，足见中国近年来快速增长的国际领导力对于美方已经构成极大忧虑。在演讲中，除了高调宣布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治理平台或协议外，拜登还表示将致力于支持更多国家发展，支持各国卫生系统建设，维护全世界范围内不同群体人士的权益。这意味着中美关系往后将在双边关系外，增加在国际多边平台上的新战场，拜登政府所关心的气候变化议题、种族权益议题、公共卫生治理议题等领域，都有可能成为美方在多边场合发动舆论攻势、争夺议程主导权的理由，国际社会将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中美关系变化带来的影响。对于拜登政府而言，以何种方式诠释中美当前的关系现状，将会直接决定接下来四年双边关系在美方视角的基调，因此，在依据整体框架所调整的方向之外，演说还需要适当对当前中美关系的状态进行定义。这正是在演说中，拜登所希望传达的信息，也代表了拜登时期美方“回归”中美关系的全新姿态。一方面，拜登使用了“我们最值得重视的竞争对手”（our most serious competitor）来描述中方，这大体上尊重了当前在美方特别是民主党方面对华认知的共识，但调子表现得温和许多。拜登并没有使用类似于“全面对手”（systemic rival）等较强硬的表述，在措辞上也较对俄罗斯的描述轻很多，这至少表明了拜登本人在中美关系的取态上可能较为温和，甚至较其对华决策团队内诸如沙利文、坎贝尔、拉特纳等对于中国的判断，在竞争和危机意识上都有所克制。同时，对比有关俄罗斯的篇幅直接涉及到了纳瓦利内等更为具体的例子，在对华的篇幅上却仅仅提及了大致议题，并没有如布林肯等决策团队成员，在公开表态上涉及到了涉港、涉疆等具体事务，这同样是拜登“回归”中美关系上姿态较为温和，或暂时选择有所克制地回应涉华议题的表现。另一方面，拜登在涉华内容上特意提出了“符合美国利益时愿意与中方合作”的主张，这意味着“回归”中美关系的新姿态中包含可以合作磋商的一面。这一点，在国务卿布林肯就任时首次出席记者会时，同样予以了确认。拜登在演说中提到了美国希望重返世界领导地位时，努力要争取主导的诸多议题，其中诸如气候治理等领域的议题，存在着中美双方进行沟通协商的空间。因此，拜登“回归”中美关系的新姿态上，除了升级的竞争这一面向，也存在着可进行合作等良性互动的空间。此外不可忽略的是，拜登在演说中称，美国不能继续从世界舞台中缺席，要努力重新建立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这与我国近年来所逐渐增强的对国际合作的支持，并不冲突。中美双方可以基于这一新姿态，在国际制度的改革中，继续携手进行新的探索。拜登在演说开头表示，“美国回来了”，并将这句话又重复了一遍，特别强调了拜登政府时期“正常外交”的回归。这一宣言，同时也为处于新时代的中美关系提供了调整的机遇。在相互竞争，与共同利益，同时成为中美关系不可或缺部分的时刻，拜登的此次演说，未必完全定义了美方未来数年的对华决策，但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启发。中美关系自身的复杂性，可能导致不同层次、不同面向的互动调整，但绝不意味着双方必须走向恶性竞争，陷入零和博弈，北京或华盛顿，都可把握机会拓展双边关系的稳定性。（陈定定系海国图智研究院院长、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信荣系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