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新译】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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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U.S. Foreign Policy Work Better for the Middle Class

by Salman Ahmed, Wendy Cutler, Rozlyn Engel,David Gordon, Jennifer Harris, Douglas Lute,Daniel M. Price, Christopher Smart, Jake Sullivan,Ashley J. Tellis ,Tom Wyl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本文编译：

张振尘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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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为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指明一条可行的道路。中产阶级是美国力量来源的重要支柱，但中产阶级的总体境况却在近年来持续恶化。就美国自身政策的原因而言，这部分源于美国片面和理想化的外交政策，部分源于美国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各自为政。面对过时且失效的外交政策，本文将中产阶级的利益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考量，并在外交经济政策以及国家安全与全球领导力方面为美国的对外政策提出了新的具体思路。

美国的各派政治团体几乎都一致认为中产阶级是美国力量的关键支柱，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称拜登将会追求“为中产阶级服务的外交政策”。但长期以来，华盛顿的对外政策制定者们要么过于关注国家层面的战略竞争，要么以过于理想化的外交政策愿景来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而中产阶级在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却缺少足够的发言权，因此其多样化的关切也难以得到真实反映。与此同时，自从全球化、技术变革以及财政紧张带来的经济困境逐步加剧，尤其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中产阶级的处境正在愈发恶化。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特别工作组详细研究了美国中部地区的三大州（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和俄亥俄州）的中产阶级，而这三大州中中产阶级的状况与观念则深刻反映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差异与共性。

在受调查的三大州内，不论是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支持者中，众多受访者都强调前几届政府都未能使外交政策更好地为美国中产阶级服务——其付出了大量的代价，但却没有带来足够的好处。不论是克林顿、奥巴马时期的再平衡战略，还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都无法很好适应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美国的中产阶级总体上很务实：他们认识到开放的世界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但比起地缘政治竞争和抽象的外交理论，他们更加关注外交政策能否有助于他们自身所处环境的稳定性，以及能否为他们的社区带来具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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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对外政策观点

在谈论推动中产阶级的利益的方式时，外交政策精英们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两党外交政策一贯倡导的冷战后支持商业和支持全球化的思维；（2）特朗普所倡导的，国家主义色彩浓厚的美国第一思维；（3）进步人士所倡导的社会自由思维，外交政策以经济公平、气候变化和非军事意义为重心。但是，这三种观点在维护中产阶级利益方面都有不足之处。它们或者过于偏重中产阶级的利益的某些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要么将对外政策对国内所施加的影响过于理想化。

第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建立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制度，美国可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让消费者享受更低的进口价格，为美国创造更多的消费需求，还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对外交政策了解程度的信息不对称使得美国普通民众无法准确把握如何利用该政策带来的红利。更严重的问题是，在跨国公司的利润不断上涨的同时，员工们的中等收入水平却仍然是二十年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全球化为许多社区的制造业带来了重创，而这些社区却没有恢复自身经济的办法。总而言之，该观点忽视了美国国内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也忽视了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因财政支出的矛盾而无法对有助于中产阶级的公共项目进行充分投资的问题。

第二种观点则有意从员工经济福祉的角度重塑国家利益，尤其是对于制造行业的人和薪资不错但没有大学文凭的人。该观点试图减少美国的压力和海外支出，以为美国的国库和社区留下更多的钱。然而，在服务于一些员工的利益的过程中，特朗普的思维是以其他国家为代价，削弱了美国其他重要国内和国家安全利益。如为了保护美国的制造业岗位，特朗普政府推翻了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国际贸易政策，转而广泛利用关税违背美国国际义务，引起了主要贸易伙伴的强烈反击。这种观点倡导一种零和博弈的思维，并且仅仅聚焦于特定中产阶级的相对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中产阶级内部的复杂性和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性。

第三种观点则反对特朗普的零和博弈思想，他们认为美国人和世界所有人的利益紧密相连，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尤其如此。但他们也更加注重经济竞争的公平性。和特朗普不同的是，他们强调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经济和社会正义，期待联邦政府发挥有力的作用，利用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险计划、雄心勃勃的环境议程、国内产业政策和海外多边外交来推动正义。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其同样更加偏向部分人群的利益。如该计划试图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和减少国防投入，但这也关乎许多以此为生的中产阶级的切身利益（这些人大部分都支持共和党）。因此，尽管该观点存在许多合理性，但是该观点的实施可能会面临许多（尤其是来自共和党人）的阻力。

02

以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新思路

以上三种观点都有一些独特的优势，但也都有战略缺陷。因此，文章指出了第四种思路，结合了三种观点的优势并避开了其缺点。该思路聚焦于两个方面：在外交经济政策上，美国所追求的外交政策应该直接推动全球经济恢复，通过多边合作打造韧性，制定外交议程更好地与美国公司和员工的利益对接，实现贸易规则和执行工具的现代化，增加美国全球竞争能力的公共投资；而在国家安全与全球领导力方面上，美国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外交、发展、国防和情报活动以促进国际稳定，预防可能破坏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和社区的全球冲击。

该思路的特征在于，其可以更加直接地解决当今更加紧密相连的安全、经济和社会环境问题的不利风险，注意确保利益共享更加广泛；并且也可以推动国际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安全，并以此使美国从全球市场中获益。而最重要的是，该思路是将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内政策重新协调整合的重要尝试。只有当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政策有充分的互动与融合时，美国的中产阶级才能真正有效地从政策中受益。

在外交经济政策上，该思路指出美国应当：1.制定国际政策，刺激创造就业机会，使收入得以恢复。2.修订美国的国际贸易议程，以公平地与其他国家的竞争环境，同时推行国内政策，促进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3.使美国和国际贸易执法工具和机制现代化，以更好地打击不公平的外贸做法。4.寻求其他跨国协议，缩小各管辖区之间的监管和治理差距，以改善、分担以及解决公平问题。5.制定国家竞争力战略，推动政策创新，更好地整合政府资源。6.加大投资，提高美国企业和社区的竞争力，以提高生产率、工资和经济流动性。7.加深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帮助它们在全球市场上竞争。

以上建议不仅仅着眼于开放国外市场或者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优势，而且更直接地着眼于国内经济竞争力的长期增长。公平分配全球化所带来的收益、积极投资有助于劳动生产力和中产阶级竞争力提升的公共项目、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外的行业、完善贸易执法工具以抵御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都是该目标的内在要求。除此之外，关注其他与中产阶级的经济与社会状况密切相关的外交议题也很重要，比如美国应当积极就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议题展开全球合作，以及应当进行移民改革以兼顾边境安全和人才吸引。

在国家安全与全球领导力方面上，该思路则指出美国应当：1.提高美国的外交领导力，动员有效的全球行动，更好地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2. 协调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来减轻不稳定冲突，并对抗中国在经济和技术霸权方面的行动。3.预测数字时代存在的风险，改善国际政策协调，以减少来自数字危机的威胁，促进开放和健康的数字生态系统。4. 加强战略预警系统和情报支持，以更好地防范代价高昂的冲击，并在国内建立防护系统。5. 将部分国防支出转向研发和技术劳动力的培养，以保护本国创新优势，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6. 推行经济调整方案，提高中产阶层对经济活动格局的不可避免变化的适应能力。7. 维护关键供应链，增强经济安全。

以上建议不意图改造其他国家，而是意图提升美国以及国内中产阶级在风险中的稳定性。现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约瑟夫·伯恩斯在The Blob Meets the Heartland一文中强调“接受采访的人对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冷战或者掀起民主国家与威权国家之间的斗争几乎没有任何兴趣。这些冲动只会加剧华盛顿的政策精英与其他美国人的鸿沟”。而上述建议也的确在对外政策中保持了相当的克制与务实。这种务实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务实（这种务实仅仅将国家权力作为考量的核心），而是回归社会基础，深刻考虑到美国中产阶级的核心关切和长远发展的务实。

总体而言，报告努力表明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正在就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复杂的权衡，并尽全力首先考虑美国中产阶级和那些努力成为中产阶级的人的利益。要达成这样的目标，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们也需要获取美国中产阶级的信任与支持。尽管这仍需要很多努力，但文章至少激发了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们对这一问题更广泛和深刻的思考。而这或许也为美国指明了在当今更为可行的道路——在恢复自身的全球领导力之前，先着力恢复国内中坚群体对自身的信任，并为他们的福祉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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