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美政】国会女性崛起：正在“转性”的美国政坛与选举？

刊物介绍

《美国政治追踪》是由海国图智研究院在2018年12月对《中美关系每日速递》改版后独家推出的美国研究刊物，通过对白宫内部动态、党派竞争动向、美国各州情况及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等问题的梳理和跟进，保持对美国内政的持续关注，并配合之后的大选预测。

本文作者：

郭雷 海国图智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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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哈里斯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以及国家情报局局长艾薇儿·海恩斯（Avril Haines）、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len）等女性内阁成员任命的通过，拜登内阁开始囊括越来越多女性。但女性政客数量增加的情况不止发生在拜登对于政府官员的任命上，还存在于美国国会之中。女性议员数量在2018年大幅度增长，并在2020年选举后，达到了144位，占议员总数的27%，创历史新高。

来自皮尤研究中心对两党历届女性议员数量的统计

在2018年和202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女性众议员的数量有交替性的大幅度增加

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近年来美国国会中女性议员的增多？两党的女性议员又在如今的党派和国会内充当什么样的角色？而继女性在2018和2020年选举中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后，女性候选人是否会成为决定2022年两党选举布局的关键，又是否会因此让男性主导的美国政坛和选举实现“转性”，成为一个能平等地给予女性政客参政及胜选机会的体制？

来自《时代》杂志

女性议员在2020特朗普国情咨文中统一穿着白色西服套装

由特朗普带来的民主党女性议员崛起

民主党女性议员数量的增长发生在了2018年。彼时，有35位民主党女议员首次当选进入国会。民主党女性议员的总量也从63上升到了89，远高于之前各届国会的上涨趋势。为什么民主党女性议员数量大幅度增加偏偏会发生在2018年？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是由于2016年底特朗普的当选在民主党中造成的反响。而民主党女性议员数量的增加很大程度是民主党女性对于特朗普当选感到不满而做出的“反击”。

民主党女性的“反击”体现在她们更积极的政治参与上。这种女性经由对特朗普的不满而产生的政治参与欲望和行动的增加被美国媒体戏称为“特朗普效应（Trump Effect）”。不过，弗吉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妮弗·劳利斯（Jennifer L. Lawless）在2016年展开了一项社会调查，证明“特朗普效应”确实存在。她发现民主党女性对于特朗普当选的反感情绪最大。73%的受访民主党女性对特朗普发布的有关性别、种族、移民等的言论及举措感到不满。甚至表示在看到有关特朗普新闻报道会让她们反胃。这种反感情绪进一步促进了民主党女性的政治参与。据调查，通过社交媒体参与政治讨论的民主党女性从特朗普当选前的10%在他当选的六个月后迅速上升到了47%。而有超过25%的民主党女性表示她们在特朗普当选后的六个月内第一次认真考虑过参与地方、州、甚至是国会的竞选。

更多的民调数据也在印证“特朗普效应”助力了2018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女性议员的数量增长。据ABC新闻的民调显示，当年全体女性选民的投票率为55%，远高于2014年中期选举中的43%。而纽约时报的民调显示，女性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对于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倾向比以往更盛。支持民主党的女性数量比支持共和党的女性数量高出19%，是自2000年来的最高点，而该差距在往年的平均值只有10%左右。

同时，民主党女性参选的人数从2016年的135增加到了339，近乎翻了一倍。其中很多候选人都表示对特朗普的不满是促使她们参选的主要原因。像是来自于纽约第十四选区的民主党女性政治新星亚历桑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就直接表示她竞选的理由是因为质疑特朗普带领其政府滥用职权，无视公职人员的道德守则，所以她需要站出来发声。

由NPR统计的两党众议员女性候选人参选数量

在2018年民主党女性候选人数量几乎是2016年的两倍

竞选支持机制成为共和党女性获胜的关键

不同于2018年的中期选举，在202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女性议员的数量并无增减，共和党女性成为了去年选举女性议员数量增长的主力。选举结束后，共和党女议员的数量达到了38位，实现翻倍。有18位共和党女性通过此次竞选初次进入到国会中，打破了历来共和党女性当选数量的记录。为什么共和党女性可以在2020取得创纪录的胜利？其一大原因是因为共和党在女性竞选支持机制上借鉴了民主党机构在支持女性候选人竞选的模式。

剑桥大学“政治与性别（Politics & Gender）”期刊研究表明资金与竞选扶持机构的全方面支持对于女性候选人能否赢得竞选其实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民主党从长时间的工作中积累了一套从招募到竞选为女性提供资金支持、赋能女性参与竞选的模式。

因为女性往往需要比男性投入更多广告宣传和举行更多的实地竞选活动才能在竞选中取胜，足量的竞选支持机构和资金能很大程度上能抵消这些劣势，甚至为女性竞选创造更多机会。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类似于“女性竞选资金（Women’s Campaign Fund）”等支持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竞选的组织就陆续冒出，为民主党女性候选人在以往的竞选中带来了共和党女性没有的优势。像是“艾米丽名单（Emily List）”这个女性竞选管理及支持机构就是它们中的佼佼者。此机构会在竞选招募、筹款、候选人形象包装、竞选广告投放及联系在任女性议员传授经验等方面支持候选人。而候选人只需要是一个支持如堕胎权益等女性相关进步议题的民主党女性，就可以寻求“艾米丽名单”的帮助。

因为支持项目多和服务候选人范围广，“艾米丽名单”在一届竞选中就可以为支持民主党女性候选人竞选花费超过一亿美元。相比之下，最著名的支持共和党女性候选人的机构，“重视选举女性政治活动委员会（Value in Electing Wome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VIEW PAC）”不仅在此前没有那么完整的运营体系，其在2000到2019年这差不多20年的时间里，也仅仅只为支持共和党女性的选举活动投入了650万美元。资金与支持体制的不足使得共和党在以前一直疏于招募、培养以及宣传自己的女性候选人，没有能力支持她们在选举中胜出。

不过，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有十位女性共和党议员在竞选中落败，输掉了她们原有的席位。而因为支持机制的缺失加上共和党不把性别平权作为其党派的第一要务，共和党在国会中的女性议员数量历来都不超过30。这就使得十个女性议员的落败为共和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VIEW PAC的主席朱丽叶·康威（Julie Conway）表示她和许多同僚因此意识到了共和党女性在国会中的大量失权以及让更多共和党女性入选国会的迫切性。于是，她们决定通过模仿民主党女性竞选扶持机构的运营模式，从招募开始对共和党女性议员进行赋能。在2020年竞选中，朱丽叶通过VIEW PAC为支持共和党女性竞选花费了六位数以上的资金，提供竞选培训及包装，并最终帮助九名受该组织支持的共和党女性候选人成功胜选进入国会。

“为女性取胜政治活动委员会（Winning for Women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作为另一共和党女性竞选支持机构，模仿“艾米丽名单”，通过连接共和党女性候选人和此前成功赢得竞选共和党女议员，以此让候选人学习竞选筹资的经验。该组织同时也出资在爱荷华州加大了对于共和党女性候选人的竞选广告投放。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ational Broadcasting Company）”在竞选结束后总结大量的竞选广告投放是爱荷华在任共和党女议员乔尼·恩斯特（Joni Ernst）和新晋女议员阿什利·汉森（Ashley Hinson）赢得此次竞选的关键。

民主党极端进步派 V.S. 共和党温和保守派

在对于两党女性议员数量增加这一现象的讨论之余，对于女性议员在党派中具有何种影响力的讨论也逐渐增多。而当前两党女性议员在党派内的影响力和充当的角色其实有着较大不同。

民主党在近年来大有进一步向更激进的进步派立场所倾斜的趋势。拜登上台后大推支持清洁能源发展、廉价医保改革等政策，并直接推动性别及种族等议题的立法进程的举措正是印证了这一事实。而民主党的女性议员恰好就是民主党在政治立场上左移团队中的排头兵。她们中的很多人都可谓是民主党中的极端进步派，推动着党派的自由主义政策及思想的发展。亚历桑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就是这其中的一大典型。

AOC常被视作为是国会中最为激进的一个进步主义民主党议员。她在2018年当选后就一直身居《财富》杂志“25位最有影响力的女政客”榜单上。作为一个在纽约城中长大的拉丁裔女性，AOC通过她以往在酒吧工作，支持其单亲母亲的经历塑造了亲民的形象。加上她支持政府福利的政治立场，AOC在2018年击败了连任十届的前议院民主党协商议会（Democratic Caucus）主席乔·克劳利（Joe Crowley）。事实上，AOC的这次胜利也颇有一种民主党内更新换代的意味存在。因为在她上任后，民主党原有的温和派倾向迅速减弱，随之而来的是AOC大肆帮助甚至是主导全民医保、免费公立大学、《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及废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U.S.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等激进的政策在国会的推进。

而AOC并不是唯独一个在民主党中引领进步派政策推进的女议员。和她同年当选的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女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在担任议员的两年内作为“国会进步协商会（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的党鞭，在开放移民和提供廉价住房等自由派议题的推进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而在当今的副总统哈里斯在曾经还是参议员的时候，也因为投票立场相当左倾被评价为是参议院中最激进的议员之一。她也曾在参议院主导民主党多项反歧视立法行动的推进。

不同于带领党派走向更激进立场的民主党女性议员，共和党女性议员可以说是党派中的温和保守派代表。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中，共和党其实大幅度在向极端保守主义迈进。因此很大程度上，共和党的女性议员的存在保证了共和党的立场不会完全向极右倾斜。在两党关系上，她们也一定程度的减少了党派极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了共和党还有能力与民主党合作，并有能力吸引无党派选民，甚至是偏保守派的民主党选民。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和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

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自1997年就开始担任缅因州共和党参议员。她也是在国会中任职时长最久的共和党女议员。而缅因州因其从1992-2012这十年间一直支持民主党而被称为是 “蓝墙州”。柯林斯之所以能一直赢下缅因州的参议员席位，很大程度上和她温和不极端的保守派立场有关。她的存在帮助缓和了共和党中的极端保守立场，使选民不至于完全将共和党和极端保守画上等号。柯林斯也因此帮助共和党维持了一部分温和保守派选民，同时帮助促进了两党很多在女性生育议题及枪械议题上的合作。

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也是一名温和派保守主义共和党人。自2002年起，穆尔科斯基就开始担任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因此她被视作为是国会中仅次于柯林斯的“第二资深共和党女性”。穆尔科斯基在2019年和民主党议员约瑟夫·曼钦（Joseph Manchin）联合向《华盛顿邮报》发布媒体声明，表示气候治理并不应该是两党割据的一个议题，意图促进两党合作在气候及能源问题上的合作。穆尔科斯基的温和立场也使得她在阿拉斯加州一直受到两党选民的青睐。

不过，不同于柯林斯和穆尔科斯基这种致力于推进两党合作的资深共和党女性议员，2020年胜选的共和党女议员在进入国会前就在计划要挑起制衡民主党女性议员的大梁。妮可马·利奥塔基斯（Nicole Malliotakis），玛丽亚·埃尔维拉·萨拉萨尔（Maria Elvira Salazar）和维多利亚·斯帕茨（Victoria Spartz）这三位刚当选的共和党女性议员成立了“反激进小组（Anti-Squad）”，旨在对标由AOC建立的，主要由少数族裔民主党女性议员组成的“激进小组（Squad）”。因为“激进小组“在极力推行以社会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各种需由相对的大政府所主导的政策，所以“反激进小组”希望通过她们自身或家人逃离社会及集权主义国家的经历来反对“激进小组”推动的政策。因此，未来还将可能看到很多由这两个团体带来的两党女性“驴象之争”。共和党女性作为两党合作桥梁的角色也可能因为这种两党女性议员集团间的对峙而弱化。

美联社照片：“激进小组（Squad）”最初的四位成员

从左到右：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伊尔汗·奥马尔、AOC、科里·布什（Cori Bush）

“反激进小组（Anti-Squad）”

从左到右：妮可马·利奥塔基斯，玛丽亚·埃尔维拉·萨拉萨尔和维多利亚·斯帕茨

女性候选人无法推动美国选举“转性”

2018和2020两年，两党女性议员在竞选中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女性候选人是否会在2022年继续之前的趋势，甚至主导两党竞选布局？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美国的选举中还是存在比较巨大的性别偏见与歧视。换而言之，美国的选举系统还未实现“转性”，无法给予女性和男性相同的胜选机会，男性还将继续主导国会。

美国女性政治候选人在竞选中还是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媒体宣传偏见所带来的劣势，从而无法在选举中获得胜利。“女性、政治与政策期刊（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 Policy）”一篇研究女性候选人的媒体形象的文章表示媒体会更多使用带有性别意味而非是中性意味的角度及词语去描述在高位的女性政客。但是由于女性性别在当前社会中被赋予的负面意义相对较多，这种带有性别偏向的描述往往会强调性别为女性政客带来的弱势，掩盖她们的政治能力。“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项分析表明前民主党女性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灵顿和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就深受这种媒体偏见的侵害。以至于她们被公众记住的都是“情绪化”、“野心过重”的这种女性形象，而不是她们推出的相应政策。这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她们的选举终结。

同时，美国社会还是没有脱离一种名为“策略性歧视（Strategic Bias）”的竞选性别歧视，其社会也因此无法轻易选举出女性议员。“策略性歧视”指的是当选民因认为他人不会给特定候选人投票而使得那个候选人“不具备胜选条件（not electable）”时，他们即使原来支持那一特定候选人，也都还是会策略性的把票投给其他看起来更被社会接受，因此更容易获选的候选人。这种“策略性歧视”在选民面对女性和少数族裔候选人时会变得极为明显。《对话 (The Conversation)》2020年的一项关于“策略性歧视”的研究表示许多哈里斯的支持者在2020民主党确定党内总统候选人之前就已经表示因为他们认为美国大众不会投票让一个黑人女性成为总统，所以他们也将放弃为哈里斯投票，以防自己的选票被浪费。因此，“策略性歧视”让很多女性候选人的竞选之路被多数选民甚至是自己的支持者阻断。

最后，2022年的中期选举将因为选区的重新划分而变得与以往不同。主导选区重新划分事务的共和党将有可能通过“不公选区划分（gerrymandering）”使民主党候选人处在选举的劣势之中。在此之上，共和党还可以加入性别的考量，通过更具针对性地将在任民主党女性议员的选区进行不公划分，为她们的选举增加难度与不确定性。

一般来说，“不公选区划分“是在划分新选区的时候通过拆解支持民主党的选区，并把其碎块划归进完整的共和党选区中，致使大量选区变成支持共和党人的大本营，再无力选举出民主党议员。但在2011年发生的众多不公选区划分中出现了针对民主党女性议员的案例。有十名民主党在任女议员向法院上诉，表示她们的选区被共和党更具有意图的和另一位在任的议员的选区划归到了一起， 而她们因此需要和另一在任的议员在竞选中对抗。这极大程度的加强了她们竞选的难度，造成了她们的落选。

这种针对民主党女性议员的不公选区划分将可能再次在2022年发生。共和党在近期公开了一份文件，表示他们将计划在2022年竞选中重点针对47名民主党现任议员，致力于赢下他们的席位。而在这些被针对的民主党议员中有超过一半的都是女性议员。“选区重新划分观察（Redistricting Watch）”也出具了一份名单，指出有十位现任民主党议员在2022年最有可能受到共和党的“不公选区划分”攻击，而这其中就包括五位民主党女性议员。针对女性议员的不公选区划分将使民主党女性议员无望继续在竞选中造成影响，并让她们面临失去席位的风险。

结语

民主党女性议员数量在2018年的增加是由于“特朗普效应“的影响，而共和党女议员在2020年的大幅胜利则是得益于其在竞选支持体制上对于民主党的借鉴所带来的成功。不管是引领革新还是提供更温和或中立的立场，民主党和共和党女性议员都在其党派内逐渐扩大影响力，并成为美国国会中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不过，虽然女性议员数量在近几年确实是在美国国会中有所增加，但是女议员在国会中的比重还是无法与女性人口在美国人口总数上的占比所比肩。其实，国际上不乏声音去建议各国国会设置女性配额，保证立法机构中女性的占比和女性在社会中的占比数量相同，从而在政坛中保证女性能被公平地代表。甚至有观点指出因为过往的压迫，各国立法机构应该补偿性的选举出更多的女性，以此推进政坛中的性别平权。但无论是支持哪种主张，毋庸置疑的一点是女性的政治权力是否充足，其根本是在于女性政客的声音是否真的能发挥其价值，在于女性政客又是否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成为政党甚至是国家的领导者。

从现状来看，美国女性政客还面临着来自社会、政治对手乃至是自己党派的歧视。不仅是女性政客在竞选中遇到的偏见，在职的女性议员一旦在政治场合中相对公开且激烈地表述自己的立场，她就极其容易因为“不符合女性应该柔和的社会期待”而被贴上侮辱性的标签。AOC就曾因为她在辩论中的言辞过于激烈，而遭受了来自弗罗里达的共和党众议员泰迪·尤浩（Ted Yoho）的言语羞辱。只有社会和政界一道致力于消除对女性政客的歧视和污名化，并且真正让女性这一身份不再作为限制和框架，美国政坛才能真正“转性”，成为一个由更多女性组成并赋能女性深度政治参与的体制。

审校：葛健豪 海国图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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