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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全球华人社会的养老模式分析

海国图智001 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1-11-01

刊物介绍

《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 /21 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出版,对全球公共卫生事务和医疗健康政策经济进行整合,并在每期设置专题,通过撰写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和论文编译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以通过多方面的公共卫生研究,为全球的健康协作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思路,并为读者提供更加客观、更具时效性的资讯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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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余卓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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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孝道”对华人提出了普遍的养老责任要求。在具体的行为表现上,传统“孝道”要求子女在父母生前和死后提供悉心照顾和日常必需品,并兼顾他们的精神体验。这种养老要求在现代社会则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一方面,家庭结构的变迁使得传统家族观念逐渐边缘化、代际关系重心下移;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强度不断加大,“要么出众,要么出局”的观念增强了人们对个人事业和生活质量的追求,一部分人不愿意继续提供直接的家庭照顾。


近几十年来,社会规范和意识形态的变化使孝道的社会期望和实践方式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知到了当前的家庭养老压力,也开始担忧自身的晚年生活。随着移民浪潮,传统孝道观念和养老焦虑交织的复杂情感迁移到一个个华人聚居区,最终建立了机构养老、社区养老、以房养老、社区养老乃至旅游养老等一系列养老模式。实际上,分布在全球的华人社会究竟选择何种养老模式,是社会和家庭共同决策的结果,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分析。


这里,本文将“孝道”视为子女回报父母之爱而尊重和照顾他们的责任,将“华人社会”视为全球所有华人华侨的统称,并着重关注那些具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聚居区。尽管“孝道”已经不再对养老方式起决定性作用,它仍在一定程度上对海外华人提供道德约束和激励。而对不同华人聚集地的养老模式的分析,也有助于寻找中国本土的养老模式的革新方向。


宏观究因:养老系统的四个关键元素

散落全球的华人聚集地规模或有不同,但即便是人数达到一定规模的华人社区也终究是当地社会的一部分,它的养老模式始终嵌入于所在地的整个社会背景。探究中观层面的养老模式成因,需要关注养老院、社区、养老保险和社会组织四个关键元素。除了纯粹是家庭养老的偏远小国,任何国家的养老制度都不同程度地涉及这四个方面。


养老院是为老人提供住宿和日常起居照顾的社区服务机构,由社工、护士、医生、义工及助理员组成工作人员。它与安老院类似,后者为未能独自在社区中生活但无需倚赖他人提供起居照顾或护理服务,以及在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下被评为没有或轻度缺损的长者提供住宿照顾、膳食及有限度的起居照顾服务。社区则有助于减轻家庭养老的压力: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并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可以获得社区的服务机构和相关人士为自己提供“五助”服务(助餐、助浴、助洁、助急、助医)、日托或全托及文体娱乐服务。CCRC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则是普通社区的升级版。作为人为建设的复合式老年社区,它通过为老年人提供自理、介护、介助一体化的居住设施和服务,使老年人在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变化时,依然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继续居住,并获得与身体状况相对应的照料服务。


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作为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它使得独居老人也能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外,近年来社会组织的逐渐参与标志着养老问题的社会化转型。它是养老系统中极具活力的因素,同时也有不可控性。一方面,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养老服务的不足,降低养老服务成本,推动养老服务的人性化、差异化供给;另一方面,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适度性问题,社会组织综合能力较弱、制度建设不健全以及传递官僚弊病、稀释归责性、权力寻租等问题也制约了社会组织有效参与养老建设。


从职能主体上讲,养老问题往往是由政府、社区和社会组织共同解决的。无论将老人安置在家庭、社区照顾中心还是养老院舍中,都绝非单一路径的结果。其实,城市化水平和社会文化传统决定着上述四元素的发展水平,而它们的相对成熟度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最终采用了什么样的养老模式。例如,在相对发达的北美地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强烈,社区整合力量强大、职能系统完善,社区养老成为主流模式,也是政府大力倡导的新型养老方式;同时,发达的社会组织凭借专业性、灵活性、自主性与公益性优势,也成为居家照护服务供给的核心力量。


微观究因:养老安排的家庭分析

长期以来,家庭养老就是华人社会的首选。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孝道建立在家庭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之上,人们将家庭和其他家庭成员的需求放在个人需求之上。而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赡养难度的增加和个人主义的崛起,成年子女开始寻找赡养老人的最优选择。即便一部分人最终仍然将老人赡养在家中,这也是一系列理性思考的决策结果。我们至少可以从居住安排、家庭结构和照顾分工三个方面分析华人家庭的养老安排。


从居住安排上看,我国多代复合大家庭逐渐消失,核心家庭、单人家庭、空巢家庭的比例不断提升。无法依靠家庭成员养老的空巢老人的出现,实际上是一种牺牲养老体验为代价的决策结果,而他们本身缺乏选择权。例如,随着青壮劳动力外流,我国许多农村出现空心化特征,家庭养老提供的经济支持功能、生活照料功能和精神养老功能弱化。长期不被满足生活照料、疾病送医及陪护和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成为老年人的难题。同时,农村较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高度同质化的人口结构,也使得社会组织和社区力量也难以介入。华人社会则形成了一种间歇性“空巢”难题:每天白天子女上班后,由于语言不通,旅居海外的老人只能待在家里或在有限的范围内活动,很容易患上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


在性别分工上,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儿子为父母提供经济和情感支持,女儿或儿媳则分别提供工具支持和实际照顾。已婚妇女与丈夫的家人住在一起,不得不减少对亲生父母的照顾,而这难免导致她们与出生家庭的情感疏离。过去半个世纪,妇女获得了越来越多教育和就业机会,承担起获得收入和提供家庭照护的双重责任。而随着独生子女时代和“4-2-1”家庭结构的来临,大量妇女不得不面临照料四位老人的养老难题。由此可见,家庭养老既有经济压力,也有情感性的照顾负担,抛开传统孝道的道德约束,它已很难继续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佳选择。在海外华人社会里,跨国婚姻和夫妻分隔两地的情形不在少数,家庭中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的不足的照顾能力都大大增加了老人赡养的难度。


   实际上,老年人赡养的家庭安排体现着家庭照顾能力与照顾意愿,中观层面的四个元素则体现着社会的保障和兜底能力。在倡导养老社会化和社区化的西方,由于华人华侨根深蒂固的孝道和家本位观念,只要家庭本身舍不得“放出”老人,政府和社会组织就参与不了老年人赡养。当家庭难以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继续承担赡养责任,养老才由家庭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进一步地,政府和社会组织分别给出普遍化和差异化的养老方案,遍布全球的华人社会由此涌现出多样化的养老模式。


两个典型的华人社会养老模式

·香港日间照顾模式:超大型城市的机构养老

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一线城市,贫富差距及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据香港2015至2064年的人口推算,到了2034年65岁或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28%,到2064年则进一步飙升至33%。在香港,常常能见到年过花甲的老人为了生计仍在从事收银、抹台、扫地、刷碗、清洁厕所等体力工作。由于职业轨迹的代际传承,他们的子女同样从事没有社会保障的低等工作而无暇提供照料,大量老人受到的照顾质量低下,健康状况堪忧,空巢老人数量及半失能老人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


在此背景下,与台湾不同,香港依靠自身发达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力量发展出老年人日间照顾模式。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社会福利署的定义,长者日间护理中心(单位)是以中心为本的长者社区照顾服务,为区内年满60岁或以上、在安老服务统一评估机制下被评定为身体机能达中度或严重缺损的体弱长者(包括患有认知障碍症的长者)于日间提供照顾服务、复康运动和社交活动,协助他们保持最佳活动能力,改善生活质素和在熟悉的社区安老。此外,长者日间护理中心也为护老者提供各类支援和协助,使他们更有动力继续承担护老者的责任。目前,香港日间照料中心主要包括长者服务中心、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其他志愿服务。在职能安排上,日间照料中心均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管理和运营职责,政府(社会福利署)给予充足保障与支持并和民间组织协力提供资金支持。


在原子化的都市社会里,日间照顾中心作为社会联结的中间组织,是阻止疏离和孤独感侵袭人们晚年的一剂良药,证明了经过整合的老年人也可以适应现代社会。尽管依然郊区与中心城区提供的服务水平差距较大、交通接送服务制约老年人参与意愿等瓶颈问题依然存在,它符合了超大型城市的需求,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借助超大型城市完善的职能系统和强大的资源整合功能,日间中心评估老年人生理、心理及社会需求并提供个性化服务,大大减轻了单个核心家庭所面临的养老压力。


·澳洲老年颐养模式:高龄华侨区的院舍养老

澳大利亚也是华侨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安稳舒适的生活环境吸引了大量的华人舒适性移民。这里的老年华侨主要可以分成三类。第一代移民自改革开放后进入澳洲工作生活,最终选择在当地落叶生根,安度晚年;第二类是由在澳工作的成年子女为了亲属团聚接到当地养老的老年人;第三类人则是追求更为完善的养老和医疗服务及相对适宜的自然环境,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赴澳养老。


近年来,随着澳洲移民数量增加及老龄化问题的日益凸显,早期华人移民的衰老与新移民年龄增加同步发生,澳洲华人社区的老年人呈现出高龄化堆积的特征。考虑到老年人的文化适应能力较弱,为了减轻他们所经历的“迁徙创伤”,澳大利亚移民社区因地制宜地建立了老年颐养院。以皇家澳洲颐养服务为例,它始终积极回应老龄化人口的需求,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深受信赖的家庭护理与医疗保健解决方案。2013年,澳大利亚华人服务社成立第一间华侨高龄颐养院,为东亚裔老人提供住宿及相关养老服务。熟悉的语言环境、相似的文化背景和先进的照顾技术使华裔老人得以摆脱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的疏离感。目前,随着澳籍华人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加,华人服务社第二间高龄颐养院建立,除了华裔老人之外,来自印尼、韩国、越南等国的老人也纷纷选择在这里安度晚年。进一步地,由于世界级的颐养制度,在此居住的老人健康水平逐渐提升,人均寿命也有所增加。


从根本上讲,这种华人社区颐养院的兴起是由于固有的传统孝道及养老模式伴随移民发生的“文化随迁”。高龄华侨的年龄与较低的可塑性、早年社会化过程的流动经历使得他们难以像现代社会的年轻移民一样成为真正的世界主义者。当足够人口规模的族裔社区的形成,社区内部的养老消费市场构成了他们融入当地主流文化的一个文化缓冲带。一个个华人颐养院就像一个个“飞地”,华裔老人在这里进行与当地场域适配的“再社会化”,也建立自己剩余生命的第二故乡。


养老问题在现代社会中

回头来看,全球华人社会的养老模式都紧紧围绕一个核心观念——孝道。虽然“孝道”一词来源于传统的中国文化,赡养父母甚至提供隔代照顾的家庭美德和义务对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区具有普遍意义。长期以来,多代同居的家庭养老模式是中国人孝道的基本表达形式。但是,现代社会中居住空间的拥挤、全球化的生活和就业潮流、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对个人事业的追求及家庭集体主义观念的衰落,正在改变年轻人对孝道的理解。与传统的孝道观念规定儿童无条件的义务提供物质和非物质支持相反,当代社会背景下的孝道越来越重依赖于成年子女的社会经济状况。


例如,尽管许多成年子女仍然兼顾照顾父母和工作的双重责任,为父母支付长期照顾和相关服务的费用以代替执行实际的照顾任务已经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孝道表达形式。与之对应的,随着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自身的养老观念更加多元化,对养老责任、养老需求和养老方式的诉求更加包容,也逐渐接纳了社会化养老等新的孝道表现方式。


随着中国第一代新移民在世界各地建立社区和消费社会的来临,华人文化与当地社会交融,孝道观念产生了高度的纵向演变和横向分化,并基于当地的政策背景、基础设施形成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养老模式。当然,正如实行日间照顾模式的香港特区也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安老院舍、台湾养老业社会化趋势明显,华人社会养老模式的完善是互相学习而非割裂的过程。当下,华人回流移民、环流移民、暂时性移民和技术移民愈加频繁,势必又会给不同国家的华人社会养老模式革新注入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 光明日报-年轻人为何已产生养老焦虑?

https://share.gmw.cn/news/2021-02/09/content_3460971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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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百度百科-安老院

[4] MBA智库-社区养老

https://wiki.mbalib.com/wiki/%E5%85%BB%E8%80%81%E6%A8%A1%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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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皇家澳洲颐养服务-官网 https://rascs.rdns.com.au/

[17]人民网 侨界关注:澳大利亚华人养老院悄然兴起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0802/c1002-30192034.html

[19]孙凌,杨晓星.澳洲:可以借鉴的颐养乐园[J].中国老年,2017(0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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