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图荐文】如何认识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世界知识 Author 陈佳骏
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的意外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基本目标的反思。一些人认为，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脱离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了。于是，拜登总统一上台，其核心幕僚们就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的概念，意图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更紧密地捆绑。事实上，将外交和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并不是新做法。1946年，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评估“苏联威胁”的“长电报”中曾写道：“……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如今，美国在其对华政策锁定战略竞争之际重拾内政与外交相捆绑的外交政策构想，值得我们警惕。
“中产阶级外交”的“缔造者”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自2017年起，受时任CEIP主席、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委托，CEIP“地缘经济和战略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和高级研究员萨勒曼·艾哈迈德等人对此议题开展了深度调研。如今，这三人都已加入拜登执政团队，伯恩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沙利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哈迈德则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CEIP的“中产阶级外交”研究项目总共发表了四份报告，前三份都以美国州一级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俄亥俄、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三个内陆州。对这三个州的选取有着精心的设计：俄州是主要的制造业摇摆州，其经济在新冠疫情发生前增长明显，失业率下降，商业信心高涨；科罗拉多同样是个摇摆州，依赖国防工业和油气开采业，同时又是可再生能源研究的前沿阵地，不过收入增长、人口增长、教育水平、贸易依赖度等方面的情况与俄州截然相反；内布拉斯加则是传统上支持共和党的农业州，其人口增长率、高等教育水平、制造业劳动力比例等指标均接近于全美平均水平，较大程度上能代表农业州的中产阶级。
在项目组成员对上述三州的小企业主、农民、劳工代表、官员和教育工作者进行了数百次采访后，沙利文、艾哈迈德等人于2020年大选前，即当年9月发表了题为《让美国外交政策更好地服务中产阶级》的报告，结论是：“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30年后，中产阶级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全球化、技术变革、金融失衡和财政紧张带来的经济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解决。”为了能在世界上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需要“纠正国内的民主赤字和社会、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同时寻求夺回对外的道德制高点”，“必须整顿好自己的内部秩序”。
报告建议美国政府重新思考贸易和国际经济规则；加强对因工业转移到国外而失去工作的工人的“调整援助（adjustment assistance）”；保护关键供应链；制定“国家竞争力战略”，即新的产业政策，等等。报告还认为，在中国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中产阶级会团结起来，支持美国恢复在单极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升级与中国的新冷战”。
这个报告不乏前后矛盾之处。例如，一方面称国防开支和国防工业基础仍将是美国许多中产阶级密集分布区的“命脉”，建议为“健康的军事预算提供资金，以遏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势行为”，另一方面却又建议“在较长时期内逐步和可预见地”谨慎削减国防开支。
人们起初认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会回到“国际主义必然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传统建制派假设”上来，但“中产阶级外交”的提出表明，拜登的外交政策内涵或许只是特朗普式民族主义的另一种镜像。
与民粹主义逻辑一样，“中产阶级外交”也认为，“开放的多边贸易协议”不利于美国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外交”并不是否认多边贸易，而是特别强调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为此，拜登政府专注于解决避税天堂、汇率波动、掠夺性贸易政策、跨国腐败和监管漏洞等问题。用沙利文的话说：“我们不是要让世界安全地接受跨国投资，我们是要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和提高工资。”
“中产阶级外交”强调大规模国内投资的产业政策，凭此重新确立美国对外政策的“实力地位”（position ofstrength）。拜登2020年初发表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文章中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贸易政策必须始于国内”，这需要“对基础设施进行巨额投资”，同时“把研发投资作为总统任期的基石”。拜登上台后推动的“基础设施计划”，以及旨在维护美国高科技优势的跨党派的“芯片法案”和“无尽边疆法案”等，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
“中产阶级外交”主张结束“永远的战争”，这点也和特朗普寻求的结果相一致。理论上，拜登政府会努力平衡美国在不同领域使用的战略资源，例如增加用于发展和外交的开支，同时降低军费开支。同样是在《外交事务》的那篇文章中，拜登称“可持续的政策”必须“结束永远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让美国付出了无数的鲜血和财富”。拜登在3月25日举行的首次正式新闻发布会上却称，美国很难做到按照与塔利班签署协议设定的时间，在今年5月1日之前将美军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前不久又宣布在今年9.11事件20周年之际完成撤军。这也反映出，拜登不得不与特朗普一样面临“口号与现实之间的困境”。
“中产阶级外交”充其量只是一个选举修辞，看似丰富饱满，以中产阶级利益为中心做出战略和政策设计，其实是夹带着传统派和进步派民主党人“私货”的“大杂烩”。例如拜登和民主党可以说“保护选举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是服务于中产阶级利益”，共和党人会同意这种说法吗？这些问题已在加剧两党选民之间的“文化战争”。
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中产阶级外交”没有明确指出“谁是中产阶级”。50年前人们会把有共同消费标准的蓝领工人群体视为“中产阶级”，但就目前情况看，“中产阶级”这个笼统的术语已不适用于当今的美国社会，因为拥有大学文凭的上层工人阶级在获得医疗保障、福利和社会尊严方面与没有大学文凭的下层工人阶级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美国目前正处于新的阶级斗争阶段，同时面临政治、身份、社会、人口、经济上的危机。当一项以“中产阶级”为名的政策并不能对“中产阶级”进行清晰定义时，又如何能更好地为“中产阶级”的利益服务？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中产阶级外交”想要恢复美国人对体制的信心。拜登称，世界“正处于一场关于哪种体制更优越的根本性辩论中。重建中产阶级是赢得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因为它表明民主仍然可以造福于我们的人民”。但如果“中产阶级外交”只能靠继续抹黑和打压中国这个“竞争对手”才能“彰显”美国的“体制优越”并确立美国的“实力地位”，就很难称得上是“有道德”的政策设计。
在美国有评论说，拜登“中产阶级外交”展现的是一种“受抑制的全球主义”（chastenedglobalism），目标是要建立符合美国经济安全和优先价值的“自由全球格局”。在这一目标指向下，中国和俄罗斯被拜登政府放到了“自由价值”的对立面上，中国被视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挑战”。
拜登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正在吃美国的午餐”。这句话进一步证明，中国问题正加速演变为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从此意义上讲，美国一些“老大难”问题都可以用中国来“对标”。用通俗的话说，拜登政府认为，中国有的，美国也要有，而且要比中国做得更好，这样才能对美国的“中产阶级”负责。可以说，“与中国竞争”被拜登政府视为重建美国“中产阶级”对体制信任的关键一环。拜登要让美国民众相信，美国的体制在实现国内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方面仍是有效的。
拜登政府重启“跨大西洋协调”，对华推行“价值观外交”，目的即在于此。台湾、新疆和香港问题本来与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并无太大关联，拜登政府硬是把两者扯上关系。一个抽象的理由是“捍卫自由国际秩序”，如果说服力还不够，就再扯上供应链问题，用“价值观正确”来逼迫跨国企业将供应链移回美国，或者移出中国。更值一提的是，拜登政府强调“对外的价值观斗争”，也是意在修复被特朗普破坏的“美国国内民主”。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大国对抗中，“民主价值”对美国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国内国际动员工具。
总规模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计划”和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亦是如此。拜登希望向美国民众和世界证明，美国的体制也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否办到则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引人关注的跨党派“无尽边疆法案”希望增加对未来技术的投资，以巩固美国在科学技术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但民主、共和两党都夹带“私货”，使这一目标难以实现。民主党希望把该法案纳入拜登庞大的“基础设施计划”中，同时塞进一项“亲工人”条款，提出要确保建造新半导体加工厂的建筑工人都能按现行标准获得工资。共和党对此难以接受，他们主张单独推出“无尽边疆法案”，避免其因被纳入拜登的“基础设施计划”而遭淡化。
类似的例子还有两党围绕外交和军事预算分配的博弈。“中产阶级外交”重前者而轻后者。3月16日，四名民主党参众议员提出了一项名为“投资21世纪外交”的议案，呼吁在2022财年预算案中为外交预算增加120亿美元，其援引的理由之一便是“与中国竞争”。4月9日，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对拜登政府预算提案中削减国防开支的条文提出激烈批评，认为这“给了中国机会”。
由此可见，两党在对华开展战略竞争方面拥有共识是事实，它们通过操弄“中国议题”来为本党集团争取最大利益也是事实。“中产阶级外交”的提出不会消弭两党分歧，将内政与外交捆绑只会让两党的利益斗争更加复杂，而这也会给中美关系增添复杂因素。
（作者为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END ·
本文刊登在《世界知识》2021年
第9期
责编：安刚
此荐文出自世界知识，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