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正在复制“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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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南方》是海国图智研究院推出的全新中英双语刊物，整合了原有的《东南亚观察》、《拉丁美洲观察》，和《南亚观察》三本刊物内容，并增加了非洲观察的板块，希望为对中国外交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整合更全面多元的视角。

作者：Sim Vireak

译者：卫舒辰

校对：柯曼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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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中国经济的成功和重新崛起鼓舞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寻求减少贫困、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方案。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已经使7.7亿多贫困人口脱贫，彻底消除了极端贫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在短时间达到这个规模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这占同期全球总量的70%以上。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从一个非常低的收入阶段开始（按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计算，1978年之前，人均GDP不到637美元)，然后进入低收入阶段（1990年人均GDP为 1516美元)，然后从低收入阶段到中等收入阶段（2000年人均GDP为 3678美元)，最后进入中低收入到高收入阶段（2010年人均GDP=为9430美元)。预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下一阶段，中国将成功跻身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从世界上最大的中高收入人口向世界上最大的高收入人口过渡。

中国农村贫困率实现大幅下降，从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6年的4.5%。在此期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7亿减少到4335万。中国已从世界上贫困人口最多的社会转变为世界上中高收入人口最多的“小康社会”。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真正的奇迹。

这种巨大成功的模式或公式是什么?柬埔寨可以仿效的关键发展政策和治理结构是什么?

本文旨在从多个角度探讨“中国模式”，并探讨柬埔寨在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可以借鉴的创新或可行的一些关键特征。

“中国模式”的不同角度

在讨论“中国模式”时，可以通过与现有模式的比较，从几个角度来看待。

现有的模型可以按照全球级、特定区域或特定国家进行分类。

在全球层面，现有模型常与“华盛顿共识“相比较， 讨论 “北京共识”或“中国资本主义”如何挑战并可能取代“华盛顿共识”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地位也已展开。就这一讨论而言，有一个共识是不存在所谓的“北京共识”，主要有四个原因。首先，“中国模式”并不是为了贯穿经济、金融和治理的各个方面预先设计的系统。相反，它是反复试验的副产品，混合多种外国模型，并且因地制宜。中国模式并没有提供现成的一揽子方案或规则供其他国家使用。第二，没有共识是所谓的“北京共识”。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自己还没有就中国模式的特征达成一致。第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并没有向外输出其模式的明显意图。它本身是一种被动的政策执行，而其他国家正在设法弄清楚什么适合而什么不适合自己的国情。第四，该制度针对本国实施，并不受限于如“华盛顿共识”那样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治理。

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中国模式正不断与过去的成功经济如日本、韩国等相比较。这一层次的讨论更多地关注经济和工业化政策以及增长模式，而不是经济和金融治理体系。这种讨论试图寻找哪些政策和增长模式能够维持长期的快速增长，并将该国的地位从发展中国家提升为发达国家。中国模式可以与东亚奇迹经济或“发展型国家”相提并论，例如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提出的日本“政府主导工业化”（government-led industrialization)，或者也可以与更负面的“发展威权主义”（developmental authoritarianism)相比，以区分中国政府模式。主要的区别是基于政治体制的意识形态，即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以及国家的大小。

发展型国家模式可能是最能反映中国增长模式的框架之一。韩国中央大学教授白承旭曾总结道，这种共享发展模式的关键要素包括国家对金融的控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支持、在重工业领域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对出口市场的高度依赖和国内的高储蓄率。

另一个层面的探讨则是针对中国国内关于中国应该走什么发展道路以及中国想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讨论。这就是所谓的“中国道路”。根据这一讨论，“中国道路”被称为“第三条路”。“第一条路”就是采取西方式的竞争选举和政党政治，诸如韩国等一些东亚国家和中国台湾。“第二条路”是通过 “休克疗法”进行快速变革并接纳民主理想。转型的“第三条路”则是中国模式的精髓，这是一种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实验性的方法，既能促进社会稳定，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同时又不损害党的统治权威。

聚焦于中国国内的探讨总结出的结论巩固了对中国共产党成就的赞扬并且将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以及不依附于民主的经济增长现象进行了分类。根据这一观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计划的建设始于“四个现代化”（1964-2000)的振兴战略，随后是邓小平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三步走”战略(1980–2050)。当前，中国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00-2050)，同时坚持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阶段”战略（2020-2050)。这些战略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上述讨论往往得出一个相似但简单的结论，即中国模式不能被模仿。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是政府制度，国家的大小，以及人口和民族特征。

因此，为了避免负面结论，本文将讨论一些重要的经验教训：柬埔寨可以改造，而不是单纯模仿中国模式，特别是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和国家治理的主要参与者方面，以适应柬埔寨的国情。对经验教训的选择可能会在客观性上引起争论，因为有许多模型和经验教训可供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本文也不打算对国家发展进行任何意识形态比较，而是将重点放在经济发展政策和改革上，尤其是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

中国模式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

1.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

中国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国政府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高度重视。由于政府官员可以根据其所在地的GDP表现获得晋升的机会，他们有强烈的动力去改善其辖区内的实际经济表现。而在做决定时，他们可能会为了实现增长目标而偏袒企业。

地方政府在资源流动上的竞争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战略性支出，这在竞争外商直接投资（FDI）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政府间的“招商引资”竞争机制是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以吸引投资为驱动，地方之间的竞争创造了繁荣，促进了生产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出口。所谓“标尺竞争”是指地方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进行竞争，试图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竞争的目标已经从单纯地提高GDP向提供更高质量的民生公共产品转变。政治晋升的激励逐渐增强，民生公共产品的标尺竞争开始出现。市长级别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由中央政府任命批准的，因此官员们在该地区激烈竞争，以实现政治晋升。因此，区域间的资本竞争和标尺竞争都是地方政府竞争战略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各个地方的经济发展。

悲观主义者可能认为，这一特征无法在柬埔寨实施，因为柬埔寨地方政府没有像中国那样的规模来创造经济GDP，而且也没有足够的预算空间来刺激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地方之间的竞争意识可以用各种形式的竞争标准来衡量，例如投资项目的数量和规模、减贫率水平、收入数额、基建数量以及生活质量，如地方政府可以提供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

在柬埔寨，有一些所谓的“一村一产品”倡议的推广，在促进当地特色的同时从每个地方的特产中获取经济利益。但是，这一政策缺乏地方之间的竞争意识和比较意识，各地方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结果也取决于地方政府的个人领导能力。总的来说，各地方的表现也良莠不齐。对于那些带动了发展的领导人，并没有公开可见的激励措施，而对于那些管理不当的地方领导人，也没有任何可见的惩罚措施。

因此，中国地方间竞争的这一特点应该被效仿，因为它可以向公众和地方政府展示当地经济增长的基准和参考，并通过在全国范围的比较进一步促进经济、民生表现，以及促进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竞争还应有助于促进过于集中在城市地区或几个经济极的经济多样化和分工。

2.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促进可持续工业化

公私合伙制是一个较新的术语，旨在促进政府和私营部门在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和配套政策生态系统的关键领域进行更好的协调。

在实际实践中，虽然没有正式的表达，但这个概念并不新鲜。以政府主导的工业化为重点的经济体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日本政府主导的工业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政府或高度专业的官僚制定了工业化的政策激励和方向，而主要的私营企业集团是实施过程的主导者。

查尔默斯·约翰逊在他对日本国际贸易和工业部（下文简称MITI)的研究中创造了“发展型国家”一词。一个发展型国家是计划理性的，并在一种意识形态驱动下通过产业政策等工具实现经济增长。日本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是由MITI 的精英官员和其他一些部门和机构共同创造的，构成了日本独特的发展模式。日本模式有四个关键组成部分。首先，由于贫穷和战争的历史背景，日本的首要任务一直是经济发展。其次，日本的政治体制允许精英官僚主动制定政策，并有效实施以推进国家经济发展的优先任务。第三，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同，日本对私营部门实行符合市场的国家干预。第四，日本有类似 MITI这样的试点机构，既避免过多的权力干涉，也避免了权利真空。

在某种意义上，尽管参与者不同，这仍类似于中国模式。中国的参与者不是企业集团，而是国有企业，它们同样受到经济利润和竞争的驱动。

中国发展的成功再次引发了关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作用的激烈讨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促进中国快速工业化的战略。巴里·诺顿（Barry Naughton)对中国的工业化提出了六个猜想。其中包括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经营的公司的竞争力，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冠军企业”。

中央政府保留了专业化公司的所有权，并在雄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中协调这些公司。中国的工业体系一直围绕着“混合经济”模式演变。在这种模式下，其中竞争性产业主要以私营为主，但政府所有制在非竞争性产业中起主导作用，在其他几个产业中起次要作用。

中国的经验表明，当政府试图应对市场失灵时，公有制产生的成本或许是可以接受的。政府可能会寻求合法地限制垄断权，促进技术创新，保护国家安全。公有制可用于利用市场力量并为投资和公共产品的建设创造收入。尽管如此，在这些特征中，竞争仍然比所有权更重要。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在所有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都建立了一定的竞争机制。在中央政府的垄断行业，总是有至少两家公司竞争（例如，电信行业有三家：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甚至在国防工业中，即便政府是唯一的客户，仍然如此，例如军备（北方工业集团公司和南方工业集团公司)，以及最近的飞机工业。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投资导向型增长战略中，政府允许投资领先于需求。国有企业还被允许保留税后利润，用于扩张和新投资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为公众利益和经济长期发展和工业化创造了可以吸收投资风险的空间。

从1994年到2007年的14年间，随着国有企业恢复盈利，中国的投资率飙升。充裕的留存资金使中国国有企业能将大量资金投入到扩张和新的投资项目中。最重要的是，那些似乎被视为“浪费项目”的公共基础设施虽然在短期内没有产生任何直接效益，但却从这种有利的环境和政策中获益良多。目前，中国的公路网已经从不存在发展到令人惊讶的程度，机场和港口充足，发电设施足以满足需求。

柬埔寨目前有15家国有企业，包括柬埔寨电力公司、西哈努克自治港（Sihanoukville Autonomous Port）、柬埔寨电信、柬埔寨船级社、柬埔寨邮政服务、农村发展银行、绿色贸易公司、印刷厂、暹利浦供水管理局（Phnom Penh Water Supply Authority）、建设和公共工作实验室、金边供水管理局（Phnom Penh Autonomous Port）、金边自治港（Phnom Penh Autonomous Port）、柬埔寨人寿保险，柬埔寨证券交易所。

根据《公共企业一般地位法》，柬埔寨有两类商业性国有企业。一种是国有公司的，其资本100%为政府所有；另一种形式是合资企业，大多数资本为国家所有，少数资本为私人投资者所有。每个国有企业都由一个部门或政府机构监督，并由高级政府官员组成的董事会进行监督。私营企业一般允许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国有企业竞争。这些实体还享受与私营企业相同的税收和增值税退税政策。柬埔寨目前没有任何私有化项目，政府也没有宣布任何将现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计划。

中国和柬埔寨的关键区别在于，柬埔寨的国有企业大多是与基础设施和金融相关的公司，并不直接参与工业化。大多数柬埔寨国有企业垄断公共服务领域。柬埔寨可以在国有企业竞争力和促进公共投资方面向中国学习。另一方面，因为柬埔寨在制造业和工业领域没有国有企业，柬埔寨也可以向日本学习，促进公私合伙制以支持工业化政策，鼓励投资短期经济效益低，风险高的新兴产业。

结论

以上对中国模式几个角度的讨论展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即关注利润、效益和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程度控制权的未来长期投资。中国并没有完全的市场控制或完全的政府控制来确保成功的经济、工业化和可持续性。中国模式为柬埔寨提供了很多可以选择的经验教训，但最重要的是，这些经验教训需要适应柬埔寨的国情以及行业背景。为确保其长期的经济和工业领域的成功，柬埔寨应更加关注一些关键政策问题，包括促进效率、促进以利润为导向的竞争以及促进能够提供更强大工业基础的部门。

作者简介：

Sim Vireak是亚洲愿景研究院（AVI）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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