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能掀起清洁能源浪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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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南方》是海国图智研究院推出的全新中英双语刊物，整合了原有的《东南亚观察》、《拉丁美洲观察》，和《南亚观察》三本刊物内容，并增加了非洲观察的板块，希望为对中国外交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整合更全面多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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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邱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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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国家的洁净能源与可持续发展

——基于东盟经验的案例研究

目前，传统矿产资源的使用是全球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人类社会高度依赖于化石燃料进行供能与供电。但与此同时，矿产资源的使用对于环境和气候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化石燃料的使用加剧了碳排放与全球暖化趋势，在满足经济发展及人类活动需求的同时，以环境的长远利益作为代价，违反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原则，因此，发展洁净能源及可再生能源也成为近年来全球各国的一项重点发展目标。

本文将从区域组织的角度，通过东盟各国合作的案例分析，从中归纳东盟值得参考的过往行动，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以思考和选择的方案，通过技术及资金支持、磋商平台、激励政策、资源共享等国内政策及跨国合作模式，为未来提供建议。

一、能源技术与可持续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与可再生能源技术发展，是一个跨部门、跨领域、跨国家的重大问题，涉及技术、基础设施安全和政治等其他方面，需要国内及国际行动的联动，涉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种利益相关者，要求政府、社区和当地企业之间的参与，这也是当前国际政治与国际组织中最关注的议题之一。

对于全球各国而言，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今天国际政治议程中的首要目标，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环境与经济不应该继续呈现矛盾冲突状态，而必须相互结合并彼此促进，才能够维系人类未来的可持续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获取与使用能源不但对于经济发展，比如制造与供应、产业发展、商业活动等经济领域的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对于社会发展方面，能源与扶贫减贫也息息相关，可负担的、清洁和可持续的能源服务提供人民最基本的需求，例如食物、照明、电器使用、水、卫生、基本医疗保健、教育、通信和交通，同时对于其他基本社会活动和基础生产活动，比如农业、工业、通信、发电、扶贫和减少不平等等社会安全网，也有着绝对的重要性。 

目前，在能源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模式，虽然从实践上存在种种困难，但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使用与推进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亟待人们提出完善方案并持续探索可行模式。在能源的使用中，如何兼顾并平衡各项发展需要和长远目标，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核心问题。

二、能源领域的碳排放现况

随着电气化的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天然气市场的全球化以及石油生产的动荡，世界能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然而，未来能源资源的使用模式仍然充满未知之数。

图1：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来源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估测值

温室气体排放是衡量气候变化与环境保护的主要指标。如图1所示，直至目前为止，能源使用仍然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估计，2021年全球温室气体总量为494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由能源使用产生的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最大来源，约占温室气体总量的65%。可见应对及减低能源碳排放方面，实际的进度仍然非常有限。

通过能源洁净化，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仍有漫漫长路要走。目前而言，全球社会的目标是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与避免冲突，争取在不破坏环境及不伤害可持续未来的前提条件下，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然而，近百年来首次碳排放的下降趋势来自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也创下了人类历史碳排放量下降记录。由于隔离封锁状态及经济活动的停滞，如工厂停止运营、汽车引擎关闭、飞机停飞等，导致了能源需求的下降。

图2：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活动和能源需求产生的影响

资料来源：BP世界能源展望 2020年版

如上图所所示，据预测，受疫情影响，2025年能源需求水平将下降2.5%左右，2050年下降3%。石油需求受疫情影响最为显著，2025年每天减少约300万桶，2050年约200万桶。这一现象似乎再一次验证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应对气候问题之间的矛盾所在。

立足今天的世界，固然，新冠疫情引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但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可能性，我们必须以适当的社会和经济措施为指导，采取具有决策性及彻底性的大规模改革，在后疫情时代，一方面思考如何实现经济复苏，同时确保新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与长远韧性，通过建设脱碳社会来实现全球气候目标。

三、东盟经验

后疫情时代以来，东盟在绿色与可持续的经济复苏方面提出了系统性的框架，并已取得一定成就，同时，在洁净能源方面，东盟也已有较稳定的做法和方案，一直延续了过往奠定的政策基础，快速应对疫情的冲击，并继往开来地进行了洁净能源的推进工作。

2020年的第 37 届东盟峰会上，为应对COVID-19的经济影响，十国共同制定了《东盟全面复苏框架》，并介绍了五项基础性的战略目标，其中包括“迈向更可持续和更有弹性的未来”，为确保该框架的可持续发展属性，通过进行系统性变革，尤其关注于绿色投资、能源、农业、绿色基础设施、灾害管理和可持续融资方面。

绿色能源及可持续发展的建设中，主要可分为传统能源洁净化，以及可再生能源的推进与使用两大路径。对于东盟以及其他绝大多数的南方国家而言，发展新能源并非首选，虽然可再生能源是目前全球国际合作和国际组织的政策热点，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效率有限，技术成本高昂，且能源供应量尚远不足以应对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基于以上原因，许多全球性的政策建议和框架并不适用于南方国家，因此南方国家内部更需要形成特殊及成熟的经验和方案，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和现实条件。

东盟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区域内成员兼具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与发展路线，在经济水平、建设水平、领土面积、地理位置、经济结构及优势产业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同时能够通过区域组织的形式实现合作及共享，此外，东盟一直在制度建设和合作模式上多有创新，长久以来兼备了组织韧性及成员国实际需要。因此，通过研究东盟经验，对于各个南方国家而言，无论是国内政策和发展方式还是国际合作模式，都能够提供价值较高的参考。

基于上述框架以及东盟组织内一系列过往行动及文件，本文将对于东盟行动中具有开创性、创新性、可参考性的部分进行归纳与综述，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范本与路径。

（一）区域组织协同与合作：跨国一致的行动计划和宏观框架

早在2014年，东盟国家已经通过《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SEAN Plan of Action for Energy Cooperation, 以下简称APAEC)，落实了一系列支持实施多边矿产能源合作，以推进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互联互通目标的指导性政策文件，该文件不断经历迭代，到目前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推进了矿产洁净化的进程。

该行动计划依托于东盟经济共同体框架，在2016-2025年期间，通过十个成员国的内部合作，加强矿产供应的安全性、可及性、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的蓝图。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APAEC特别在东盟地区内促进超越个别国家设定的目标以及共同的行动方针。APAEC中包含了多边电力贸易等关键举措，以加快实现东盟电网，并提高矿产能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加强可再生能源的渗透。

APAEC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涵盖2016至2020年期间的中短期战略，侧重于实现矿产能源安全合作，迈向更大程度的矿产资源互联互通及能源体系一体化。第一阶段总共包括七个项目领域：东盟电网、跨东盟天然气管道、煤炭和清洁煤技术、能源效率及能源节约、可再生能源、区域能源政策和规划，以及民用核能。APAEC文件围绕这七个项目领域，建立了区域内跨国通用的各种植入性监控机制。

东盟正接近APAEC第一阶段的尾声，同时，第二阶段的准备工作已于2018年开始逐步展开。APAEC的起草委员会也同步于2018年开始逐步开展对于APAEC第一阶段的审查和反馈，以指导东盟制定与开展第二阶段的工作，并将在2021年至2025年开始与亚太经合组织进一步进行合作与融合。APAEC第一阶段的总分为3.65分（满分5 分），表明取得了重大进展，东盟目前仍然有望在2025年之前实现大部分关键能源目标。

东盟本身是具有一定合作经验及成熟机制的区域组织，而洁净能源方面的合作，则可以依托于固定的框架，比如经济共同体的宏观合作方针，进行高效率及实际性的具体合作。南方国家可以通过与友好国家或者盟友国，在既有的合作框架上，增加对于能源领域的重视，细化具体合作方案和措施，同时积极运用具有政策动力的宏观框架，比如RCEP、一带一路等，为本国的能源洁净发展带来推动力。

（二）传统矿产资源中的洁净能源技术

无可避免，煤炭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仍然将是东盟各国以至于全球所有发展中国家供能供电的主要能源，且趋势只升不降。根据世界煤炭协会的预测，预计煤炭在东盟国家发电中的份额将从2015年的32%持续增加到2040年的42%。然而，煤炭的生产也通常会对环境、气候、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虽然煤炭并不属于可再生能源或绿色能源，但其资源丰富性和可负担性，使其仍然不可替代地成为东盟发展中国家最可行的能源。

因此，东盟必须增加洁净煤炭技术 (Clean Coal Technology) 的使用，从而实现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增长及能源安全。据世界煤炭协会的资料，洁净煤炭技术包括了污染控制技术、高效能低排放技术和碳捕集与封存技术。正如东盟能源中心在《东盟清洁煤技术发电厂手册》中所述，目前东盟已经逐步认识到洁净煤炭技术的重要性，并且在未来，东盟还应继续努力提高燃煤电厂的发电效率。

相当一部分的东盟成员国目前已经开始在其燃煤电厂中引入洁净煤炭技术，比如泰国当前已经淘汰了重污染型的传统燃煤发电厂，并使用清洁技术的电厂取而代之。然而，泰国国内对于煤炭持续使用长远规划不足，以及民众缺乏对于新技术的充分认知与重视，曾经引发公众对于新型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抗议。

从东盟经验中可知，除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传统化工能源的替代方案之外，对于传统能源进行技术改革，使其洁净化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于南方国家而言，也是更切实可行及成本可负担的方式，尤其在短期目标中，传统能源洁净化与新能源开发之间不可偏废，受到成本与技术等限制，也不应该过度强调于长远的可再生能源。除此之外，从东盟国家的经验可知，未来各国政府也需要建立公众对煤炭清洁使用的接受度和认识度。

（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普及化

如上所述，可再生能源的运用并非东盟国家的首选。但与此同时，发展新能源及持续改善能源供应结构，仍然应作为东盟洁净能源建设的长远目标所在。下图表呈现了东盟范围内目前及预测未来的能源供应体系以及能源投资结构。

图3：东盟一级能源供应来源的现况及预测（2015年及2040年）

资料来源：ASEAN Centre for Energy (ACE) 

图4：东盟预测累计电力供应的投资构成（2026年至2040年）

资料来源：ASEAN Centre for Energy (ACE) 

由上述图表可见，可再生能源及洁净能源目前在东盟地区的一级能源供应总量中仅占非常有限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时，预计未来至少二十年内，传统化工燃料以外的各项新能源，仍将是对东盟能源供应中较不重要的贡献来源。

东盟各国所拥有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动力较强，尤其在资源禀赋方面较具有优势，但目前转化技术水平仍然有限。东盟的生物质能、地热能、水能资源都非常丰富，同时在风能、太阳能和潮汐等发展领域都有未来潜力。举例而言，印尼可再生能源资源种类和资源量最为丰富，水能、地热、生物质能资源量均位列东盟第一，缅甸、越南、老挝水能资源较为丰富，理论蕴藏量在 230,000 GWh/年以上，而由于东盟国家特殊的地理位置，太阳能资源十分丰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年太阳能总辐射量大于1750 kWh/m2。

东盟的主要天然条件在于资源禀赋的优越与地理范围跨度较大，区域内的地理条件和资源条件差异明显，因此，主要经验在于应运用并依托本国特殊的地理优势，积极进行技术创新。而未来需要进行突破的层面仍主要在于电源建设、技术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上着眼，短期而言先奠定能源转型的基础设施与国际合作基础，长远进行技术研究，逐步降低成本，发展技术普及化，推进能源结构的调整。

除此之外，新能源之中，民用核能也是大有发展潜力的领域之一。2015年是第5 次东盟能源展望的基准年，至2040年民用核电将提供1%的发电量。增加对于能源技术的投资，并挖掘核能的日常情境运用，促进核能民用化，也将是各个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洁净化的可行路径之一。通过技术推广，发挥区域组织、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乃至于个人等各个层级中的个体能动性，使洁净能源的民用化进程能够反推宏观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较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式。

（四）确立官方激励机制

东盟能源评奖(The ASEAN Energy Awards)是东盟于2001年推出的一项倡议，旨在促进和传播东盟能源计划中洁净能源项目的理想实践，并鼓励各个部门及多元主体，可共同参与开发创新的清洁能源项目。东盟能源评奖是区域组织对任何主体（包括国家、企业与个人）在改善东盟能源管理及可持续性方面所作贡献的最高官方认可。该奖项包括六个主要类别，包括节能建筑奖、可再生能源项目奖、建筑和工业能源管理奖、绿色建筑奖、煤炭奖和个人能源管理卓越奖。

（五）东盟内部协商及合作机制

政策讨论和共同能力建设，对于实现知识和技术转让非常重要。为满足对洁净能源供应、传输和效率不断增长的需求，东盟国家共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监管框架，并在私营部门的积极参与下促进向低碳未来的过渡。这些机制的涵盖范围从线下会议和活动到在线数据库与智识共享，涉及社会的各种要素——政府、企业、学生、国际合作伙伴和民间社会。

除了每年的东盟部长级会议及经济共同体会议，以及其下属的一系列官方论坛，皆作为多边磋商与合作方案制定的场合之外，东盟作为次区域组织，也发挥了平台作用，以东盟机制联动及扩大政策与行动的正面作用。首先，举办东盟能源商业论坛，通过政府与民间外交结合的模式，使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及建设洁净能源。东盟能源商业论坛由 ACE 直接组织，是唯一一个官方的东盟能源会议和展览，汇集了高级别区域和国际政策制定者以及主要商业参与者。AEBF的关注议题主要在于推进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以部长级及私人企业负责人的对话，实现多边政府及企业（G2B）及企业对企业（B2B）之间的对话。

其次，能源网络研讨会也是东盟下属的内部协商机制之一，在疫情之前这一模式已经得到稳定确立，同时也恰可回应疫情下国际合作及国际会议数字化的全球趋势，在疫情下尤其重要。研讨会作为一个公共平台，主要由不同能源相关范畴的专家进行知识和经验分享，从技术和科研角度入手，推进东盟国家的技术革新。专家发言人来自东盟成员国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及私营公司。

此外，国际合作需要依托于数据和信息基础，而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框架下，发展共同的基础设施并协调能源政策，也需要数据库建设作为基础，东盟在相关的信息共享与共建方面，一直具有稳定的共识和前沿的意识。东盟在第36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期间推出的增强型东盟能源数据库系统(AEDS)，不仅提供能源统计数据，还提供东盟能源部门的新闻、政策和社会经济数据。

数据之外，标准的建设与统一对于区域组织合作，乃至全球国际合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绿色规范的研究，对于东盟国家共同确立标准，推进未来政策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目前，东盟能源部长已经共同批准了绿色建筑规范研究的主要建议，由此实现了标准和规则的跨国统一，这些建议也包括制定关于绿色建筑规范的综合路线图、加强公共和私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以及在建筑设计的初始阶段纳入能效措施。这样的模式在各个领域均具有可参考性，能够及早开始将各个环节中的能源使用皆纳入关注范围，从基础上尽快引进相关技术及提升能源的使用效率。

（六）东盟参与国际合作

除了区域内的合作，东盟也一如既往地由十个成员国共同构成一个整体，作为主体参与到国际组织的论坛、对话和合作，而东盟的对话伙伴和国际组织，对于促进能源方面的技术转让及优势合作也至关重要。

首先，东盟以成员国的合作优势作为基础，通过十国的信息与技术共建，主导创立跨国合作会议平台，比如ACE-IISS印尼能源政策圆桌会议是由东盟与国际智库合作，以技术为基础，吸引区域外各国参与及自主贡献的机制。东盟成员国与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合作，进行技术与知识导向型的跨国合作，比如曾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组织了 2018 年印度尼西亚能源政策圆桌会议。圆桌会议的目标便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中立的平台，以识别和讨论东南亚绿色能源经济的一些关键推动因素和障碍。

此外，延续了东盟共同外交的主要路线，东盟十国形成小国联盟，即使组织内多为发展中国家，但仍然可以有效建立并输出立场，与域外大国形成有效合作，并获取实际的话语权和政策红利。在能源方面，则可以通过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获得技术转移与共建支持。与中国的合作方面，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项目一直是稳定成熟的系列框架，东盟能源中心以及来自东盟成员国的代表，与中国的能源主管部门领导人、专家学者共同组织及参与了一系列项目，并通过会议对话，双方就多种能源资源的利用交换了意见，共同探讨清洁能源的未来。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实现了在能源进出口方面互惠互利的模式，也增加了东盟各国的话语权和主动性。

同时，东盟与美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清洁能源亚洲计划建立了实际性的往来，东盟能源中心同时也主导了与美国国际开发署共同实施的多项活动，例如东盟范围的可再生能源数据浏览器、与经济相关的可再生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相关能力建设计划的联合研究分析等，东盟能源中心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合作制定了东盟互联总体规划研究，以支持东盟电网的实现。

此外，在东盟-德国能源计划中，东盟同时与德国政府及多个企业合作，在基础建设及技术上取得互惠。东盟和德国自2008年开始在能源领域开展合作。双方在2007-2010年的东盟-德国小型水电项目和2010-2016年的东盟可再生能源支持计划上都进行了实际性的合作。随着对能源效率的日益关注，东盟德国国际合作组织(GIZ)有限公司也正在联合实施东盟-德国能源计划(AGEP)，以改善区域协调，以促进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向可持续能源发展。

“东盟+”的模式也是东盟一直以来所熟悉运用的机制，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撬动域外国家参与，实现高效的、实际的、东盟导向的国际合作。东盟+3能源安全论坛和一系列相关会议，都是东盟与其他三个对话伙伴国家加强石油和天然气领域能源的能源安全与清洁技术的年度合作平台，除了能源安全论坛作为主要项目之外，也有具体的石油市场和天然气论坛、绿色能源相关会议等，参与者通过多边对话，积极讨论绿色融资、市场开发、技术共享和潜在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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