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恐怖主义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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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全球南方》是海国图智研究院推出的全新中英双语刊物，整合了原有的《东南亚观察》、《拉丁美洲观察》，和《南亚观察》三本刊物内容，并增加了非洲观察的板块，希望为对中国外交和发展问题感兴趣的读者朋友，整合更全面多元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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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毛雅欣

原标题：新冠疫情正在影响全球南方恐怖主义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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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冠疫情于2020年肆虐全球，但是恐怖主义发展的势头、恐怖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打击恐怖主义依旧是全球南方国家非传统安全议程上的重要事项。可以观察到，疫情期间，恐怖分子们试图通过网络宣传虚假信息和阴谋论，以建构自己的叙事，并通过疫情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各国对反恐国际援助的暂缓和资金削减又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乘势而返的机会。但同时，疫情也为其组织发展造成了一些不确定的阻力，如领导人或权力的更迭。新冠疫情增加了恐怖组织活动的复杂性，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或将给全球南方的反恐行动带来新的挑战。面对此，国际社会应秉持多边主义，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提高全球南方的反恐能力建设。

关键词：恐怖主义，反恐，新冠疫情

从全球范围来看，南方国家受恐怖主义冲击最大。据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在2020年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GTI），2019年受恐怖主义影响最大的前十个国家[ii]均分布在全球南方；2002年至2019年间恐怖主义袭击及受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区为中东和北非（MENA），其次是南亚地区，再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2019年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四个恐怖组织——塔利班（Taliban）、博科圣地（Boko Haram）、伊斯兰国（ISIS）及青年党（Al-Shabaab）均活跃在全球南方地区。全球南方国家多数为发展中国家，其反恐能力，以及遭遇袭击后的恢复能力弱，这是其难以摆脱恐怖主义阴影的重要原因。

关于疫情是否为恐怖主义带来机遇这一说法存在争论。有观点认为，全球疫情使恐怖分子无法进行常规攻击。疫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恐怖组织的活动，如社交隔离、宵禁和边境封锁等政策确实减少了一些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和跨境组织的流动，阻止了一些潜在的恐怖活动，据GTI的初步统计，2020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恐怖主义事件和死亡人数有所下降。但对于常驻在当地活动的恐怖组织或“独狼”来说，其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如巴基斯坦的恐怖袭击在2020年出现了回升的趋势，恐怖分子在部落地区持续推进，境内影响力最大的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TTP）重新统一了武力，俾路支解放军（BLA）依旧呈现出活跃的态势。在伊拉克，ISIS在基尔库克的袭击增加了200%，迪亚拉省几乎每天都在受到袭击。

另一种观点认为，各政府对反恐行动或多或少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为恐怖分子提供了机会。实际上，各国根深蒂固的社会矛盾，国际局势、地缘政治的变化等等，都是影响恐怖主义态势发展的原因，但不能忽视的是，新冠疫情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冲击，在此之上加深了恐怖主义活动的复杂性。短期内，证明全球流行疾病与恐怖主义暴力的性质或强度变化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的直接证据虽然有限，但正如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执行局（CTED）所指，新冠疫情可能增加了通常有利于恐怖主义的潜在驱动因素和结构因素。因此，将疫情作为切入点，考察、总结其对恐怖主义态势的影响，有助于厘清当下全球南方反恐面临的新挑战。

一、借助疫情话题标签扩大在互联网上的宣传

疫情爆发后，各国政府均出台了相应的公共场所封锁措施，使企业、学校和公共部门开始进行远程工作和线上教育，人均使用互联网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加之各国对边境、航空的管制更加严格，限制了人员流动，可观测到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加强了其在网络上的存在和宣传。

恐怖分子主要借疫情这个话题标签（#COVID-19、#Coronavirus等）作为其宣传渠道。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ISD）的研究人员在2020年3月至4月的30天时间里跟踪了Twitter上230个与ISIS有关的账号，观测到他们使用新冠的话题标签、头像和相关视频来传播支持ISIS的信息。其中38%的账号链接到了ISIS的主要网站和媒体社群，包括Muslim News，The Punishment和al Bayan Radio。一个名为“冠状病毒（Coronavirus）”的账号向它的数千位关注者转发了以疫情为主题的ISIS的视频。这些账号给来自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索马里、莫桑比克和尼日利亚的155段带有“新冠疫情”话题标签的ISIS官方视频带来了超过57万的点击量。Facebook上一个有关新冠疫情的阿拉伯语主页将其账号性质定性为健康保健，而穿插在新冠感染和死亡率帖子之间的是来自ISIS“Fuouaris Upload（意指中世纪的伊斯兰战士）”网络账户的内容，以及其每周的通讯刊物al-Naba内容。在2020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全球安全问题的会议上，反恐专家指出ISIS在线活动呈激增态势。

二、利用疫情传播恐怖主义叙事并提供行动指导

疫情期间，虚假信息、谣言、恐慌和因社交隔离和大量负面新闻造成的极端情绪情绪等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滋养了恐怖主义生长的土壤。在此背景下，恐怖分子将疫情与宗教性的语言结合起来，通过新闻媒体、互联网等渠道散布阴谋论、传播自己的叙事，宣扬对西方国家的一种复仇情绪。俾路支解放阵线（BLF）的领导人阿拉·纳扎尔·巴洛赫（Allah Nizar Baloch）曾公开宣称“巴基斯坦军方正利用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激增，扩大其在俾路支省的占领，并同时继续对俾路支省的暴行和种族灭绝”。ISIS宣称病毒是上帝送来的一种瘟疫，它将杀死安拉的敌人，拯救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新冠病毒的流行是对其敌人的神圣的惩罚”、“（病毒是）真主派来报复（给穆斯林人民带来的苦难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士兵”，在其4月官方刊物al-Naba中，也可见“疫情的影响表明，美国并非无所不能，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截至本周，这一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基地组织9/11袭击中死亡的近3000人”的类似论述。基地组织也将冠状病毒称为“真主的士兵”，并曾在其宣传机构As-Sahab发布的声明中写道：“造物主已经揭示了你们物质力量的脆弱。现在大家都清楚了，这只是一个骗局，它经不起地球上最小的上帝士兵的考验。”

这些叙事为恐怖分子在“不确定的时期”提供了明确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所需的行动指导。如2020年4月发生在马尔代夫港口的恐怖袭击，其动员可追溯到一个月前该国ISIS的支持者在迪维希语和英语的Telegram频道上发布相关煽动性贴文：“政府的注意力被（疫情）转移了……所以，要好好利用这次机会! 并根据你的能力进行Amaliyat（行动）……为了真主。”这也是ISIS在马尔代夫宣称的第一次恐怖袭击。除此之外，还产生了“独狼”恐怖袭击上的新趋向，如一位驻纽约的穆斯林兄弟会活动家Bahgat Sabre在其Facebook直播中呼吁感染病毒的埃及人放弃住院治疗，以“殉道”的思想尽可能多地前往政府机构，充当人体媒介，向“压迫者”广泛传播病毒。生化袭击一直是恐怖组织一个可行的战术，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系统中的无数弱点，确实出现了部分团体鼓励恐怖分子将病毒作为圣战的“武器”去感染他人，以扩大人群中的恐惧。

三、通过抗疫行动增强合法性并扩大影响力

国际发展中心（IGC）工作城市倡议的负责人维多利亚·德尔布里奇（Victoria Delbridge）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员佐哈·瓦西姆（Zoha Waseem）指出，当国家不堪重负的时候，激进组织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倾向于扩大其在统治层面的控制能力和影响力。对那些旨在建立权威、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极端组织来说，疫情提供了一个证明其应对能力、并与“失职”的当权政府产生对比的机会：他们正在介入被政府忽视的领域，开展针对疫情的人道主义救助和预防行动，并同时在官方渠道强调其治理能力和国家建设的资质、介绍他们各自的“卫生部”的有效性。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沙姆解放组织（HTS）支持的救世政府（SG）采取了一些措施来防止和遏制疫情在其统治下400多万人口中的传播，包括发布信息视频和一系列文章解释冠状病毒和预防措施；在边境口岸进行体温检查，并在土耳其的过境点建立了一个为期 14 天的临时隔离中心，以免病毒从土耳其传播；对各基础设施进行消毒；停止当地学校面对面授课，转为施行远程教育；关闭市场和公园；暂停星期五祈祷等等。HTS的做法，以及库尔德人领导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政府的行动，与叙利亚官方政府一再否认病毒对人口造成重大损失的说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地区的部分恐怖组织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以凸显自身的优势与当地政府的无能。加沙的哈马斯（Hamas）禁止公众集会，并让其士兵对群众聚集区进行消毒。黎巴嫩的真主党（Hezbollah）派出了约25,000名医疗专业人员和志愿者团队以及100辆急救车来帮助病人，并将其医院中用于治疗战士（fighters）的区域改造为容纳新冠病人，同时，他们还计划建立一个委员会，用以追踪黎巴嫩国内外公民的健康状况并提供帮助。这些行动均有助于推进这些组织的主张，使其能够标榜自己优于“无能”的世俗政府或温和的伊斯兰政府，且更有能力应对紧急情况。CTED指出，这种对比可能会进一步煽动民众对官方政府的不信任，导致反国家暴力。

四、针对疫情中缺乏监管和陷入困境的群体开展招募

即使在公共场所的活动减少了，上述在疫情期间的网络活动、叙事包装以及部分组织无法忽视的公共卫生行动依旧可能会促进恐怖组织的人员招募。那些边缘化的年轻人，失业的、贫困的、信教的中间人群更容易成为目标对象。近50%的ISIS现任或前任成员表示，他们仅仅是通过被动地消化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材料而被激进化。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也忧心地指出，停课停学使得（已经处于犯罪边缘的）年轻人更有可能被招募进激进组织和犯罪集团，“因为他们要与无聊作斗争，还要克服封锁带来的社会限制”，而在封锁隔离的环境下，教师、社会工作者等很难开展对青少年犯罪日常性的预防和教育工作，尤其是上网的监管。

五、抓住国际反恐援助资金或将缩减的发展机会

联合国训练与研究机构（UNITAR）及国际政治暴力和恐怖主义研究中心（ICPVTR）的研究员阿卜杜勒·巴西特（Abdul Basit）均指出，除了担心疫情的传播，新冠造成的社会经济压力可能致使政府将资源重新配置，各国政府赤字和公共开支的增加将会使其减少在反恐等非优先问题上的预算，包括削减相关项目资金、停止或减少国际安全援助，对当地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培训活动等。如在伊拉克以美国为首打击ISIS的联军在2020年3月初暂停了对伊拉克部队的训练，并至少延缓至五月底前，英国撤出了部分部队。缺少了外部支持，当地安全部队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部分国家的安全环境将处于更脆弱的境地，现有的反恐成果也会因此受到损害，尤其是西非萨赫勒地区和乍得湖地区、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GTI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圣战组织正在利用疫情造成的动荡来发动袭击并获得领土，在尼日利亚，2020年前六个月的暴力袭击事件超过了2019年的总和。ISIS于9月占领了莫桑比克北部的一个战略港口，并宣布其成为建立哈里发的新前哨。

六、受疫情影响部分组织出现领导人或权力更迭问题

疫情在某种程度上为恐怖组织创造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给部分南方国家的世俗政府带来了反恐挑战，也不可避免地对其组织发展造成负面影响。除了旅行限制导致其行动减少，成员感染新冠而产生的对领导人或信仰未能保护其免受影响的潜在不满情绪等，以及部分恐怖组织的领导人或因感染新冠去世，可能会对该地区未来的恐怖主义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如巴基斯坦莱拜客运动（TLP）的领导人卡迪姆·侯赛因·里兹维（Allama Khadim Hussain Rizvi）于2020年11月19日突然去世，其死亡原因尚未公布。虽然他的儿子，即他的继承人萨阿德·里兹维（Saad Rizvi）将死亡归咎于呼吸道疾病，但依旧有多个声音猜测他实际上感染了新冠。Rizvi的离世可能会在未来给TLP带来较大的震荡。观察者指出，新的继承人萨阿德·里兹维缺乏父亲的教育、经验、演讲和热情，曾经追随Rizvi领导的穆斯林们（pirs）和族长们（sheikhs）可能不会效忠于他的儿子。该组织能否保持住从前的势头尚不清楚。同时，其他党派如巴基斯坦逊尼派运动（Sunni Tehreek Pakistan）、巴基斯坦神学者协会（Jamiat Ulema e Pakistan）可能也会视其为机会，乘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的浪潮重振各派，或试图接管TLP的领导权。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人哈巴图拉·阿洪扎达（Mullah Haibatullah Akhundzada）目前生死未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曾在2020年6月报道称阿洪扎达或因感染新冠去世，且在巴基斯坦奎达的许多阿塔高级领导人都感染了该病，包括阿洪扎达的副手、哈卡尼网络领导人希拉杰丁·哈卡尼Sirajuddin Haqqani。虽然塔利班的发言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辟谣了这一报道，否认阿洪扎达或任何其他高级领导人感染了这种疾病或死亡，但这一“谣言”可能会对动摇其部分追随者，而领导层可能性的变动是否会影响到《美国—塔利班和平协议》下阿富汗未来的发展尚不确定。

尽管在短期内，证明全球流行疾病与恐怖主义暴力的性质或强度变化之间存在明显关联的直接证据虽然有限，且疫情对恐怖主义的中长期影响现在还难以评估，但总的来说，恐怖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因新冠疫情的肆虐而停止。恐怖分子们试图通过网络宣传虚假信息和阴谋论，建构自己的叙事，并通过疫情扩大影响力，国际援助的暂缓和资金削减又为恐怖组织提供了乘势而返的机会，但同时也为其组织发展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的阻力。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疫情对恐怖主义短期内的影响。对此，以全球南方国家为首的各国政府仍应密切跟踪恐怖主义的发展动向。全球恐怖主义形势依旧严峻，反恐仍是国际议程上的优先事项。疫情无界，恐怖主义亦无。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新挑战，反恐工作不能懈怠，国际社会应秉持多边主义，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加强全球南方反恐能力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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