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溯源，发现了什么？

刊物介绍

《全球健康医疗动态汇编》由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 华侨华人研究院 /21 世纪丝绸之路研究院/海国图智研究院联合出版，对全球公共卫生事务和医疗健康政策经济进行整合，并在每期设置专题，通过撰写有价值的原创文章和论文编译对热点事件进行追踪。以通过多方面的公共卫生研究，为全球的健康协作治理提供多样化的思路，并为读者提供更加客观、更具时效性的资讯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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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于新冠病毒溯源的科学证据及历史疑点

本文作者：曾诚

本文审校：余卓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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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1年3月30日，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正式发布。报告将武汉实验室泄露说评估为“极不可能”，认为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全球疫情源头。随着全球新冠溯源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更多的科学证据也逐渐被各国科学研究人员披露。武汉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球多地已存在新冠病毒传播。新冠病毒溯源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开展，现有数据尚不足以得出结论，因此需要更多国家更加积极的协助，信息和证据。然而，存在大量疑点的美国却要求尽快启动对华第二阶段溯源，并联合盟友必要时在世卫框架外推进第三方独立调查，转移国际社会对德特里克堡等美方生物实验室的种种疑点劣迹的关注。本文围绕新冠病毒全球溯源，梳理了病毒传播时间线的现有证据以及相关公共卫生事件疑点，讨论了科学的病毒溯源调查以及各国应有的国际合作态度。

01

现有证据：新冠病毒最早传播记录与溯源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并非全球疫情源头。多国发现的新证据，使得出现确诊病例或疫情本地传播的时间点或被大幅前推。远在武汉疫情爆发之前，2019年全球多地已有新冠病毒。当证据逐渐披露，全球疫情发展时间线被改写。

美国：根据发表在《临床传染病》（Clinical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的研究，早在中国首次报告发现新冠病毒的数周之前，2019年12月，美国境内已有新冠感染案例。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研究人员将美国红十字会（the American Red Cross）在2019年12月13日至2020年1月17日期间从美国9个州的居民收集的7389份用于献血的血液样本送往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检测结果发现106份样本中存在新冠反应性抗体（SARS-CoV-2–reactive antibodies），其中最早可追溯至2019年12月13日至1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收集的39份献血样本（总共1912份样本）。这意味着，可能早在2019年12月，美国已经出现了新冠感染。一份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研究也支持了该结论。在2020年1月2日至3月18日期间50个州的2479名研究参与者采集的血液样本中，9人的血清呈阳性，7人的血清在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出现首例确诊病例之前呈阳性。

意大利：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INT) of the Italian city of Milan）的研究证明，通过检测采集于2019年10月至12月间的血液样本，可以证明在意大利官方公布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20年2月21日）之前，病毒已经在意大利传播。他们很可能在2019年9月已感染新冠病毒。锡耶纳大学（University of Siena）的研究继续深入调查了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期间纳入一项前瞻性肺癌筛查试验的959名无症状患者的血液样本，检测SARS-CoV-2受体结合域（RBD）特异性抗体是否存在，结果表明，自2019年9月起，在959人中有111人检测到特异性抗体。在首例确诊之前数月，新冠已在意大利的无症状人群中非常早地传播。

法国：法国皮埃尔·路易斯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研究所（The Pierre Louis Institute of Epidemiology and Public Health）所长法布里斯·卡拉（Fabrice Carrat）主导的研究在《欧洲流行病学杂志》（Europe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发表，发现在2019年11月5日至2020年1月30日期间采样的人中，有13人的两项检测结果均呈阳性，其中7人的血样采于2019年11月。该研究表明法国可能早在2019年11月已出现新冠病例。

图源：央视新闻

http://m.news.cctv.com/2020/06/28/ARTIKt6T5HCErH6l12IqmrHW200628.shtml

日本、西班牙：日本厚生劳动省（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调查东京都和东北地区6县2019年4月下旬采集的1000份献血样本的结果表明，东京的500人中呈阳性的共计3人，东北6县的500人共计2人呈阳性。关东甲信越地区2019年1至3月期间采集并保存的500人献血标本中，5家公司，有2家公司的检测包出现呈阳性的结果，2人阳性。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Universidad de Barcelona）肠道病毒小组的研究人员在当地废水样本中发现在2019年3月12日采集的废水中已有新冠病毒存在。学者指出，这一研究结果表明世界其他地区很可能也发生了类似情况，但许多病例或因被误诊为流感病例而被掩盖。

2021年1月14日至2月10日，17名中方专家和17名外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在中国武汉开展实地考察，撰写了长达120页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报告认为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并非疫情源头，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证据。例如，溯源发现很多早期病例与华南海鲜批发市场无关，部分病例甚至与任何市场均无关联；2019年12月31日前发病的13个早期病例的样本的测序结果表明，武汉市疫情初期就已经存在一定的病毒多样性，这意味着在华南市场以外，很可能存在未被发现和采样的病毒传播链。

因此，正如阿根廷经济部、外交部和农业部（Ministries of economy, foreign affairs and agriculture）前顾问古斯塔沃·吉拉多（Gustavo Alejandro Girado）所言，目前所有的科学评估都无法证明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国。全球很多国家在2019年都出现了与新冠感染症状高度相似的感冒甚至死亡病例，这些病例中有可能存在被误诊为感冒的新冠感染案例。目前，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被指责为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当前，由于中国重要的国际地位，中国的话语能够代表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在新冠病毒问题上遭到针对，成为众矢之的，西方的目的是找一个国家为被政治化的问题背锅，打压他们心中的竞争对手，遏制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新冠病毒溯源还是疫苗接种，这些已经被政治化的问题，都凸显了日益紧张的中美关系。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新冠溯源报告中，四种可能被提出研究，其中实验室泄漏的可能被评估为“极不可能”（extremely unlikely），并认为基于现有的证据及研究，后续的溯源工作将重点围绕其他三种可能（直接动物宿主传播；中间宿主传播；冷链/食品链传播）展开。但是世卫组织同时指出，所有的假设仍然摆在台面上，需要继续完整与深入研究。其他研究也指出，尽管新冠病毒自然起源的假设已被科学界广泛支持，现有的论点迄今尚未具足够的结论，实验室起源的其他假设并不能正式被排除。这个问题与假设仍然应该需要更多的信息进行评估和加权。而世卫溯源报告指出，对于实验室泄漏假说，能够有助于调查的是在全球高水平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定期管理和内部审查，对实验室泄漏可能的新提供证据进行跟踪。

02

美国德特里克堡等新冠病毒相关疑点

当前，新冠病毒溯源的工作仍然在继续开展，需要更多信息和证据的披露。在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是全球溯源的一部分，也是第一步；报告的所有结论和建议都是基于全球视角，未来研究不会仅限于某一区域。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美国，呼吁美国公开相关数据的公开及支持相关专家组调查工作，美方至今仍未向国际社会作出合理解释。

德特里克堡：首先，2019年8月德特里克堡（下简称“德堡”）生物基地（Fort Detrick）的突然关闭和随后其所在地马里兰州爆发、恶化的“电子烟肺炎”（EVALI）仍然疑点重重。2019年7月，德堡附近的两个养老社区出现了首批不明原因导致肺炎的呼吸道疾病病例。8月，出于安全考虑，一所军事微生物实验室关停了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险微生物的研究：位于马里兰州的德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声明其研究遵照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7月发布的停止令（因为该中心没有足够的系统来净化其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废水）已经暂停，并可能持续数月。同一时间，一场原因不明的“电子烟肺炎”在美国威斯康星州悄然暴发。2019年9月，马里兰州，即德特里克堡基地所在地报告称，“电子烟肺炎”患者病例增加了一倍。美国宣称，德堡是一个生物防御中心，研究可能被用来威胁军队或公共健康的细菌和毒素，调查疾病的爆发。被暂停的研究涉及一些毒素以及已确定对公众与环境构成严重威胁的选中细菌（Select Agents）——67种特定的药剂和毒素，包括引起埃博拉、天花、炭疽和瘟疫的微生物以及蓖麻毒素。

在关停之前，德堡已有多次事故与风险记录。例如，2001年炭疽热袭击事件，多家媒体的新闻编辑部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办公室收到了装有炭疽孢子的信件，造成5人死亡，17人被感染。该案的主要嫌疑人布鲁斯·艾文斯（Bruce Ivins）是德堡的一名高级生物武器研究员，其主要工作包括培养、进化炭疽病毒，后于2008年服药自杀，在联邦调查局计划以袭击罪名起诉他前不久。2009年，德堡因被发现储存了并不在清单上的病原体被关停。2018年，德堡为节省维护成本，关闭了焚化炉，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的销毁工作都被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Curtis Bay Medical Waste Services）。而该公司也存在大量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的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13.7万美元。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Col. Dexter Nunnally）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可疑病毒有机会在德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传播。2003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道披露，德特里克堡进行了两年的挖掘工作已经发现了2000多吨危险废物，包括数瓶军方并不知情被掩埋的活细菌和非毒性炭疽菌，包括梅氏布鲁氏菌、肺炎克雷伯菌和炭疽杆菌。一些实验室材料、动物尸体等废物也被发现，这些废物本应经过消毒、焚烧等处理后埋葬。化学品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时不时送到德特里克的垃圾填埋场的垃圾一样被直接倒进坑里。这些政府机构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而据一份解密的政府报告显示，中情局在德堡测试了生物制剂。实际上，德堡的预防措施并没有被要求，填埋坑没有内层，处理填埋也没有清单记录。

事实上，德堡生物基地成立之初，大量可疑秘密如影随形。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前身是美国从事生物武器研究的中心，与侵华日军731部队存在密切关系。二战结束后，德堡基地与日本进行秘密情报操纵的交易，以美国军方秘密资金支付为报酬，以豁免战犯战争责任为条件，获得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资料进行生物武器研究，德堡迅速发展。

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前驻外记者、布朗大学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The 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at Brown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曾在政客（Politico）撰文揭露，随着冷战开始，中央情报局认为共产主义者一定开发了一种药物或技术，使他们能够控制人类的思想，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但中央情报局仍然深陷洗脑幻想其中。

于是，中情局开展了精神控制计划（MK-ULTRA），计划以德特堡为关键基地制造杀死外国领导人的毒药。计划负责人于1973年销毁了他们的大部分记录，但其中的部分已在解密文件、面谈和国会调查中披露，揭示了德堡在制造刺杀毒药、精神控制计划等方面的核心作用。精神控制计划结束后，德堡作为中情局的毒药武器库，被用以开发和储存大量毒药，其中包括可能引起天花、肺结核和炭疽等疾病的生物制剂以及包括蛇毒和麻痹性贝类毒物的一些有机毒素。这其中就包括旨在杀死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刚果领导人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的毒药。

正如金泽表示的那样，对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确实会非常引人关注，但将会因为其秘密性非常困难。德堡仍然是所有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如果美国真的开发生化武器，那肯定是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的——那是唯一可以制造它的地方，所有的科学家都在那里，所有的毒素都在那里。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也存在着安全问题和大量疑团，对国际社会造成着威胁。此外，美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秘密生化项目。

朱庇特计划和合成冠状病毒：朱庇特计划（Plan Jupiter）计划由驻韩美军发起，始于2013年6月，涉及一种名为A型肉毒杆菌毒素的剧毒物质，其毒性是炭疽菌的10万倍。从2009年到2015年，美军曾数次将经过灭活处理的炭疽菌运送到韩国，并进行过16次实验，还引进过一次鼠疫杆菌。此外，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教授拉尔夫·巴里克（Ralph S. Baric）长期研究冠状病毒，2008年在《美国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发表论文，记录了设计、合成并激活一种SARS样冠状病毒的方法，并特别验证了这种人造病毒不仅能让小鼠感染患病，还能侵袭人类的呼吸道纤毛上皮细胞。巴里克表示，现在他们有能力设计、合成各类SARS样冠状病毒。他也曾经声称，合成病毒序列的技术有被用来制作大规模杀伤性生物武器的潜力。

美国“电子烟肺炎”关联的肺部损伤患者出现症状以及住院的数量时间变化统计

图源：CDC https://www.cdc.gov/tobacco/basic_information/e-cigarettes/severe-lung-disease.html

“电子烟肺炎”、大流感和军运会疟疾：在生化项目之外，美国也存在一些数据尚未公开透明的公共卫生事件。2019年7月，美国报道了电子烟相关肺部疾病，并暂停德堡实验室的大部分研究；2019年8月，美国电子烟急诊数大幅增加。美国疾控中心报告在美国16个州有153例可能由电子烟导致的严重肺部疾病，这些病例在2019年6月28日至8月20日期间被报告，出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伊利诺伊州、北卡罗来纳州、纽约州、威斯康星州等地。另外，俄罗斯卫星通讯社（Sputnik）评论《谁在害怕调查德特里克堡？》（Who's Afraid of Fort Detrick Probe?）指出，在武汉出现新冠疫情前，美国因流感死亡人数出现史无前例的激增。因此，美国需要接受相关的调查，研究2019美国流感中是否有人实际上是因新冠肺炎死亡。同时，外界也存在怀疑参加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美国运动员可能是最初引发新冠疫情的“零号病人”。2019年10月，美国赴武汉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有五名美军选手出现发烧、咳嗽和腹泻等传染病症状，病情初步诊断结果为在中美都已罕迹的疟疾。5名患病军人回到美国后，美方封锁消息，再未向外界公布相关的病例检测报告等。

无从证伪的“阴谋”：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溯源报告已经提出中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是疫情的发源地，美国仍然存在大量阴谋论的声音，认为病毒是中国实验室人为泄露。然而，美国方面也存在大量难以证实甚至无从证伪的疑点。例如，加拿大国家微生物实验室（NML）前科学总监弗兰克·普卢默（Frank Plummer），曾在非典、H1N1流感和埃博拉疫情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在2020年2月突然离世。俄罗斯疫苗专家卡甘斯基（Alexander “Sasha” Kagansky），意外从14楼坠下死亡，身上有多处刀伤。死前，在爱丁堡的一个实验室，他参与了冠状病毒疫苗的研发。近年来还有其他生物科学家意外离世，死因不明。他们的研究领域多为病毒学，主要集中在艾滋病、埃博拉病毒，其中多位受害的生物学家正在从事冠状病毒研究，在即将做出成果时突然死亡。对此，网络上许多怀疑的声音认为这些科学家的死亡另有蹊跷，是非自然死亡，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直接关系。甚至有匿名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声称自己曾经是德堡的工作人员，爆料包括曾与冠状病毒专家拉尔夫·巴里克密切合作的病毒学家弗兰克·普卢默在内的数位新冠病毒关键科学家的集中意外死亡，均与美方有关。

03

未来防控：病毒溯源调查的意义

科学的病毒溯源对制定未来的疾病预防和生物安全政策至关重要。了解新冠病毒的起源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确定病毒传播机制以遏制未来的流行病。目前，可获得的数据尚不足以确定病毒源头，而溯源问题对人类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风险/收益平衡、野生动物和家畜的集约化养殖、一些实验室实践等及相关科学政策和生物安全法规都有着重要影响。研究参与大流行性病毒出现的分子机制的进化对于制定治疗和疫苗策略以及预防未来的人畜共患病都至关重要。尽管很多人认为，溯源的目的是需要某种公正或解释、需要有人为这场大流行病负责，但科学的病毒溯源实际上是为防止这样的大流行病再次发生提供信息与洞见。

科学溯源结果的可靠性取决于测序的质量、宏基因组重建、数据的公共可访问性以及序列数据库中注释的准确性。达到这些标准需要各个国家的积极配合，公开透明大量的数据积累是病毒溯源的关键基础。有学者指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科学人员掌握的大量全球流感病毒的数据为溯源新出现的流感病毒毒株提供了翔实的科学依据，这解释了为什么当2009年出现H1N1大流行以及2013年出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疫情时科研人员可以迅速地解析病毒的源头、进化方式和传播途径。同时，疫情的初始暴发地可能不是病毒的起源地，例如艾滋病病毒（HIV）于1981年首次在美国发现，但其在1959年采集于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的人类血样中已经存在。

当前，中国已经配合并完成了世卫组织的溯源工作，“秉持公开、透明、科学、合作的原则，全力支持世卫专家组工作，完全满足了世卫专家参访的要求......从而发布出一份经得起科学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报告”。面对国际社会，中方展现出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在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向世卫组织报告疫情并分享了病毒基因序列，而后率先同世卫组织开展病毒溯源研究合作，两次邀请世卫组织专家来华开展溯源研究。

相比之下，一些国家三缄其口，拒不公开新冠病毒溯源需要的相关数据信息，企图推翻世卫与中国专家联合溯源报告的阶段性结论，要求开展重新追查武汉实验室泄漏可能的第二次溯源工作。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分析，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是美国转移抗疫失败责任和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借口。为了寻求公开透明的病毒溯源数据，美国理应邀请世卫组织调查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美国2019年“电子烟肺炎”等公共卫生事件，并公开美方于2019年参加武汉军运会中患病士兵的相关数据。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至今没有对各方质疑作出过正面回应，我们再次呼吁美方本着开放、透明、合作的态度认真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

图源：人民日报

https://wap.peopleapp.com/article/6265804/6162453

04

总结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发展水平不平衡与全球治理议题紧迫性进一步显露。目前，国际关系格局仍在恶化，合作依旧消极，中美乃至东西方的对立思维似乎仍然固不可彻，来自利益集团的渲染和放大破坏着全球抗疫合作的进程。这样的对立思维不仅不利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也影响着全球经济下行、气候变暖和教育公平等多个领域的国际协作。

正如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艺术史系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巫鸿指出，执着地把“东、西”或“中、西”对立起来，限制了我们的思维，并不鼓励我们去创造新的价值，而往往是把我们拖回到一种历史的想象——一种前现代的想象，恰恰把中国文化的非常宝贵的容纳性和吸收性给否认了。随着风险社会的真正到来，中方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是解决当今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威胁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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